一

陕西古代道路，从夏之前传说时期，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晋、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止，兴衰长约五六千年。先民为生活、生产和王朝为政治、军事、经济等所需，注重修治道路，拓展交通。受施行统治、维护统一、军事攻伐、经济开发、民族融合以及对外交往、对内交流等诸多因素影响，境内道路在利废、兴衰的交替中逐步拓展。自西周径、畛、涂、道、路，秦时驰道、直道，到汉、隋、唐至宋、元、明驿道与次驿道，再到清官马大道与官马支道，道路名称、布局、走向及其地位、作用历经变化，逐步形成连接全省和周边重要地区的道路骨架。

（一）随早期人类活动而发端，为中国道路交通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陕西是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远古时期，蓝田猿人在这里繁衍生息。6000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定居狩猎并从事种植。由于从事采种、部落交往以及彼此冲突，都需要克服交通障碍。为此，先民剪草为径，沿溪踩道，足迹所至，逐渐形成一条条原始道路。史料记载，早先进入农耕时代的神农氏炎帝，发祥并活动于秦岭一带，教民耕稼，制陶织麻，尝草创药，其活动遍及姜水（即今宝鸡清姜河）上下，并沿渭水南岸逐渐东移，且有一部沿后来的陇道、陈仓道南迁。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氏族部落，自黄土高原兴起后，从姬水向渭水流域发展，再从陕东渡黄河，沿黄河南侧向东迁移并统一中原部落，由此在渭水、黄河间形成炎帝、黄帝东迁道。相传，黄帝还“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车的发明为原始道路交通一大文明进步。夏禹通九州，“陆行乘车”，所开通往各地的九道中，就有梁州（今陕西南部与四川）、雍州（今陕西、甘肃、山西一部分）间道路。周人最早活动于岐山下的周原，以垦荒与开路为两件大事，再由西向东发展，辗转于沣河两侧的丰、镐一带。之后，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活动范围扩大，部落间联系增多，加之扩充势力范围与频繁的冲突争战，原始小径不断延伸扩展，为后来各代道路交通的开拓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陕西因此成为中国古代道路的重要发端地。

（二）以都城为原点向外辐射，长期为全国道路交通中心与枢纽

“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关中以“地执便利”、物产富庶的形势，成为善都之地。自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在丰镐建立都城始，秦、西汉、新莽、东汉、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及赤眉、齐、大顺等农民政权先后在此建都，其中在长安（今西安市）建都长达1077年。居于中枢的封建王朝或政权，为护卫都城，便利都市与所统重镇往还，并使治力能及时达到所控制的疆土，修整道路，畅通交通，为各朝致力的一大要务。西周建立以周原为中心的周道骨架，“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见连接城乡道路的平直与便捷。秦国由西向东屡次迁都的过程，伴随着道路的开辟与营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咸阳为都，整修战国割据时道路，以东方道、武关道、临津道、陈仓道、西方道以及向北的直道为主，形成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道路骨架。“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由此可见秦时道路之广。秦代开拓的道路格局，为后世在陕西建都并建立道路交通骨架奠定了基础。后世各代，补缀扩延，使陕西境内道路臻于完善。汉以长安为中心，整修散关（陈仓道）、褒斜与金牛、郡道诸道；通回中道，加强与西北地区联系。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开辟以长安为起点、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成为横贯欧亚大陆最长的对外通道。隋时，为加强对全国统治，“举国就役”，通驰道，开御道，以至“民力凋尽”，“上下怨叛”。唐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道路建设亦大规模推进，建立起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15道，总里程约40000里的驿道网，成为强固王朝政权和统一国家的重要支撑。唐代诗人柳宗元曾说：“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其中，自长安通中原有长安、潼关、洛阳、汴州道；通江南、岭南有长安、商州、邓州道；通“三受降城”有长安、延州、麟州道，长安、同州、晋州道及长安、邠州、丰州道；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在陕西境南有凤翔陇关道，北有邠州萧关道；穿越秦岭、连接梁州（汉中）、益州（四川成都）的有骆谷道、褒斜道、凤翔—凤州—兴州（略阳）道、金牛道及荔枝道（子午道）。通洵阳、金州（安康）的有库谷道。上述各条驿路又呈羽状分出诸多支路，使陕西境道路如网，达到历史鼎盛时期。尤其吐蕃逻些（今西藏拉萨市）松赞干布使臣访问长安，唐朝使臣回访而在原驿道基础上形成的唐蕃古道，成为藏汉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在盛唐时的进一步开拓，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商业都会。汉、唐两代长安之所以成为当时的东西方名都，道路交通便利无疑是重要条件。

宋、元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东移，陕西虽不再是全国道路交通中心，但由于仍具控西北、扼西南的门户作用和东西间交通走廊的功能，以及应对北方边塞战事的战略后方地位，在整备、维持都会通过陕西连接西北、西南向道路的同时，修整与拓展陕北连接边塞的道路。南宋与金以秦岭为界，军事对峙与攻伐过程中，秦岭诸条谷道利用与毁弃频繁，由于转运兵员与粮秣需要，使凤州、兴州、三泉间驿路，兴元、金州、上津、商州道，库谷、义谷、锡谷道，以及金州入川东的任河谷道等，得到修葺与伸展。元至明、清时期，各代封建王朝对西北、西南统治，大多通过大都（今北京市）经陕西的驿路实现。元时陕西驿路布局和宋代相似，驿道主要有奉元路大都道、奉元路宁夏府道、奉元路察汗脑儿（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道、奉元路凤翔府秦州道以及义谷道、连云栈道等，同时新开连接凤翔府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的麻夫川道。明朝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13个布政使司（行省或省）首府的七条驿路大干线中，“北京至陕西、四川路”为其一，并辟西安至甘州大驿路，整修明长城沿边诸条军道、粮道。明代战乱频繁，曾设置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修筑长城和长城道，以加强军事防御。成化年间在府谷、靖边修筑长达1700里的内外两道长城和军事道路。清代继以北京为中心，以官马大道西路的“皋兰官路”和“四川官路”两大干道贯连西北、西南，并于陕西北部沿长城建有主要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的“塘路”，亦称军路。此外，有以西安府为中心通往陕西各府、州、厅、县治所的官马支道，如西安同州道、西安商州道、汉中兴安府道、西安延安府道、榆林府谷定边营军道、榆林宁夏府草路、榆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道和榆林归化道等。上述官马大道与支道构成清代陕西驿运骨架。

（三）沿关中东西开拓而后南北延伸，历经兴废而成网状道路骨架

陕西不同历史时期道路路线分布、里程与等级不尽相同，且时有兴废，但总体逐步增加、延伸，并由点成线，再串线成网状骨架系统。这一系统由发端、开拓到形成，与氏族部落和封建王朝迁移、拓展的路径大体吻合。炎帝、黄帝以及西周、先秦，在开辟并扩展定居地内部道路的同时，向外道路拓展的基本走势，则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的关中，由西向东或由东向西进行，故最早形成的是炎、黄二帝的东迁道，渭水两岸启伐有扈氏道和夏商时征战朝贡的东西道。之后到西周时，东西间着重发展的是丰镐通桃林塞道，通陇西的陇坂道，通西北方国的西北方道，通朔方白狄的北方道，通东北方诸侯封地的东北方道，通酆邑（今商洛市山阳县）的秦楚道。这些道路大体均为东西走向。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后，在上述道路被利用并施以整修、提高的同时，南、北向间道路逐渐延伸。但东西向主干驿道始终起着连接西南、西北干道交通的作用。

陕西境南、北间纵向道路，向南主要是穿越秦岭道路开辟，向北主要是沿边军道、粮道修治。秦岭为“天下之大阻”，是居于关中的氏族、王朝或政权向南拓展必须克服的最大地理障碍。西周时，秦岭已有散关道、褒斜道形成。秦惠文王时谋“巴蜀之富”，开金牛道，形成穿越秦岭的南、北栈道。自秦统一后历代王朝，对秦岭诸道继续施以修整。王莽时通子午道。汉、唐时开荔枝道、米仓道、文川道。宋开大竹道、金州川陕谷道等。这些道路大多得到各时期利用。陕西北部自周、秦、汉、唐以至宋、元、明、清时期，先后与居于北方的朔方、胡羌、匈奴、突厥、辽、西夏等部落或政权时而交往时而争战，历代王朝为防御侵扰，保边固土，大都注重关中通陕北和陕北东西向沿边道路的修整。自周开北方道起，秦开直道，北魏开经统万镇（今靖边县白城子）连接鄂尔多斯南缘沙漠道路，唐时在河套北建“三受降城”，先后开长安邠州丰州道、长安延州麟州道等，五代以至宋、元时开府州军道，绥德军东西道、延安府保安军东西道、子午岭东西道以及黄龙山诸道。元时利用前朝道路，形成奉元宁夏府道、奉元察汗脑儿道。明朝开府谷定边营军道、长城沿边输粮军道、定边营安边营庆阳府间输粮军道，并在清时被继以利用。这使陕西北部道路得以发展。

各时期道路随着统治王朝治力所及，尤其路线延伸、改建与分合，名称亦多变化。如周时桃林塞道，又称函谷道，秦汉时为潼关道，隋、唐时为长安潼关洛阳道，北宋时为潼关凤翔府秦州道，元、明时复为潼关道，清时为官马大道皋兰道陕西段、四川官道陕西段之一部分。西周时东北方道，到秦、汉以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为长安临津河东道，唐时为长安同州道，北宋时为同州道，清时为长安同州府道。西周时的陇坂道，秦汉时为陇关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为长安陇州道，隋、唐时为长安陇州凉州道，宋时为潼关凤翔府秦州道一部分，元时为奉元路凤翔府秦州道一部分，明时为西安府甘州府道一部分。西周时秦楚道，秦、汉时为武关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为长安洛州道，隋、唐时长安商州上津道一部分，又称商山道，北宋以至清时为商州道。元时，部分利用散关通往四川的古道开凿碥道，连接北栈（故道、褒斜道一部分）和南栈（金牛道一部分），被称为连云栈道。

陕西古代道路，无论是早期道路还是后来驿道、官马大道，无不随着与陕西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变迁而兴衰交替。即使同一条道路，在历史长河中亦荣枯不定，利废莫一。如长安连接长江中下游最为便捷的武关道，在东汉迁都洛阳后一度荒疏，至北魏政治中心向长安转移时，又因用兵频繁而得以繁忙。隋、唐时，长安与江南联系频繁，在潼关道因战乱受阻时，又是“夜亦有人行”的名利之路。纵穿秦岭的诸条道路，如褒斜道、金牛道、子午道、傥骆道，或因战争，或因粟财转输，或因治力所施，大多时期都受到王朝重视，但在分裂和战乱时则修毁无常。三国时蜀汉在褒斜道多次相互攻伐，栈道时毁时修，时断时通。中唐以至五代后唐时几经复修改移，被弃。陈仓道在东晋时由于南北分割，多所不通。宋、金时以秦岭为界，南北对峙，傥骆道用兵频繁，至元后则荒塞不通。秦所修直道，至唐中叶后随着延安府、绥德军道、粮道的修建，其南段逐渐废弃，北段则利用至清时辟为榆林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道。

（四）道路技术发明创造举世瞩目，维护管理开道路交通先河

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路的开辟实为不易。前人为此孜孜以求，肯于实践，并且有许多令中华民族自豪的革故创新。秦汉时于秦岭“穴山取道”，沿溪设线，修建以石、木和土为材料的栈道，以木栈为著。其结构有平梁直柱式、斜坡搭架式、斜柱式、无柱式、千梁无柱式、隧道式或凹槽式。木栈于山崖上凿孔，安插木梁，以木柱承托，壁孔下方凿孔立柱，梁柱以榫卯结合，上铺木板，宽约3米，可容车一轨，其设计建筑至为周全。栈道由散关道、褒斜道、金牛道始，后延至武关道、子午道等古道。东汉明帝刘庄时开石门隧道，采用火烧水淬方法，“穿山通道”，开中国道路隧道建设之先河，为世界道路交通史上一大创举。秦开直道，自云阳（今淳化县北）而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全长“千八百里”，宽20～50米，最宽处达百米，尤其沿脊选线，堑山堙谷，就地取材，仅用一年建成，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陕西道路桥梁先浮桥再木桥而再石桥，建造技术代有创新。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迎亲于渭，造舟为梁”，是谓浮桥。春秋时，秦昭王于渭河南北的咸阳宫、兴乐宫间以木梁柱“作渭桥”。汉、隋、唐相继在渭河上修建中渭（即秦时渭桥，又称横桥）、东渭与西渭三座多跨木柱木梁桥，史称“渭水三桥”。中渭桥采用斗拱承托的悬臂木梁结构。201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北渭河故道一线共发现三组七座古桥遗址。其中厨城门1号桥南北长约880米，宽约15.4米，为同时期世界规模最大的桥梁，有“万里丝路第一桥”之称。汉时，“以石为梁”，始建长安灞桥，之后该桥因水毁多次重修。清代重修的灞桥，为以石碾盘做桩基座，设置六排圆形石轴（即石柱）的简支木梁桥。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在秦时于黄河蒲津渡初作舟桥的基础上，以“铁索连舟”法重建蒲津渡桥。明万历十九年在三原清河上建造的三孔拱桥——龙桥，青石砌筑，石钩铁钳，石缝用糯米和石灰汁黏合，建造精湛。这些技术，在中国道路桥梁修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列树表道，雨毕除道，“立鄙食以守路”，设置司空，管理路政，建立道路交通维护管理制度，构成先秦交通一大特色。秦道“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始皇“车同轨”，规定郡守县令（长）“除陛甬道”，修治“阡陌津桥”，以达“道易车利”。汉代把道路维护与修治作为地方官的重要职责。这些维护管理制度，经后世各朝承继与变革，使古代道路管理体系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