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传播类纸品收藏

第一节 书报刊里乾坤大

江浙藏书楼遗风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社会的精神财富、知识宝库，培养人才的摇篮，历史进程的记录。自唐代以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浙一带成为中国富庶之地。由于这一地区文人雅士众多，编修风起，著述如林，读书藏书之风卓然自成。

毛昭晰在《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一文中指出：自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440余人，藏书楼200余处。《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作者范凤书统计古代至近现代的藏书家，共得4715人，按籍贯来算，浙江1062人，占22%，排名第一。其次为江苏，967人，占20.5%。虽然关于“藏书家”的标准或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但江浙两省是中国历代藏书最盛的地方，应无疑义。

浙江历代的藏书家，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视书如命，“菲饮食，恶衣服。减百俸，买书读”，到处搜罗故书。购书不得则抄书，其中以抄书闻名于世的有朱彝尊、徐时栋、丁丙等。朱彝尊还因偷抄史馆藏书而被贬，在书与官之间他宁肯要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知孰愚。”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历代藏书家历尽艰辛搜集的藏书，很可能因天灾人祸或子孙不肖而丧失殆尽。为此，很多藏书家订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宁波天一阁自建阁至1949年，历十三代，薪火相传而不衰，不能说与其严格的管理制度无关。余姚黄澄量的五桂楼也有管理制度，但开放得多，只要想读书的黄氏子孙均可登楼。即使不是黄氏子孙，只要由黄氏子孙陪同亦可登楼读书。但是有一条：“鬻与借人，即为不孝。”不能拿五桂楼的书卖掉或借人。五桂楼自建楼至今也有180多年了。

苏州过云楼顾氏收藏有十四忌：一、霾天；二、污秽；三、灯下；四、酒边；五、映摹；六、强借；七、拙工印；八、凡手题；九、徇名遗实；十、重画轻书；十一、改装因失旧观；十二、耽异误诊赝品；十三、惯习钻营之市侩；十四、妄摘瑕病之恶宾。

浙江有两个私人藏书楼可称为全国之“最”：兴建于明代的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而规模最大藏书量最多的，则首推民国时期湖州南浔嘉业堂。嘉业堂藏书楼占地20亩，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耗资80万元，藏书57万多卷，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为清末全国四大藏书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所不及。

图2-1是刘承幹。

嘉业堂的主人是三代富而不吝，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的浙江著名民族资本家——刘承幹。

刘承幹（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其祖父刘镛，经营湖丝出口生意，至清同治初年时财富已甲于一方，成为南浔一带“四象”中最富有的四大豪门之冠。（南浔镇曾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之称谓，其中拥资千万元以上者称为“象”）。其生父刘锦藻是著名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纂辑者。刘承幹幼年时，因其伯父刘安澜早亡无子，由祖父做主，出继为安澜后嗣。光绪二十五年（1899）祖父刘镛病逝，刘承幹以“承重孙”身份继承祖父遗留下的偌大家业。

刘承幹搜聚书籍始于1910年。后定居上海，以其丰厚的家财实力，大量收集古今图书。他购进卢氏抱经楼、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丁氏八千卷楼、祁氏澹生堂等著名藏书楼散出的大量书籍，仅六七年，其藏书规模直追清末著名的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藏书大家。

图2-2是嘉业堂藏宋刻本《王荆公诗集》。

黄建国在《试论嘉业堂藏书楼的特点》一文中，有如下评述：

纵观嘉业堂全盛时期所藏，其特色之一：不仅珍重宋元精本，亦着眼于明清两代刻本。据有关资料记载，嘉业堂曾藏有宋刻77种、元刻78种，共计155种（其中完整的有106种），比现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多一倍多。为了整理清代典故的需要，刘承幹更看重有关明清两代资料的收集。当时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据说所藏明刊本2000种左右，清刻本多达5000种上下。

嘉业堂藏书特色之二：藏有大量的珍贵稿本、抄本。《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反映了这部分藏书的一些情况。据统计，嘉业堂曾藏有稿本、抄本2000种。最为巨观的有明孤本《永乐大典》42册，清乾隆翁方纲手纂《四库全书提要》原稿150册，清四库全书文源阁本6册，文澜阁本26册、文宗或文汇阁本1册，有《清实录》《清史列传》两部抄稿本（系刘雇人花数年根据内府各种藏本集抄编成）。

广收地方志是嘉业堂藏书的又一特色。刘承幹对各地的方志亦是不惜重金，广泛搜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一直到乡镇志，不计复本在内共收1200种，33384卷。其中可称“海内秘籍”的珍本，就有62种之多。

图2-3（1）是刘承幹自印本《嘉业堂善本书影》。

私人藏书楼刻书，古代以江苏常熟毛晋的汲古阁为最多，近代则以刘承幹的嘉业堂刻本最为有名。明晚期藏书家毛晋在40多年里，曾先后刻有世称“汲古阁本”600种。刘承幹在搜罗古籍的同时，还觅集各种书版，加上雇人雕刻，嘉业堂藏有书版3万至4万块，印有图书近300部，约3000卷。刘氏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曾被清政府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屈大均的《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清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显的《翁山文外》等，皆为世所罕见。凡嘉业堂刊刻之书，刘承幹都写有题跋，说明其刻印缘由，及其版本价值。嘉业堂刻本向为世人所器重。

日寇侵华前，刘承幹已家道中落。其镇楼之宝——宋版“四史”等售予潘氏宝礼堂；徐松所辑的《宋会要》稿本售予北平图书馆；手抄全部《明实录》售予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残本售予大连满铁图书馆，后辗转苏联列宁图书馆归入北京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嘉业堂的藏书尤其“关切”。1940年，刘承幹欲以80万元售其藏书，美国人亦欲染指，各书贾也蠢蠢欲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叶恭绰、郑振铎等人晓以民族大义，以25万元购买了所藏明刊本1200余种，归重庆中央图书馆，后运至台湾。另外，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也分别收购其藏书。1951年，刘承幹将大量鬻而未尽的图书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共11万余册图书，3000余册杂志、自刻书2万册、版片3万片。嘉业堂也改成浙江省图书馆的一个古籍书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至此告终。

图2-3（2）是刘承幹求恕斋藏书《硕果亭诗》。

中国的藏书楼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藏书楼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天灾人祸，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顽强走完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程，并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中国的藏书楼与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

民国藏书家“南陈北周”

收藏是一种以史为镜的生活态度，知识和经验都在积累，与时光一起关注古籍珍本的鉴藏与沉浮。文化传承靠一代代人来做，凡有大成者，必忘怀得失，自甘其乐。万事皆易满足，唯藏书终身无尽。

古籍类文物因个体存世量小，鉴定难度大，学识门槛高等原因，过去一直受冷落。当今鱼龙混杂的艺术品收藏投资的潮流中，古籍善本的稀有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难以造假性的特点，正在被人们逐渐认识，我国古籍善本的增值，可以说是才起步。

书是精神财富，家中一珍。藏书使人沉浸在一种从容不迫的“静”里。古人云，读书破万卷。如今别说破万卷，破千卷、百卷，甚至十卷，也应感到愧对先哲的厚望了。

民国期间全国有两大藏书家，被并称为“南陈北周”。“南陈”为上海陈澄中，“北周”为天津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以字行。安徽东至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新中国诞生前夕，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图2-4是周叔弢像及其藏书印。

周叔弢是著名的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他出身书香门第，受其祖父两江总督周馥熏陶，自幼喜好读书，博览诸家。致力于善本、孤本的搜求，不惜巨资。其藏书室名为“自庄严堪”，所藏善本珍稀精美，近代四大藏书楼之旧藏均未能逾其右。

周叔弢藏书以精严自励，为了收藏古籍几乎耗尽毕生心血。他个人的经营所得，大部分用来购书。得知上海来青阁有宋版《礼记》二十卷出售，周叔弢以万金购回。宋版《经典释文》为古籍中奇珍，他不惜以二两黄金买下，后捐赠北京图书馆。抗战爆发前，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陶陶室”所藏珍品《陶渊明集十卷》，他异常欣喜，又渴望能买到“陶陶室”的第二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后来得知这部珍品已被北京一个书商买去。该书商知道周叔弢欲购此书的急切心情，向周索要4000元，这个价钱折合时价可买面粉4000多袋。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周叔弢还是下了决心，不惜以重金买下这部书。周叔弢以收藏宋、元、明三代经史子集善本书而名播海内，因收有“天禄琳琅”《寒山子诗》，他以“寒在堂”为书室名。

图2-5是周叔弢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宋刻本《东坡乐府》。

从1950年开始，周叔弢着手整理自己心爱的藏书，准备捐献国家。1952年，他向天津市领导表示：“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么？”

1952年，周叔弢捐献给国家的第一批书是他所藏宋、金、元、明、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计715种，2672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接接收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

1954年，周叔弢赠给南开大学中外图书3000余册。1955年，赠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籍3100余种，2.2万余册。1972年，他又将善本书籍1800余种9100余册赠给天津图书馆。周叔弢还把他收藏的敦煌卷200卷，战国、秦汉古印900余方和元、明、清名人书画等多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1980年，为祝贺周叔弢九十寿辰，北京图书馆将周叔弢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图书馆也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1981年3月8日，天津市政府召开授奖大会，表彰周叔弢的爱国热忱。会上，周叔弢又向国家捐献了文物1260件，古籍图书1827种，计9196册。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以从事金融银行业起家，公余喜收藏古籍善本。陈澄中受南海宝礼堂潘宗周影响，尤嗜宋元旧椠、明清精抄、名人校跋之本。所藏毛抄、黄跋品种之多，非同侪藏家能比。陈澄中藏书因得宋廖莹中世彩堂刊《昌黎先生集》，后又访得潘氏宝礼堂藏有廖刊《河东先生集》，以重金购归插架，使两种绝妙宋刻本珠联璧合，其购书之豪举与痴迷，一时传为书林佳话。

图2-6是陈澄中。

宋代廖莹中为南宋权相贾似道之幕客，其所刊之《昌黎》《河东》二集，字体版式全同，各卷后有篆文“世彩堂廖氏刻梓家塾”牌记。刻工有孙沅、从善、冯奕之等，亦同见于两集。可知二书同期先后刊版开雕。其用纸选墨亦十分精善，所谓用抚州萆抄江纸，造油烟墨印刷者，即指此二书。廖刻《昌黎》《河东》传至今日，已成孤本，开卷犹光洁如新，墨若点漆，让人醉心悦目。

图2-7（1）是宋版《孟浩然诗集》。

图2-7（2）是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唐韩愈撰，宋廖莹中校正。此本纸莹墨润，字体在禇柳间，精雅绝伦。又迭以项元汴、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陈澄中等名家收藏，洵为至宝。

陈澄中先后得到韩氏读有用书斋、袁氏后百宋一廛、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等旧藏秘籍，藏书迅速扩张，宋元善本、明清抄校稿本、罕见善拓，逾500部，普通善本古籍不计其数。其藏书数量大、质量高，江南无人能敌。

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出陈氏将出售珍藏古籍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闻讯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绝不能任其流入国外。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内地的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一起与陈澄中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藏的第一批善本。书共83部，交由北京图书馆庋藏，其中就有著名的宋廖氏世彩堂刊《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以及许多堪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

陈澄中售出的这批古籍珍品还有，宋绍定三年（1230）越州读书堂刻《切韵指掌图》、宋淳熙八年（1181）泉州州学刻《禹贡论》二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均是海内孤本。

1960—1965年，陈澄中第二次卖书，其中包括宋台州刻本《荀子》、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宋拓本《神策军碑》、宋拓《蜀石经》等，共计25部。当陈澄中卖书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人士都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周恩来总理闻知此讯后，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批书买了回来。书到京后，周总理还抽出时间一一过目，并指示北京图书馆要妥善典藏。

图2-8是宋刻本《荀子》二十卷。唐杨倞注。此本乃南宋宁宗时重刻本，版式格局依监本规制。海内仅存。

这批书分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两部分。其中善本图书有宋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任松乡集》等。

1967年陈澄中移居美国。1978年6月病逝。1979—1980年，在陈澄中之妻叶爱锦的主持下，委托居住在上海的女儿陈国瑛、女婿刘潔敖，将原有抄家存上海图书馆的珍本善本捐献给国家，留上海图书馆收藏，共676部， 5901册。其中包括宋刻本15种、元刻本11种、赵城金藏13卷、抄校稿本130种、明刻本165种、明铜活字本4种、敦煌经卷1种。

图2-9是陈澄中旧藏宋拓本《神策军碑》。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合编的《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宣纸彩印色，线装12册全。详细介绍了陈澄中生平、所藏善本回归经过及其珍贵价值。

新的藏书活动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群众性藏书读书活动日趋活跃。各地藏书家评选活动如雨后春笋显现了勃勃生机。

1988年，中国著名的“藏书之乡”常熟，首先举办了“当代个人藏书十佳”评比，被选为“十佳”榜首者的藏书量达到1.5万余册。至90年代，当地又续办了第二届评比活动。

1996年3月，浙江宁波市由《宁波日报》、新江厦商城、市图书馆和“天一阁”藏书楼共同发起组织宁波市首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宁波市有关部门规定家庭或个人藏书在1000册以上者均可报名，结果各界申报者多达182人，最后依据藏书量、藏书环境、藏书特色、藏书历史逐项评估打分，最终排出前十名优胜家庭。

1996年10月25日，“长沙市十大藏书家”评选揭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光岳以个人藏书3.6万册位居榜首，他所藏书籍不仅主题广泛，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诸学科，而且著书立说，成果丰硕。

2000年10月，四川省、成都市有关部门举行颁奖仪式，向评选揭晓的首届“天府十大藏书家”授牌。

2000年山西举办山西省首届藏书家评选活动，以收藏5000册为起点要求。至2001年秋，选出10位被授予“山西省十大藏书家”称号；21人被授予“山西省藏书家”称号。

当代中国藏书活动无论从藏书队伍、藏书范围、藏书研究、藏书市场等各方面都具有新的特色。

1．藏书队伍不断扩大。书籍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源泉，同时也是进身之阶，历代官宦和文豪都以藏书为荣。自古以来，藏书为朝野之时尚，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其中不少人也是私人藏书家。当代藏书者队伍中，不仅有文人学者、领导干部，还有大量的职员、教师、工人、农民等，形成了大众收藏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藏书范围不断拓展。中国历代藏书家主要集藏古籍善本，以珍罕、奇异、孤本为荣。而当代藏书家根据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量力而行，将藏书范围不断拓展。一部分高层次的藏书家仍以传统的古籍善本为集藏对象，但止步于宋元刻本，钟情于明清刻本。还有一批藏书家将目光转向专题古籍集藏，分别开拓出地方史志类、家谱族谱类、木刻插图类、抄本稿本类、套印本等，同时将民国时期图书精品视为“新善本”，分别开拓出新文学类、抗战史料类、解放区边区文献类、民国期刊类等热门题材。更多的藏书爱好者则投身于新中国早期图书的收藏，分别开拓出文学史类、外国文艺类、地方戏剧类、美术图册类、中共党史类、人物传记类、“文化大革命”资料类、连环画类、集邮文献类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是新中国图书出版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批高水准的专业出版社，曾出版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类、文物考古类、传统艺术类、工艺美术类、苏联东欧文化艺术类等精品图书。这些图书从选题、内容、学术价值、编辑、勘校、印刷装帧等方面堪称一流，树立了新中国图书出版的一座里程碑。由于这些书当年发行量小、“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首当其冲、损毁严重，其存世量较少，已成为当代藏书者善价难觅的藏书专题。

3．藏书研究深入发展。1997年12月，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研讨会就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历史与现状，藏书楼的特点以及中外藏书比较，中国古代藏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2001年8月下旬，中国书店文化遗产书店在该店召开了中国古籍收藏保护及发展研讨会。北京、天津、杭州古籍收藏家、版本学家和齐鲁书社的《藏书家》丛刊主编，以及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万隆拍卖公司的古籍鉴定专家等15人参加了研讨。与会的藏书家田涛介绍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古籍印刷史的最新动态，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建业介绍了国家珍贵古籍的概况和各地收藏家近年来的最新成果，藏书家、学者陆昕教授介绍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十年规划和项目安排，藏书家韦力、秦杰先后就古籍整理、发掘、拍卖、市场定价，以及拓展文献收藏下限对于保护和保存文献资源的作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议。

4．藏书市场日益繁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整体勃兴，古旧书业、藏书市场不断发展。以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图书公司为龙头，以天津古籍书店、扬州古籍书店等为羽翼的一批专业书店，在古旧书行业中发挥着骨干和主导作用。2004年6月，在上海旧书店原址、现上海社科书店四楼，上海旧书店正式复业。该店汇集了上海图书公司自有藏品的精华和全国各地收藏家近3万余种藏品，其中有古籍善本、老期刊、碑帖、印谱、“文化大革命”资料、老照片、宣传画、怀旧物品、红色收藏及抗战资料等。

图2-10（1）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的红区》（史诺等著）。

图2-10（2）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刘志丹》（董均伦著）。

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大中城市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古旧书交易市场，如北京报国寺市场、潘家园市场、上海文庙市场、南京朝天宫市场等。

2002年，北京、上海等地拍卖公司举办的古籍善本、文献资料、大众收藏书刊等各种大型拍卖会有10场。由此中国各拍卖公司古籍拍卖会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藏书与读书一样，是个漫长而复杂的经历，它是自助游而非参加旅行团，书中风光，沿途景致，都需要自己去探险。藏书与人生类似，前半场追求的是成功，下半场追求的是意义。有时难免偏激，但没有偏激便没有深刻。

家谱收藏慰乡愁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以家庭为基础，以记载家庭世系和事迹为中心内容的表册书籍。古语说：“家之谱犹国之史，史不作无以知一代之圣哲；谱不叙无以知一姓之英奇。”可见纂谱、修谱自古是何等重要之事。编史、修志、续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而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谱是距今1400多年的隋唐古墓出土的家谱残片。

中国记载历史的文献有三大类，国史、方志和家谱，家谱也是记载历史的重要载体。家谱是平民百姓的史册，被称为老百姓的“小史记”。家谱除了记录族人的血脉繁衍，还关乎记忆、文化、传统等生生不息的传承。家谱也记录了本地村落的变迁，族人历史上的大事件，还留下了大量浸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家训家规。

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的专题目录，把目前可以收集到的全球中国人的家谱都包括了，收藏了608个姓氏的家谱52401种。据了解，上海图书馆是目前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在他们收藏的近2万种20万册家谱中，计有365个姓氏。

图2-11是家谱收藏家励双杰。

励双杰，1969年生，慈溪人。家谱收藏家，作家。目前已收藏1949年前的家谱原件近2万册，包含300多个姓氏，其中许多是孤本。出版专著《慈溪余姚家谱提要》《中国家谱藏谈》，长篇小说《阳谋》等。主编《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7年12月21日，励双杰应邀在宁波文化广场做关于家谱收藏的主题演讲。这是在一个年轻观众为主的场合讲家谱，所以他采用了时下大家最熟悉的微信圈朋友的方式，演讲中把《锡山许氏宗谱》故事编成微信圈的名人故事，以引起大家的兴趣。《锡山许氏宗谱》在励双杰家里收藏了多年，这个家谱非常特殊，是他用四部家谱跟一位江苏的朋友交换来的。

许氏家族在宋朝的时候，有个叫许元的老祖宗，官至工部侍郎。他有个“微信好友”叫欧阳修，送了很多首诗给许元。在许元死后，欧阳修还写过《许元传》和《许元墓志铭》，都流传到了今天。许元还有个“微信好友”叫作范仲淹。许元当时出任发运使，就是范仲淹推荐的。许元有个亲弟弟叫许平，历史上称他“与兄元俱以智略为当世所器”，很为朝廷赏识。许平有个“微信好友”叫作王安石，王安石文笔好，专门为他写了篇《许氏世谱序》。在许平死后，王安石还写了篇《墓志铭》来祭奠他，这篇文字后来被选入《古文观止》，现在已是中学古文教学的范文。

许平的曾孙叫许敦，字希道，从江苏的高邮迁到了无锡，成为锡山许氏的一世祖，当时是在南宋时期。从许敦传了二十五代，到了清末民初，出了一个叫许宝树的后代，家谱中说他“工篆法，擅丹青”。许宝树的孙女嫁给了秦邦宪，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许宝树的小儿子许国凤有对孪生兄弟的学生，叫钱基博、钱基厚。钱基博的儿子，就是钱钟书。钱基厚的儿子钱钟韩，曾是东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宝树的侄女嫁给了李四光……

这部1927年的《锡山许氏宗谱》根据《中国家谱总目》记载，有好几家公藏单位都有收藏，但几乎都是沉睡于库房之中，很少有被开发利用的。其实家谱的价值，远远不止里面有名人这么简单，其所蕴含的丰富史料，堪称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现在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热词，就是“寻根”。而寻根最主要的载体，就是家谱。励双杰想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家谱其实也并不是土得掉渣的老古董，也有非常可爱有趣的一面。

图2-12（1）是《李氏宗谱》。

励双杰从1993年开始收藏家谱，“当时我在慈溪周巷的姚北古玩市场淘古书，突然看到一部32本的《上虞西华顾氏家谱》，对方讨价1000元。我马上把它买了下来，宝贝似的拿回了家。第一次接触到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的家谱，翻着那质朴的纸张、版本，读着那娓娓道来的有关家族祖先的故事，感觉一部家谱就是一部演变着的历史，特别有意义”。

充分认识到家谱的寻根功能、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和版本学意义后，励双杰开始了大量搜求、购买家谱的行动。不仅自己出差的时候去古玩市场遍寻，还建立了自己的寻书网络，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中间商在民间和古玩市场为他搜求各种家谱。当时，收藏家谱的人还比较少，价格也便宜。不过随着古籍价格上涨，也带动家谱价格上涨。以前在拍卖会上家谱流拍的很多，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家谱，对家谱有兴趣。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家族开始新一轮的家谱纂修，到了90年代就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现在好多家族修家谱都已经进入第二轮了。现在，浙江、江苏、河南也陆续开始，文化寻根越来越热。

说起修家谱，励双杰介绍说：修家谱的程序跟过去应该是一样的，有过去的老家谱，再续修上去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内容上宜加不宜减。对于第一次修家谱的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找到失踪了的历史源头，这个难度很大。有一种方法是找到老家的祖坟，中国过去有一个习惯，一定要叶落归根，入故土为安，所以无论战乱还是漂洋过海，死后都要回归故土，祖坟的周边一般会是自己的宗族墓葬地，墓碑上镌刻的内容也是修谱的依据。

对于家谱，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查询，不知道到哪儿去查。励双杰想通过自己收藏家谱的经验和资料，给本地想寻根的人找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于是花了三年时间写成《慈溪余姚家谱提要》，书中所录528种家谱中，除了他所藏的55种，其余都是全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乃至个人、国外所藏。读者通过这本书的指导，可以找到自己的宗族。

励双杰认为：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图2-12（2）是《刘氏家谱》。

“人必有家，家必有谱，谱必有训。”除了记载谱系传承，家谱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家风家训，这是家族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家谱中的体现，人如果能了解更长远一点，便会更明白生命的意义，家谱是个很好的传统，不仅能追溯一个家族的来源，并且后世能从家族往事中汲取人生经验，激励后人。

“乱世藏金，盛世修谱。”近十几年来，在很多地方民间兴起了“修谱热”。现在修家谱的特点，由于联络更为方便，家谱的支系比过去更多更庞大，家谱的印刷也更精美。家谱产生于民间也保存于民间，并不对外发行。如果将家谱放到图书馆可以发挥公示功能，方便各界群众查阅，对家谱体例不清楚的可以查询学习，对同姓家谱缺失的通过查询还有可能联系上进行弥补，促进各地同姓的联谱、寻亲，也可保留民风民俗记载，为社会存史。例如， 2017年河南省图书馆推出了“家谱有奖征集成果展”，接受了不少民间的家谱捐赠。目前该馆收藏的家谱总数超过1000部，涉及约200个姓氏。

百年报纸话沧桑

创建于我国清朝的《申报》，作为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企业经营）新闻报纸，是大报中的精品。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别称“申”的原因，是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美查在上海创办地方报，由此取名“申报”。有史料记载，《申报》创办初期好多年，报纸日销售量仅为600份，然而影响却十分广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报海旧闻》中有记载：“《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

图2-13是1919年5月11日《申报》。

《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虽然几易其主，但总体上坚持的策略是“义利兼顾”。1881年，《申报》的发行（销售）范围已从城市拓展到乡镇，并从本埠扩展到外埠。在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设分销处。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大的新闻类报纸，成为中国官府、民间重要的日常读物。

《申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其文字风格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且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到了1897年，《申报》日销售量达到万余份。

著名民主人士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史量才在新闻业务和管理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引进先进设备，注重广告业务开拓，到1915年后，《申报》刊登广告的版面大于新闻版面。1916年《申报》日售14000份，1917年日售2万份，1922年成为实力雄厚的大报。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国成立初期新闻报刊的作用是：宣扬了民主共和思想，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国成立后新闻报刊进一步宣传了这一思想；由于民国是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名义成立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新闻报纸也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论，做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报纸，报头含“民”字的报纸在新闻界中有“竖三民”“横三民”之称。“竖三民”是说“一脉相承”，指《民呼》《民吁》《民立》三报；“横三民”是说“齐头并起”，指《民权》《国民新闻》《中华民报》三报。

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

图2-14（1）是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报道日本投降。

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

另外，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诞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如：《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以上各类报纸，有政府办的，有机关团体办的，亦有私人营办的。

《西京日报》于1933年3月21日正式创刊。该报经费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津贴，业务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发行人兼社长为邱元武。当局认为邱“青年有为，作事认真”，邱后被人暗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第二天，《西京日报》曾被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派的进步人士接管，易为《解放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革命道理。但西安事变后又被《西京日报》原班人马收回，并恢复了原名。

图2-14（2）是《西京日报》印发的“日本投降”号外。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是由原《秦风日报》《工商日报》两报联合而成。《秦风日报》是西安事变后成柏仁创办，《工商日报》是西安事变前刘文伯创办。这两家报在抗日战争初期都曾尽力于联合统一战线的抗日斗争，反对封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

1943年民盟西北总支部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建议，为促进民主运动，遂由杜斌丞、杨明轩等提议，主张“秦风”“工商”两报合版。两报联合后，改组并加强了领导和编辑力量，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日出1大张，发行量8000份。国民党当局对该报采取卑劣手段捣毁报社。《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5月3日被迫停刊。

图2-15是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第一号。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这里先后创办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报纸，发表了很多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的社论专论、重要文章等。其中《新中华报》以前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从1939年2月7日起，《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

图2-16是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向外界表达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大事的观点与角度的宣传工具，举世瞩目。

1946年当时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准备在邯郸创办一份大型机关报，开始拟叫《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建议改名为《人民日报》。首份1946年5月15日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华北局发行。1946年7月1日，毛主席亲笔题写了“人民日报”四个字的报头。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原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和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原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北平解放日报》。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了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图2-17是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开国大典。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大量文章的政治观点和思维都体现着官方的态度，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被视作高度权威的官方态度和政策走向。该报的社论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改变了中国的历史。1949年以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事件发生的起点，例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社论震惊中外。很多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的升降，对领导人的评价也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日报》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都被外界作为揣摸中国政府权力变化和决策的少数渠道之一。该报有时也会通过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委婉的手法传递北京官方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看法。

1992年，人民日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

抗战史料与日军侵华罪证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合作，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推动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政府人员是坚持抗日的。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上，众多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爱国人士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是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英勇斗争，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图2-18是《印缅战区全图》。

抗战史料和文物收藏大军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全国各地的旧书摊、旧书交易网站，国内的古籍善本拍卖会、日本神保町古书一条街等也是他们光顾的地方。收藏者关注重要的抗战文献和影像，也关注战争中各支部队的史料等。

山东、江苏等省市的抗战收藏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就陆续组织起来了，大部分收藏者都是从朴素的爱国情感开始收藏的。很多人是主集红色收藏，夹杂着收集抗战史料和文物。有的人是藏书爱好者，有的是军事迷，见到抗战题材的史料，也会零星收集一些。经过收藏家的交流指点后，他们如同发现宝藏一般投入抗战史料收藏的大军中。有人估计目前全国的爱好者有20万人。

图2-19是抗战时期出版《蒋委员长讲——怎样战胜敌人》。

随着重要历史纪念日到来，媒体与公众的关注，抗战史料收藏品往往会引发历史价值的攀升。几乎每到一些纪念日时，相应的史料、文物也受到追捧，“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等都是如此。例如，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重庆进行了抗战文物史料的专场拍卖。2005—2006年，全国各地的抗战史料市场交流均达到高峰。

相对而言，全国从事抗战专题收藏者中不少人并非以国民党军队抗战史料为收藏主项。国民党军队抗战史料受关注程度近20多年才逐步提升，因为在1982年以前，只谈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不谈正面战场。由于有禁区，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禁区开禁后，有限资料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现在，许多抗战史料收藏者非常关注这一领域的收藏品，他们投入热情和资金深入市场及许多当年的抗战旧址村落，去挖掘这些历史文化遗存。

抗战史料收藏对于还原历史有很大的作用，这部分收藏品的市场价值已经开始显现。抗战史料收藏品拍卖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这部分藏品的拍卖以北京、上海为主。

图2-20是《镇江沦陷记》。

2007年12月，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以107万元落槌抗战手抄本《镇江沦陷记》。这本书的作者张怿伯是抗战时期江苏镇江的企业家。在家乡镇江沦陷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他奋笔写出这本书，并以自费出版、免费寄送的方式向全国发出4000多册，宣传抗日。这本史料的拍卖加上佣金达到了119.84万元，而它起初的估价为10万到12万元。这个手抄本在1998年中国书店曾拍卖过一次，当年它的价格是11.5万元，已经非常惊人了。

《镇江沦陷记》这样意义重大的史料如果仅仅在民间交易，有可能3000元人民币就可以了。之所以卖出高价，是因为进入拍卖后，被更广泛的群体认识，价值显现了出来。这本书最后被镇江一个民营企业家拍走，并捐赠给镇江博物馆，成为镇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拍出此拍品的匡时拍卖公司也由于买家的这一举动而免去了对方的佣金。

《外人目见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由英国记者田伯烈编著，杨明译，1938年7月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九个章节，揭露了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内容分别是《南京的活地狱》《劫掠、屠杀、奸淫》《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恶魔重重》《华北的恐怖》《黑暗笼罩下之城市》《空袭与死亡》《恶魔的阴谋》《结论》。另有三篇序言和七个附录。三篇序言是作者原序、郭沫若序、译者附言。七个附录是《南京暴行报告》《南京暴行报告（一续）》《南京暴行报告（二续）》《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攻占各城市之日军部队》《南京的杀人竞赛》《请看日方之报道》。

图2-21是1931年8月上海新闻通讯社印行《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

对于今天的抗战史料收藏活动而言，国家馆藏不足的藏品种类，民间收藏爱好者的责任就体现出来了。

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要靠这些文物和史料，民间收藏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收藏者谈到抗战史料的抢救意义时认为：“战争很残酷的，而后人想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要有实物的证据，不能光口头讲故事。故事谁都会讲，讲到两到三代人以后就串味了，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则很难还原。”

当前，抗战史料收藏活动还与收集、揭露日军侵华罪证密切相关。许多收藏者以历史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从事挖掘、收集、整理国内当年出版的抗战书、报、刊，以及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出版的各种书刊、画册、照片、宣传品等，用这些历史资料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以及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进行的毁灭和掠夺。

图2-22是1938年日本出版的画册《支那事变•皇国之精华》封面，该画册大肆宣扬日军侵华战争。

图2-23是1938年日本出版的画册《支那事变•皇国之精华》选页。

近年，有的收藏者还远赴日本各地，在古玩、旧书市场上购买收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印刷宣传品，还有侵华日军的笔记、日记、照片、书信等，使国内收集侵华日军罪证的活动取得新的成果。在四川民间创办的建川抗日战争博物馆中，收藏陈列了大量的这类文献史料，填补了许多重要的抗战史料空白。民间收藏者从事的抗战史料和日军侵华罪证收藏整理活动，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和侵华日军罪证研究做出的历史性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