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真皇帝”与“太平之主”

国山碑文称：

帝出虖震，周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玉质青黄，理洞彻，拜受祗，夙夜惟寅。夫大德宜报，大命宜彰，乃以柔兆涒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用彰明命。⁽¹²⁾

据《三国志》卷48《孙皓传》（以下省称《孙皓传》），获“上天玉玺”之事发生于吴郡南部的临平湖。有人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故改元天玺。⁽¹³⁾不过，《孙皓传》记玺文省作“皇帝”，是不太恰当的。“吴真皇帝”四字中，最重要的是“真”字，蕴含着特殊的政治意识。

“真”，《说文解字》认为原义与仙人有关：“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段玉裁注：“此真之本义也。”⁽¹⁴⁾不过已有学者指出，“真”字见于金文，从字体构形看绝非《说文》之义。⁽¹⁵⁾不管如何，秦汉之际“真”已有与“假”相对之意，如韩信请为“假王”，刘邦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¹⁶⁾“真皇帝”的用例则首见于王莽。西汉平帝去世后，王莽立刘婴为皇太子，号孺子，自己为“摄皇帝”，改元称制，不久又“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¹⁷⁾这里的“真皇帝”，显然是相对于此前的“摄皇帝”而言。由“摄”到“真”，类似于官僚制度中的由代理到真除。《汉书》卷12《平帝纪》载元始元年正月诏书：“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如淳解释说：“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赐真。”这个解释尽管受到颜师古的批评，⁽¹⁸⁾但汉代官制中存在“试守”到“真”的做法是确实的。

这就令人感到奇怪。孙皓本身就是大吴政权的第四位合法皇帝，并不像王莽那样有一个由摄政到皇帝的过程。他为何要强调“真皇帝”身份呢？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提示了一个思考线索，云：“孙皓以建衡元年铸一剑，文曰‘皇帝吴王’。小篆书。”⁽¹⁹⁾仔细区分起来，孙皓铸剑铭文的“皇帝吴王”四个字，包含着“皇帝”与“吴王”两层意思。“皇帝”可以理解为“天下”之“皇帝”，“吴王”则是大吴国主。这样来理解的话，“吴真皇帝”的内涵，就意味着从大吴偏霸之主上升为“天下”之君。⁽²⁰⁾

这种推测并非无据。临平湖玉玺的出现，是由于该湖汉末以来“草秽壅塞”，此时突然“开通”。《孙皓传》记当地长老传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所谓“天下平”，显然不是指大吴建国，而是统一天下之意。此外，天玺元年鄱阳郡历陵山石“文理成字”，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²¹⁾谶文称孙吴四世而治，为“太平”之始，也是指孙吴将统一天下，开创“太平”之世。《孙皓传》注引《江表传》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述：

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

历阳为历陵之误。⁽²²⁾历陵山石文中隐含的政治意识，是说大吴皇帝将成为天下一统的“太平之主”。这种意识也见于《天发神谶碑》：“深甄历数，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昭告太平，文字炳朖，天□在诸石上。”⁽²³⁾这些碑石中提到的“太平”，有其特殊含意，指君主德行充沛天下，瑞应纷现，“太平”降临。《太平经》中神人言：“但大顺天地，不失铢分，立致太平，瑞应并兴。”⁽²⁴⁾而对于三国政权来说，“太平”有一个前提，即天下一统。《晋书》卷95《陈训传》记孙皓时钱塘湖开，传言说：“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孙皓对此深信不疑：“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²⁵⁾对于今天的读史者而言，十余年后孙吴为司马氏灭国，孙皓此举颇觉荒唐。不过，这种后来者的“先知”立场，其实遮蔽了很多东西。《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

类似的记事，又见于《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书》，魏文帝曾问吴郎中令陈化：“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陈化答云：“《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葛洪转述左慈之语：“汉必寝耀，黄精载起，缵枢纽于太微，回紫盖于鹑首，联天理物，光宅东夏。”⁽²⁶⁾可知“黄旗紫盖见于东南”是当时广为人知的图谶。⁽²⁷⁾刁玄所增文字，当是“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一句。这种“紫盖”后来被认为是东晋建立之兆。《晋书》卷36《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不过，从“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一句可以感受到，西晋内部对这一图谶是广泛认同的，孙皓确实处于“大吴当有天下”的舆论环境之中。这是“吴真皇帝”的内涵，也是孙皓时期“太平”符瑞并现，最终导致国山禅礼的根据。⁽²⁸⁾

一统天下才是“真皇帝”，才能致“太平”，这是三国时代的共识。习凿齿说：“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²⁹⁾《晋书》卷35《裴楷传》称平吴之后，晋武帝“方修太平之化”；葛洪批评西晋平吴后“贡士见偃以不试”，称“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³⁰⁾所论均隐含此意。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也曾有过封禅动议，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³¹⁾明帝虽然拒绝“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³²⁾所谓“天下未一”，即指蜀汉和孙吴未灭，太平之世尚未到来。

为何孙皓突然开始强调“太平”将至呢？这要从曹魏灭蜀汉之役说起。孙休永安六年（263）七月，邓艾、钟会伐蜀，蜀汉遣使告吴，孙休命丁奉等率军救援。孙吴君臣对此役本来颇为乐观，《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魏伐蜀，吴人问（张）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

张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他的看法并没有引起重视，“吴人笑其言”。结果不久蜀汉降魏。孙休得知这一消息，“深忆张悌之言，不乐”。⁽³³⁾吴、蜀长期以来为“掎角之援”，⁽³⁴⁾从孙休“不乐”的态度中，可以体味此役对于孙吴政权的震动。这也是不久孙休死后孙皓得立的原因之一，《孙皓传》：“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蜀汉之亡，将魏、吴关系一下推向了前台。形势已经很明朗，二国将有一亡。

在这种局势下，孙皓刚即位就收到了司马昭派孙吴降将徐绍、孙彧送来的恐吓、劝降信件。《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录其文辞，内有“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顺轨”等语，态度凌人。同传录孙皓答书：“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这种克制态度，正说明蜀汉速亡带来的震撼。司马昭曾对信件撰写者荀勖说：“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³⁵⁾但尽管文辞柔顺，孙皓态度仍很明确。隋文帝诏书中提到：“尉佗之于高祖，初犹不臣。孙皓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³⁶⁾此事见于《孙皓传》注引《江表传》：“皓书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孙皓在遣使后不久，召回“称美中国”的降将徐绍而杀之，也表明了他的立场。⁽³⁷⁾

面对北方对手的咄咄逼人之势，孙皓即位次年即甘露元年（265）有迁都武昌之举。这次迁都是接受了西陵督步阐的建议，但陆凯明确反对，并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名言。⁽³⁸⁾此次迁都虎头蛇尾，向来不为史家所重。但从步阐的建议可以知道，迁都至少代表了部分上游统军将领的意见。杜预曾说：“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³⁹⁾迁都武昌有利于上游防御，诸葛恪执政时亦曾有此意向。⁽⁴⁰⁾这次迁都应当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采取的举措。

甘露元年十一月孙皓迁都武昌，紧接着下一个月司马炎就代魏自立，建立西晋政权。次年即宝鼎元年（266）元月，孙皓遣使臣张俨、丁忠赴晋祝贺。十一月丁忠回到武昌，带回来的判断是：“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这令孙皓感到振奋。他“访群臣”，希望得到支持意见。针对他的这次咨询，朝臣同样分为两派，一派以镇西大将军陆凯为代表，认为“今敌形势方强，而欲侥幸求胜，未见其利也”；一派则以车骑将军刘纂为代表，主张讨伐，并建议“宜遣间谍，以观其势”。孙皓虽然赞同刘纂的主张，却顾虑到陆凯的势力没有坚持。⁽⁴¹⁾不过由此也“自绝”于晋，开始立意与司马氏争衡天下。

争衡天下要做两方面的准备。首先是整顿军备，其次是政治宣传。前者当然是关键所在，但对于上台不久的孙皓而言，并不容易。孙权时期的权力结构中，军权由孙吴宗室、淮泗旧将和吴郡大族共同掌握。由于孙权末期的二宫之争，朝臣严重对立，⁽⁴²⁾此后引起一系列屠杀，宗室力量大为削弱。如孙奋本来镇武昌，由于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⁴³⁾徙于豫章。孙皓即位时，中上游重要军镇由陆氏、步氏等掌控，他所能依赖的主要是下游军镇和绕帐、无难等中军。⁽⁴⁴⁾在这种格局下，孙皓执政初期权力很不稳固，据说宝鼎元年十二月陆凯曾与丁奉、丁固等谋废孙皓，立孙休之子。⁽⁴⁵⁾由此推想，孙皓迁都武昌或许也有强化权力的意图。《三国志》卷65《王蕃传》注引《江表传》称迁都之前，“恐群臣不从”，利用大会将吏之机，杀王蕃并“使亲近将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头皆碎坏，欲以示威，使众不敢犯”，就很值得注意。宝鼎元年底都城从武昌迁回建业后，又大营宫殿，正殿取名为“赤乌殿”；⁽⁴⁶⁾次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从吴兴迎回父亲孙和神主。⁽⁴⁷⁾这些举措似乎都在暗示某种政治态度。

经过几年的皇帝权力稳固期，宝鼎三年孙皓开始应对即位之际的两大问题——北方压力和交阯叛乱。他先是派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脩则等进攻交阯，但进展不顺。九月，又发动对西晋的东关之役，取得胜利。⁽⁴⁸⁾孙皓的这些军事举措，令西晋君臣颇感紧张。《晋书》卷50《秦秀传》记秦秀之语：“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由此揣味，宝鼎三年以后孙吴、西晋的军事对峙，孙吴似乎并非处于守势。

与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天命在吴的政治宣传。建衡三年（271）正月青盖入洛之举，看似荒诞，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孙皓在“天命”鼓动下的一次亲征，《晋书》卷27《五行志上》：“其宝鼎三年后，皓出东关，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举出华里，侵边境之谓也。”⁽⁴⁹⁾这次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据《孙皓传》，此后不久的两件事又增强了孙皓“致太平”的信念。首先是虞汜、陶璜攻破交阯，擒杀西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归属，交阯局势暂时稳定。紧接着凤凰元年（272）发生了西陵督步阐之叛，上游动荡，但陆抗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

西陵是上游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国志》卷58《陆抗传》记陆逊之语：“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步氏家族经营西陵数十年，一旦携郡叛晋，对于孙吴朝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交阯局势的暂时稳定和陆抗迅速平定步阐之叛，让孙皓对孙吴军事力量和天命之说更加自信。⁽⁵⁰⁾《建康实录》卷4记吴亡后孙皓入晋，晋武帝朝会时“常指殿”对孙皓说：“朕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答：“臣于江南亦作此座相待。”由此可见孙皓彼时的心态。凑巧的是，凤凰三年秋，一直掣肘的吴郡陆氏出现变故，最后一位强权人物陆抗去世。这样孙皓更加无所顾忌。

孙皓的天命宣传在天玺元年进入高潮。临平湖开通之谶、“吴真皇帝”玉玺、建业岩山天发神谶石刻、鄱阳历陵山石印文字、阳羡国山禅礼，均出现于这一年。⁽⁵¹⁾如前所述，这些符瑞共同的指向就是“太平”。孙皓对山石符瑞尤为重视，如鄱阳历陵山石印文字，先是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后来再次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建业岩山天发神谶，举措是“刻勒铭题，赞吴功德”；⁽⁵²⁾阳羡空石之瑞则引发了国山禅礼。此外，据说孙皓也曾在会稽禹庙窆石刻字述功。⁽⁵³⁾其中，天发神谶碑、禹庙疺石的形制与国山碑类似，或有江南地方特征。不过，前两者的刻字数量及内容意旨，均远不如国山碑。⁽⁵⁴⁾从国山碑文详列符瑞的做法来看，也带有某种“总结”意味。因此可以认为，国山禅礼是孙皓告示天下即将一统的“太平”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