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与忠恕之道

“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仁”是孔子的人道观（伦理思想）的核心。

“仁”这个范畴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显然，孔子讲仁，是维护这个观念的守旧意义，要人们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合乎正趋于崩溃的周礼。

不过，孔子对“仁”灌注了新意。这主要表现在他不仅用“爱人”来解释“仁”，而且提出以“忠”“恕”作为实行“仁”的根本途径。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以“忠恕之道”来“一以贯之”的。所谓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要用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而要推己及人，实际上是以两个原则为前提：一是人道（仁爱）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二是理性原则，即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判断是非、善恶，因而“能近取譬”。

孔子肯定人是天下万物中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同鬼神相比，首先应关心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认为同牛马相比，也应首先关心人。有一次，马厩失火被焚毁，孔子退朝归来，“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至于人和人相处，孔子认为必须互相尊重、同情和信任。在当时处于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强调人道原则是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还认为，人们的理性能掌握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者根据理性来判断是非，所以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时，好恶、爱憎都是合理的。在孔子看来，道德行为是发自人的内心（理性）的要求，因此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种尊重理性原则的思想，在当时也是新观念。

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道观的最本质的东西。把握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孔子为什么常常把“仁”与“知”并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