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崛起于内战血火中的经世派士大夫面对西方人的咄咄逼来，曾国藩首当其冲。咸丰十一年（1861）初春，他驻守祁门，身陷困境，而“洋鬼”已“纵横出入于安庆、湖口、湖北、江西”之间。(106)对于一个久视太平天国为“窃外夷之绪”的抱道君子来说，忍看外夷中人挟“庚申之变”的余威而入东南，不能不是莫可言状的愤痛。在“大局已坏，令人心灰”的无限伤情中，曾国藩“扼腕久之”，泫然有呜咽之哀。(107)这种愤痛生成于西方人带来的民族劫难里，又显示了传统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最初反应。
但是，“万国梯航成创局”，民族战争失败的结果包含着前所未有过的时代内容，它不仅留下了创巨痛深，而且会迫使身历其境者在创巨痛深中舐血审视。见识过租界景物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一夷灭，百夷不倶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他看出了夷务已不是一时一地之事。曾国藩仔细读过《抗议》一书，并视为“名儒之论”，(108)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同冯桂芬非常相近：“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别有纲常，别成世界；而其“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则使中国困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而无可回避。(109)他触及了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又因之而弥增其既憾且忧之情，不可摆脱的夷祸带着震撼人心的压力伸入了中国人的世务，“违一言而嫌隙遽开，牵一发而全神［身］倶动”。(110)“救时”已成经世之学的要目。于是，怀着“世变正未可知”(111)的沉重心情，曾国藩走上了一条他不熟悉的路，成为最早由经世之学延伸而入洋务的士大夫之一。
经世之学的延伸是时势逼迫的结果，然而在延伸的过程中，经世之学又染苍染黄，变为传统文化中率先与西方文化交汇的部分。从道光到咸丰，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战争流血，议和流泪；中西双方用暴力比较的结果，以不容怀疑的权威性使中国人认识了西方的暴力。曾国藩谓之“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112)由此产生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13)的主张与林则徐、魏源之说先后同所识见，但在“车驾北狩”结成的深重痛楚里，又比林则徐、魏源之说有着更多的急迫和仓惶。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三个月之后曾国藩即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阴有争雄海上之志”。(114)西方人带来了诸般器物，而传统文化中的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东西却正是他们感到最可畏惧的东西，这种选择，既反映了民族矛盾刺激下自强以图御侮的怀抱；又反映了取彼之长以新卫旧的意愿。然而近代船炮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的移植需要与之相应的现实前提，因此，“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虽然开始于一种既定的预想，其行程则会越出自身的界限，历史地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正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与西学东渐的舛结和叠合，曾使有志于“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115)的容闳与首开洋务之声的曾国藩成为可以同路的人物。
同治三年（1864），容闳在学成归国并为自己的理想经历了八年求索之苦以后入曾国藩幕府。当这两个经受不同文化洗礼的人相会于同一历史变局之中的时候，后者询以“今日欲为中国谋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前者建议设一“制造机器之机器”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116)问与答都表现了浓重的时代意识。其时，曾国藩已有“安庆设局制造洋器”的阅历，并因李泰国“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正在寻求“造船之方”中渐萌此想。(117)他是当时中国能够懂得容闳之议的少数人之一，容闳视其人为“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18)带着这种心情，他奉派出洋采办机器，于是而有规模可观的上海机器局。他后来追叙说：“自余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还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119)在这个过程里，船炮引入“制器之器”，古老的社会接纳了新的生产力，而移植西方机器工业于缺乏近代科技的中国，会使久以天圆地方为理所当然的人们在从事制造的时候亟感“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20)多年以后梁启超所说“曾文正公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要义”，(121)正是一种困而后知的结果。由是，随新生产力的进入，涌来了传统文化以外的新知识。“制器之器”所在的地方便天然地成为引进新知识的中心。王尔敏氏作《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曾大略描绘如次：
当时对西方知识最能发生推广作用的是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沪局自同治七年（1868）设立翻译学馆起，迄于清末，前后共译成西书二百种之多，共中绝大部分是科学之类，有关史乘者不超过十部，政治经济者也不超过十部。另一小部分是无甚意义之杂著，有一部最大部头之书，是长期编纂的西国近事汇编，共一百零八册，实际上是历年编刊的国际情势的杂志，对于介绍当时世界知识，贡献最大科学类之书，以算学、物理、化学为最丰富。其次如工程、医学、地学、兵政，也都甚为可观。(122)
曾国藩逝于同治十一年，出现在制造局里的许多物事都是他所未及亲见的，然而他是一个开先者。追溯历史，人们不会不看到开先者对后来者的启迪。制作船炮的机构不仅生产出武化的东西，而且运来文化的东西影响了一代人的观念，这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容闳的异国朋友吐依曲尔牧师曾经感慨于“一个人出于基督教的动机，最高抱负是促使祖国文明前进，但他的头一件工作，竟会是（帮助）创办一个兵工厂”。(123)其实，当中西交逢之初，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路径，并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西学借助于兵工业而迁入否塞已久的中土，其迂回曲折的取径之中，正有着那个时代沉默的历史必然性。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命题本是对于泰西奇技的回响，但制器引发的多方面需要又是传统社会中专治时文帖括的士人所难以承当的：“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招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124)所以，制器会促成当洋务之局者究心于育才。同治六年，曾国藩视察上海机器局，容闳“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125)从孔门四科里走出来的曾国藩为求制器之才而“极赞许”孔门四科之外的兵工学校，其用意无疑与容闳“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126)的宗旨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容闳“所怀教育计划”正由此而得以“小试其锋”。(127)结果便产生了异乎传统的另一种教育机构。因此，薛福成以学堂与制器、练兵并举，同列为曾国藩洋务事业的大端。和“器”相比，育才已经及于人了。曾国藩作始于前，随后：
同治八年（1869），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沪局，成为局内的一所西式学堂，主要传授国文、英文，法文及算学、舆地各课，学额八十名，四年毕业。同治十三年，设立操炮学堂，但在光绪七年改为炮队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局中设立一座工艺学堂，内分化学工艺与机器工业两科，学额五十名，四年毕业，形同现在一所工学院，除沪局本身以外，局中华洋人士又在上海成立一座和人创设的学堂，就是光绪元年（1875）9月所设的格致书院。
终晚清之世，上海机器局在同时各局中是从事近代教育之“贡献最大”者。(128)
比兵工学校走得更远的一步，是选送子弟“出洋学艺”。曾国藩由久绾江南而多识西国情事，眼界的广度会转化为思想的深度。同治元年，他初次见到安庆内军械所自造的火轮船汽机，曾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29)但十年以后，他已渐知“夷智”并不止乎此：“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这种“月异而岁不同”的东西是“设局制造”和“开馆教习”所不能穷尽的。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知之多者思之通，所以，曾国藩能够接受容闳的留学生计划，期望以育才于泰西，“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可“扩充于无穷”。同治十年，他领衔奏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130)近代官费留学自此而始。曾国藩在自己的最后一段岁月里走到了他一生中最远的地方，当第一批留美学童在黄浦江边登上横渡太平洋的邮船时，他离开人世已逾五个月了，然而他的画像被挂在太平洋彼岸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事务所墙上，时时提醒着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131)
经世之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通向变易观念的部分；经世人物是传统社会里最切近时务而能亲知现实者。曾国藩由考究“天下之大事”而明变，久知“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132)又因身当中西交冲而备尝“局中之艰难”。前所未有的历史内容楔入了古已有之的变易观念，催使后者衍生出新的意义。在众多士人懵懵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代，他由经世延伸而入洋务，以不同于深闭固拒者的见识表现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逸出常轨的反应。逸出常轨的反应逼成于西方人的炮口之下，它又是一种不自愿的反应，在“救时”之“要务”(133)的名义下被搬入中国的一部分西方事物，同时还带着搬来人赋予的挽救传统的主观意义。中世纪和近代相交之初，传统社会里能够“增其新”者留恋的却是固有的旧物。曾国藩“晚年衰病，犹日从事于经史”，(134)适可以见其价值观念之所在。在这一点上，他与深闭固拒的人物不仅相似而且相通。但是，为了挽救传统而搬入中国的西方事物，是传统所容纳不了的。它们会在蓄孽中以自身的本来意义否定外加的主观意义，促生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曾国藩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而西学东渐之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则开始走出了传统。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新学与旧学的对待之称已使中学和西学的区分寓褒贬之义。于是而有中国文化漫长而又缓慢的近代化历程。剧变的时代，使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不自觉地成了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中介。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第86页。
(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5页。
(3)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5页。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7页；《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2—153页。
(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05页。
(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7) 同上。
(8) 同上。
(9)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第116页。
(10) 转引自《清代通史》，下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796页。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52页。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3页。
(13) 同上；《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426、404页。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15) 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585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8页。
(17) 《乙丙之际著议》之六。
(18) 《曾国藩年谱》，第12、16页。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413页。
(20) 《曾国藩年谱》，第18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62页。
(2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2页；《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10页。
(22)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第730页。
(23)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第236页。
(24) 《曾国藩年谱·附二·墓志铭》。
(25) 《曾国藩年谱·附二·神道碑》。
(26) 《清史稿》卷379，第11608页。
(27)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第246页。
(2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10、487页。
(2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9页。
(30)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61页。
(31) 《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32)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07页。
(33)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06页。原文为“秦树澧”，查《五礼通考》作者为秦蕙田，字树峰，又字树沣，整理者误将沣之繁体“灃”作为“澧”。
(34)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2页。
(3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06页。
(3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8页。
(37)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24页。
(38)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第663页。
(39)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第132页。
(40)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9页。
(41) 《拙尊园丛稿》，卷二。
(42)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
(43)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8页。
(44)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35页；《薛福成选集》，第239页。
(45) 《曾国藩年谱》，第254页。
(46)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47)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48) 《清代通史》中卷，第751页。
(49)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50)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第484页。
(51)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53)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295页。
(54)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55) 《曾国藩年谱》，第160页。
(56)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
(57)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4页。《西学东渐记》虽初版于1909年，但容闳在书中对于曾国藩的评说，应是追叙上一世纪目见其人的观感。
(58)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3、600页。
(59)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73页。
(60) 《庸盦笔记》卷一。
(61)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346页。
(62)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
(63)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483页。
(6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200页。
(65) 《湘军志·管制·第十五》。
(66) 《湘军志·曾军篇·第二》。
(6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16页。
(68) 《曾国藩年谱·附二·联》。
(69)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31—432页。
(70)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116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六。
(71) 《水窗春呓》，第2页。
(72)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
(73)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156—157页。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323页。
(75)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第245页。
(76) 《湘绮楼日记》，转引自《清代通史》下卷，第770页。
(77)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34页。
(78) 《曾国藩全集·诗文集》，第140页。
(79)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70页。
(8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6页。
(81)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593页。
(82)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125、129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一》，第73页。
(83) 同上书，第125页。
(84)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689页。
(86)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163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27页。
(87) 同上书，第289页。
(88)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77页。
(89) 《水窗春呓》，第16页；《清史稿》，第11917页。
(90)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84页。
(91) 同上书，第248页。
(92) 同上书，第24页。
(93) 《水窗春呓》，第17页。
(94)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95)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526页。
(96)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501页。
(97)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98)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
(99)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初三。
(100)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98页。
(10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102)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日。
(103)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403页。
(104) 《水窗春呓》，第17页。
(105)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9页。
(106)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585页。
(107) 同上书，第552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108)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
(109)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第522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五》，第131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第640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第357页。
(110) 《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四》，第334页。
(1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第522页。
(112)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三》，第186页。
(113) 《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二》，第618页。
(114) 《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13页。
(115) 《西学东渐记》，第78页。
(116) 《西学东渐记》，第66页。
(117)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第137页。
(118) 《西学东渐记》，第76页。
(119) 《西学东渐记》，第68页。
(120) 《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十》，第215页。
(121) 转引自《清代通史》中卷下，第2011页。
(122) 《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153页。
(123) 《西学东渐记》，第118页。
(124) 转引自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4页。
(125) 《西学东渐记》，第75页。
(126) 同上书，第22页。
(127) 同上书，第76页。
(128) 《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53页。
(129)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130) 《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十二》，第402页。
(131) 《西学东渐记》，第82页。
(132)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一》，第246页。
(133)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三》，第184—186页。
(13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