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文化铸就的多重人格

传统文化的一多相容铸就了曾国藩的多重人格，在上个世纪，他曾受到过西太后“公忠体国”的褒扬；又被气类全异于西太后的容闳目为“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之辈。⁽⁵⁷⁾20世纪初期，革命家章太炎贬其人，以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与章太炎同时的另一个革命家宋教仁却以曾国藩之“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称道之。⁽⁵⁸⁾异途人物的同调和同途人物的异词，以他们评说之间的矛盾反衬出曾国藩多重人格的矛盾，这是一种无法用一言以蔽之的笔意来加以说明的现象，然而它确乎存在于历史之中。

（一）“拙诚”和智术

曾国藩晚年作《湘乡昭忠祠记》，返视“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之迹，一归之于“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这是论人，也是自论，由“诚”而“去伪崇拙”⁽⁵⁹⁾本系理学家言，但在践履久之以后已成其人格的一面。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府时，因惮于“每日黎明必有幕僚会食”之苦，曾以头痛辞。而差弁、巡捕络绎来请，不得不披衣踉跄往，薛福成记其事颇能传神：“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⁶⁰⁾使李鸿章“为之悚然”的东西无疑在权势和威仪之外。这并不是曾国藩的有心作态。咸丰八年（1858），他再次起复以后，在一封信中说过：“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⁶¹⁾在一个儒学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和人子之情之间，有着一种矛盾。由这种矛盾所产生的感情痛苦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强加的，当他自愿地选择“不欲自欺其志”的时候，他也自愿地选择了“至今以为深痛”。“拙诚”之义正见于此。在“中兴”人物中，曾国藩“每苦钝滞”，⁽⁶²⁾远不是一个才气横溢者。然而他以“拙诚”，化“理学迂阔”之语为湘军悍勇之气。⁽⁶³⁾“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⁶⁴⁾灌溉久之，“朴实山农”悉成“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⁶⁵⁾他又以“拙诚”鼓动气机，聚合了患难中的有心经世的知识分子。当时人谓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遂使“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⁶⁶⁾于是，处大地干戈之中，展转兵间而“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⁶⁷⁾在这个过程里，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传统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曾国藩人格中的这一面因之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印下了自己的渍痕。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而盖棺论定，则以“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挽之，⁽⁶⁸⁾表达了一个士大夫对另一个士大夫不为意气易移的推服之心。

但曾国藩并不是一个诚而且愚鲁者，他饱阅人间世态，久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⁶⁹⁾“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拙诚”影响不到的另一端，其言语之中全无理学迂腐气息。曾国藩未必会津津乐道于此，然而在“百废莫举，千疮并溃”之世，因人成事却不能不以此驭人。他善用绅士，心法在于“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不露一字”，以期功善者而化不善者。此谓之“少予名利，而仍不说破，以养其廉耻”。⁽⁷⁰⁾就其初衷言之，“少予名利”旨在以利成义，但取义予利之间，其用心已近道家之术。这种意思固不仅仅一见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危甚”。幕府中人已奄奄无气，做好“死在一堆”的打算，“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预为逃避之计。而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⁷¹⁾以行事窥心术，可以见推己及人之中已隐寓着“有所激有所逼”之意。黄濬因此而称其“性毗阴柔，实师黄老”。⁽⁷²⁾这是曾国藩人格中的另一面，智术迹近“拙诚”的反义，它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表里不一。曾国藩家书中有一段话说：“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⁷³⁾其中三分是真话，七分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的虚伪。这是同一个灵魂里的矛盾，它又会使身处矛盾之中的曾国藩常为之怅然自失：“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⁷⁴⁾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⁷⁵⁾但“忘机”不是不知机；“懵懂”也不是本来意义的糊涂颟顸，以此消弭“机权”，结果会是一种更深的机权；作为一个有信念的道德主义者，曾国藩不喜欢机权；作为经世事业的惨淡经营者，他又不得不在道德所不能达的地方，出入于人世间的机权。两者的背反，显示了其自身不可能超越的人格两栖。

（二）“侠动”和淡泊

王闿运曾在日记中称曾国藩“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然后推论说：“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⁷⁶⁾他试图对曾国藩作一番皮相背后的观察，虽语焉不详，而其中不无识见。

书生而谓“侠动”，所指在其慷慨激烈的用世之心。这是曾国藩人格中的又一面。而后他久以“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⁷⁷⁾以况诸葛亮之自比管乐，犹为过之，这种用世之心表现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抱负，当它面对着“天父天兄之教”下的农民斗争时，又变而为“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的使命感。⁽⁷⁸⁾“汲汲皇皇”正现乎此。为使命感所驱动的人是累受掊击而曾不反顾者。曾国藩尝以“打脱牙和血吞”一语自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说尽个中滋味：“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⁷⁹⁾十数年间，他不止一次地直面“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⁸⁰⁾的场面，与太平天国一赌生死，在卫道的事业中，他从精神上勘破了生死：“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牗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⁸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儒学的理想人格，为使命感驱动的人又是武健而且严酷者。曾国藩出办团练之初，即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自任，力主“严缚匪党，动与磔死”，虽“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⁸²⁾他怀抱杀机而动，在激烈的内战中，其戾气造成了东南诸省不可磨洗的血污。这种戾气亦非出自天性，所谓“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⁸³⁾然而，比之赋性惨酷者的恣睢，它包含着更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并因此而显得更加残酷无情。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破安庆，太平天国守城者“男子髫龀以上皆死”。⁽⁸⁴⁾曾国藩致书老弟，告以“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⁸⁵⁾其言词中流露了―个以“抱道”自居的杀人者荡手鲜血而又扪心无愧的心理。残酷无情的忍刻，不仅反映了王权对于造反者的不宽容，而且反映了“名教”对于“窃外夷之绪”者的不宽容，在曾国藩身上，“壹意残忍”是“见危授命”的另一种表现，两者合成“侠动”，以见其置身于“骨岳血渊”之中而以舍我其谁为志的精神。

“侠动”者做就的是入世勋业，淡泊者则尘视轩冕荣利而意近出世，所以，王闿运颇疑曾国藩以“侠动之态”归宗“恬淡”为“盖补其不足”。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淡泊并不是矫情的做作。他自述三十岁以后，“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观其晚年“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⁸⁶⁾诚不可以谓之虚假。他一生以这种态度教子诫弟，每多居家处世的格言：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⁸⁷⁾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⁸⁸⁾

这一类话是咸同风气之中所不可多见的。金陵未下之前，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开府安庆，署中置办“棉花车”七架，“每夜姑妇两人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始歇。然而他并不吝于用财，“俸入悉以养士”⁽⁸⁹⁾在当日的官场里，曾国藩是一个身居极品而对名位之不可恋思之烂熟的人：“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⁹⁰⁾因此，他一面以“精忠耿耿”之心日操杀人之业得名位，一面又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⁹¹⁾同治元年，曾国藩晋阶协办大学士，而心中所思却在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自概之”。⁽⁹²⁾比之曾国荃“求田问舍”的鄙陋委琐，他实在狷介得多。这种熟视名位货利而淡泊于名位货利的澹如，使曾国藩在湘淮军功人物群中标出了自己特有的人格。欧阳兆熊称其“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自以为能“道得此老心事出”。⁽⁹³⁾

他的话不无夸张，然而亦非全是虚造。淡泊的背后，有着一种取义于老庄之旨的旷达意识：

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中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当思举贤而共图之。⁽⁹⁴⁾

他由“老庄之虚静”，而悟谦退，以“不以物喜”的淡泊表现了超越“忮求”的境界。“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⁹⁵⁾与满身的血腥气味相此，这一面同样是曾国藩身上真实的东西。他的历史形象正存在于血腥和淡泊的矛盾之中。

（三）百结忧悒

曾国藩同太平天国血战多年，用自己的双肩支撑了一个应当灭亡的王朝。然而内心深处，他又常常怀疑这个王朝的气数，四顾“吏治、人心及各省督抚将帅”情状，时有“天下似无戡定之理”⁽⁹⁶⁾的叹息。同治三年春，天京已在湘军重围之中，曾国藩却睡“不甚成寐”：盖“骨肉死丧之感”“闹饷内变之事”“江西流贼之多”，百端丛集，“竟不知事变胡底也”。⁽⁹⁷⁾他是一个踔厉奋发者，但身上长背着百结忧悒的沉沉重负。夹处于两者之间，使他比别人更能意会圣人“尽性知命”之教：“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所不可知者于天，命也。”⁽⁹⁸⁾这是一种苦恼的哲理，它以哲理的透彻说明了无以解脱的苦恼；其古老的语言写照了晚清正在没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不甘于没落的人们，因此，曾国藩手创了“中兴”之业，而“中兴”之业并没有化解百结忧悒。金陵攻陷后一年，他与彭玉麟相会，“言及国事及渠家事，唏嘘久之”⁽⁹⁹⁾过了八个月，他在家书中说：“以余饱阅世变，默察时局，劝沅（曾国荃）行者四分，劝沅藏者六分。”⁽¹⁰⁰⁾其时，曾国荃正开缺在籍养疴。“唏嘘久之”和作计于行藏，都说明了“中兴”之后的家国之忧。这种东西不可以轻易言说，但它时时触景生情，啮人心怀：“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动不类士大夫，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¹⁰¹⁾曾国藩惯于谨慎，不肯放言高论，然而忧悒日久，一为发泄，则谨慎会变为激烈：“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皆裸身无裤”；“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他因悒生惧，“忧见宗祏之陨”。⁽¹⁰²⁾这一类话出自一个为王朝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之口，包含着无穷的悲哀和痛苦。同治六年，他叙写心境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体仁阁大学士），责任愈重，指责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而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¹⁰³⁾

其中不仅有老境侵寻的愁绪，而且有强毅力行者的气沮。气沮并没有阻断强毅力行；但气沮相对于强毅力行，正表现了曾国藩维护传统的苦心在历史时序面前的悲剧色彩。一面是百结忧悒，一面是死而后已；无限心事，欲说还休：“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自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¹⁰⁴⁾

曾国藩的多重人格反映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诸面，其间折射着传统文化在十九世纪中叶自我复兴的努力和困苦。因此，他能够成为那个时候传统文化中有志于经世者的精神领袖。咸同之际，郭嵩焘致书李鸿章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¹⁰⁵⁾他的话不仅仅代表了一种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