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时期地图收藏难

古代地图玄机

地图，就是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制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在一定的载体上，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而绘制的图形。随着科技的进步，地图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将地图看成是“反映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形象、符号模型”，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空间信息的传递通道”等。传统地图的载体多为纸张，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电子地图等多种载体。

在读史时所需的是历史地图。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因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长期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补充改绘《历代舆地图》的计划提到日程上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在谈到这部图集的编绘过程时，介绍说：

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

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迄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

图2-24是中国古地图。

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作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

随后我们就做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

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

在宋朝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做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

图2-25古代的中华大地别称九州。

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

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古族地区和蒙古族所统治的维吾尔、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两次蒙古独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会脱离中国。

图2-26是《西汉疆域图》。

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楼兰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

中外最早的世界地图

从元朝到明朝，前后历经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较长的时期，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地图学虽说没有新的重大发展，但在传统的编制方法上日趋成熟，图种也渐增多，开始出现了全面表示全国山川城镇的地图，还有不少用于军事防务的军事防务图，其中包括首次出现的沿海防务用的海防图、江防图和用于治理水利用的河防图与航海用的航海图等。这时的地图内容多贯彻一套基本的特点：

1．以本国为主，外国作映衬。

2．以传统的计里画方法为数学基础。

3．注重河流、山川的表示精度。

图2-27是《亚洲地图》1617年，绘者不详。

《大明混一图》属行政区域图，成图年代为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彩绘绢本，图幅尺寸为386厘米×456厘米，是一幅大挂图，图内主要表示明朝及邻近地区的各级居民地、山形、河流及其相对位置。居民地均以地名加框的方法定位，其框用不同颜色区别内外所属。此图绘制精美，内容丰富，是一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幅明代世界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全图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仅以地名条块的不同颜色，来区别内外所属。图中着重描绘了明王朝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镇寨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边地岛屿以及古遗址、古河道等共计1000余处。

在《大明混一图》上，欧洲和非洲地区描绘得都很详细，绘制得也很规整，而且笔法流畅。非洲大陆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地图中还显示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可能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因为在传说中曾写道“撒哈拉沙漠以南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地图上南部非洲的好望角，海陆线条精美，形制一目了然，不由使人联想到当年郑和下西洋，万船扬帆，绕过非洲好望角远征西方，开创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图2-28是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局部，1602年（万历三十年）刊。

地图的出现，缘于对辽阔世界的探求欲望。地图，是另一种语言和文字，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明。明王朝初期能绘制出这样的地图，足见当时的文明程度已非同一般，而沿海地形的准确程度，更说明了明王朝在航海上的探索与成就。

在明朝的众多地图中，《郑和航海图》就是其中一幅具有重大影响的航海图。郑和七次航海，是我国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上也是一次罕见的大举，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前后近30年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对促进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均有极大的作用。这其中据郑和航海经历编成的航海图，是我国地图学史上的一大创作，更是一部专为指导航海用的地图。其表示内容、表示方法与编制方法上有其独特之处：

1．从方便使用出发，从起点开始至终点，图幅呈一字排列展开的连续拼接。

2．采用“对景图”的画法，绘制山形形象与有方位意义的地物，可把图与实地一一对景，尽快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

3．绘出平潮时的浅沙、礁石和港口、海岛等航海用的地物要素与居民地、山地等。

明代的地图较发达，尤其到了明末，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技术由一些传教士逐步在华传播，地图制图术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图2-29是明代王圻、王思义辑 《三才图会》摹冯应京《月令广义》之《山海舆地全图》。

当时，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第一次把西方绘制的世界全图传入中国，把中国的资料补充进去，充实丰富了地图内容。续此之后，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绘制了一些地图，这些世界地图经过修编后，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成规，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特点：

1．把地图的中央经线置于中国，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图面配置。

2．采用测量出地球表面的经纬度绘制地图。

3．把地球以赤道为中心，平分为南北两半球，划出了南北二回归线与南北二极图线。相应形成气候的热带、温带与寒带。

4．扩大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识的了解与掌握。

5．对外国地名的翻译起了一个译定作用。

2000年，中国书店春拍出现的一件《京城各国界分地界图》，其内容表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和驻军情况。其尺幅为63厘米×55厘米，起拍价为5000元，结果最终以4.95万元成交，几乎相当于一册宋版书的价钱。这个地图就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意义，使得价位远远高于同期其他地图。

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证

军队打仗，总是离不开地图的。有的把地图比作是“协同作战的共同语言”“行军的无声向导”“军队的眼睛”等等。这些比喻生动、恰当地表明了地图在军队作战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支那时局大地图》为日本政府于1937年12月中日战争初期，统一由日本政府制发的标准中国地图。该图为日本政府应对中日战争下领土争议所出版的地图，并由日本各地报社，如朝日新闻社，以及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新民报》等发行刊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发行数幅针对战争时局所绘制的时局地图，包括《大东亚战争地图》《东亚现势大地图》《支那时局要图》《支那事变关系图》《最近东亚形势图解》《满洲时局地图》等。而属于“时局地图”系列之一的《支那时局大地图》主要描绘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实际战情情况，并显示日本政府眼中，中国剧烈的治权领土变化。该地图比例尺1:5700000，地图具有经纬度，但并无标明北方等方向。因该图着重1937年中国时局介绍，所以图面包含了中国各省省界与首都南京、院辖市、州界、铁公路、中国国内航空航线、中国沿岸航路的线路标示，以及海底电缆、大型河川、山脉、万里长城、蒙古沙漠、金属矿山、风景名胜、大型城市聚落、各国大使及总领事馆、中国国内飞机场、无线电线局、公共租界与大型港口等。为了符合实际需要，图面左上角则以“中支战场”字段，另加中国中部局势要图、上海城市周围略图、南京市街图，而左下角则有遭日军占领的广州市街图与英国占领下的香港的略图。图上还绘出了苏联、蒙古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台湾、朝鲜半岛等。

图2-30是《支那时局大地图》。

该地图是以黄色显示中国领土，但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领土区域使用“北支”和“中支”，以虚线标示注记。除此尚将福建及广州一带的“南支”日军占领区，以图外方格标明。至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则另以“中华民国”注记。另外，伪满洲国控制区以浅红色注记，伪冀东自治政府控制区以粉红色注记，而成为日本领土统辖的台湾与朝鲜半岛则以深红色标明。地图中标明的“北支”占领区，其划分为长江以北、平浦铁路（起自北京，经天津、沧县、德县、历城、滋阳、铜山、蚌埠至浦口，由天津至浦口长约786公里）以东的日军占领领土。包含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河北、绥远与陕西一部分。因日中两国尚未断交，地图标示的“北支”占领部分，仍象征性与民国政府控制区国土标明相同颜色。除此之外，“北支”还详细标明日军华北派遣军的重要据点位置。“中支”约为长江以南、平浦线以东的华中地区，范围则涵盖江苏省、上海，及湖北、湖南、浙江与江西的各一部分，时为武汉会战前后的日本实际控制区域，标明了华中派遣军的汉口驻军地点。颜色与注记标示涵盖内容约与“北支”相同。

1939年侵华日军印制的一幅地图非常特殊。地图正面顶部标有“支那见学大地图”字样，图中详尽标注了中国各地物产资源分布状况与交通路线。

在地图的正面绘制着中国地势地貌，山川河流清晰可见，同时各省市区的特有物产，则以简笔画的形式进行了生动的绘制。例如，天津高粱、塘沽食盐、邯郸棉花、宣化石炭……其中既有小麦、棉花、牛、羊等农副畜牧产品，也有黄金、铁、食盐等矿产资源。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也在图中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来，地图右下角附有“日、满、支交通地图”，对当时的战争形势进行了展示。

地图的背面，整版列出72张图片，以图文形式记录了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的主要战役和事件，包括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北京）、日军轰炸重庆等，显示出当时日军对其“辉煌战果”的宣扬。

图2-31是1937年日本印制的《最近东亚形势图解》。

《最近东亚形势图解》是1937年日本为准备全面侵略中国之际，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编纂，在其国内印制的战争动员资料图。图中注明中国境内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位置、数量、防御工事部署，机场、军港位置，各种物产、矿产分布等资料。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长沙收藏者成洋收藏的30张侵华日军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经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长沙东、北部重点乡镇和关隘都专门单独绘制了地图，连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可以在地图里找到，“日军70多年前绘制的长沙地区地图，精密、详尽，有些地图至今还很准确”。“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金井（今长沙县金井镇）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测图，昭和十三年（1938）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八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时间跨度18年。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九年（1920）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日军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作战地图本是日军的侵略武器，有了它们，日军才会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

长沙地区处于中国腹地，为什么日军能弄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这些军用地图到底是怎样绘制出来的？

日本绘制中国地图、对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始于1872年，即明治五年。日本学者小林茂的《外国地图——日本帝国的亚洲地图》、牛越国昭所著《对外秘密军用地图的潜入盗测——外国测量和村上笔记研究》对此有详尽记录。

1873年至1874年日本派桦山资纪、“汉学家”福岛九成等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了《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1875年至1882年，日本军方完成了《清国北京全图》和《清国湖南省图》。1878年5月，“汉学家”岛弘毅第三次到中国，具体校正日本军用地图中的谬误之处。

1883年，日军参谋本部少佐梶山鼎介潜入中国绘制了鸭绿江至奉天（今沈阳）沿途地形图。甲午之战前的1893年以药商为掩护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到北京、内蒙古、张家口、大同、烟台和晋、豫、陕、鄂各省的主要城镇进行军事情报搜集，并测绘军用地图和兵要地志以及《辽东半岛沿海水深潮汐的资料》。1895年至1897年日本临时测图部对辽东半岛和台湾进行测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时期，日本更是大张旗鼓地对中国进行秘密测绘。

由此可见，日本为侵华进行的准备有近60年。

国图的地图南迁遭遇

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传承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清宣统元年（1909） 9月9日，宣统皇帝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决定在什刹海的广化寺建立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以清宫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的典藏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并征得各省官府藏书及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姚觐元咫进斋、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等私家藏书等为典藏基础。

清宫内阁大库是收藏明清两代档案的重要机构，内阁大库档案由三部分组成，分为明档、盛京旧档和清档，地图是其中的重要门类。京师图书馆所藏的第一批地图就来源于清宫内阁大库中的地图文献。

图2-32是国图馆藏明万历《江西全省图说》中的地图（局部）。

京师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地图藏品有“绢绫纱本图65帧又48册，纸本97帧55册又155页”，旧图居多，新图极少，大部分是从清宫内阁大库中拣出，是我国传统地图中的精品；载体种类多样，有绢、绫、纱布和纸张；从版本上可分为绘本、刻本、拓本、铜版等；从内容上可分为政区图、城市图、山川图、海防图、边防关隘图、道路交通图以及宫殿名胜图。清宫内阁大库中的这批地图是我国古代地图中的集大成者，堪称“国之宝藏”，是研究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交通与城市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并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1895—1965）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

袁同礼非常重视地图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国立北平图书馆改组合并伊始，共设立8部16组，其中特别设置了舆图部，专门整理馆藏地图。此时馆藏地图主要为前教育部移拨83种，普通书库提出111种，写经室提出83种，第二馆（即原北平北海图书馆）提出122种，新购入锡良旧藏164种，以及零星购入与受赠46种，共计602种地图。

图2-33是国图藏清初《陕西舆图》（局部）。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舍（今国图文津街分馆）落成，舆图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除了馆藏地图的编目工作，还向各方征购新旧地图以补充馆藏。在征购过程中，前清东三省总督锡良旧存的明清时期边界及河流图、陆军测量局测绘的各省详图、各地出版的水陆道里区域图、法国人普意雅遗图等陆续入藏。截至1933年底，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地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收藏珍贵绘本、孤本地图的特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意识到华北大局难保，开始着手准备将北平的文物南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们也为馆内珍籍的安危担忧，为了保护书籍精华、维护文明命脉，开始挑选馆藏珍籍装箱封存，以便寄存到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总计封装珍本古籍233箱，其中包括善本甲库132箱、善本乙库38箱、地图13箱、唐人写经47箱和金石拓片3箱，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北平德华银行及北平华语学校三处寄存。第二批运出的13箱地图精品寄存于天津大陆银行的货栈。

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珍贵图书文献随故宫文物开始南迁。共装586箱珍贵图书资料，其中包括精品地图15箱。南迁地图主要包括清宫内阁大库地图和新购珍本地图两部分，分存于上海和南京两地。其中清宫内阁大库地图精品百余种寄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其他清宫内阁大库地图及各省地图等送存于南京地质调查所内的工程参考图书馆，另有部分普通地图存于上海法租界内。

图2-34是国图馆藏清光绪年间《五台山圣境图》（局部） 。

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将清宫内阁大库地图连同留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一并劫持，后移交汪伪政府，地图被置于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的地图库。

1940年6月，法国在二战中节节失利，其在远东的权利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法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中国政府寄存于法租界的许多物品都被日本人攫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在那里的善本古籍和部分地图也岌岌可危。形势紧急，时任馆长袁同礼和胡适开始张罗将这些善本古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此事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日伪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周作人遂遣秘书王锺麟赶赴上海，于1942年底分两批将其中的128箱善本古籍运回北平。这当中包括308幅地图，主要是清晚期刻印本地图。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接收和封存了被日伪当局存放于南京的文物。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派钱存训和顾斗南等人赴南京清点本馆藏品。1947年5月，留存南京的地图清点完毕，除《陕西兴安州道里图》《姑苏名胜图》《平定伊犁回部全图》等图缺失外，其他地图均已收回。清点完毕后，这部分地图被移至金陵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进行目录整理，为运返北平做准备。

然而，因为时局变化，留存南京的这批地图又遭波折。1948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准备退守台湾。同年12月，留存于南京的277种共18箱清宫内阁大库地图与故宫文物一并被运往台湾，现大部分藏于台北“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