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强化艺术真实 注重创新探索
——关于新世纪国产谍战剧创作的艺术断想
由于国产谍战剧[166]是一种颇受广大观众喜爱和欢迎的电视剧类型，所以其创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影响也较大。新世纪以来，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有了长足发展，相继拍摄了一批各具艺术特点的好作品，其中如《誓言无声》、《暗算》、《潜伏》、《借枪》、《悬崖》、《黎明之前》、《零下三十八度》、《大陆小岛》、《北平无战事》、《锋刃》、《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于无声处》等，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口碑和收视率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剧作在题材、内容、人物和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多元化的艺术探索，既较好地概括反映了艰苦曲折、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较鲜明个性特点的各类人物形象；同时，在叙事形式和技巧手法等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拓展，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国产谍战剧的艺术质量。
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下国产谍战剧的创作还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问题，如有些剧作只重视故事的传奇性而忽略了艺术的真实性，有些剧作情节漏洞百出，细节经不起推敲，还有些作品则跟风模仿、缺乏新意，同质化倾向十分明显等。因此，如何进一步在创作中强化艺术真实，注重创新探索，不断提高剧作的艺术质量，确保国产谍战剧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应该是今后创作发展中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
国产谍战剧就题材内容而言，往往从独特的艺术视角表现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艰苦曲折、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历史，叙述了共产党人、革命者和爱国人士与敌人进行斗智斗勇的生动故事，表现了他们勇敢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从新世纪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来看，其中既有描写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谍报人员互相渗透和进行斗争的《潜伏》、《暗算·捕风》、《掩护》、《断刺》、《与狼共舞》、《地下地上》、《渗透》、《青盲》、《双谍》、《毒刺》、《铁血尖刀》、《天堑1949》、《密使》、《密使2之江都谍影》、《决战南京》、《血刃》、《兵变1929》、《北平无战事》等；也有讲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谍报人员既合作又暗斗，并携手与日寇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的《刀尖上行走》、《英雄无名》、《重庆谍战》、《谍影重重之上海》、《光影》、《地火》、《谍变1939》、《零下三十八度》、《尖刀出鞘》、《内线前传》、《冷风暴》、《绝杀》、《边城》、《红色》、《错伏》、《锋刃》、《我的绝密生涯》等；以及表现中共卧底和地下党组织与敌伪政权及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斗争的《借枪》、《悬崖》、《寒冬》、《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等；既有描写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如何通过伪装潜入解放区或国统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而最终被歼灭的《延安锄奸》、《铁核桃》等；也有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我公安（国安）人员与潜伏的特务和伪装的间谍进行斗争，以及我方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执行革命任务的《誓言无声》、《暗算·听风》、《暗算·看风》、《风声》、《枪声背后》、《告密者》、《密战》、《谍战深海》（《密战2》）、《与狼共舞2》、《大陆小岛》、《于无声处》等。可以说，这些剧作的题材涉及面较广，内容丰富多彩，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情报战线和谍战斗争的特殊性与艰巨性，赞颂了许多革命英雄人物在残酷斗争中的大智大勇和无私奉献精神，既让广大观众了解了剧作所反映的历史情景和特殊事件，又有效地传递了正能量，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感悟。
无疑，谍战剧作为一种类型剧，首先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要注重曲折惊险，使之悬念迭生、扣人心弦；既由此表现出敌我斗争艰苦复杂的独特性，同时也以此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和吸引力。但是，因为谍战剧往往是以一定的历史风云和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其所概括的故事内容也是以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所以对历史的反映和生活的概括就要很好地体现出艺术的真实性，从而让观众能通过谍战剧对其所表现的历史内容和社会生活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而不仅仅是获得一种审美和娱乐的享受。正因为如此，编导就要处理好情节传奇性与艺术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惊险而胡编乱造，以至于违背艺术真实；而应该在强化艺术真实性的基础上努力使故事情节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以此既确保了剧作的艺术品质，又增强了观赏性。
无疑，艺术真实应该包括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等方面，缺一不可。所谓历史真实，即剧作的历史背景及其所概括反映的历史事件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所谓生活真实，即剧作所表现的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所谓情感真实，即剧作所描写的人物情感和创作者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简括而言，“艺术真实应当是‘真相’与‘真情’的融合”[167]。剧作只有准确而深入地反映出历史与生活的真相，恰当而生动地描写出剧中人物的真实情感，并较好地传递出创作者的真实情感，才能使剧作体现出令人信服的艺术真实，并使之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由于大多数国产谍战剧选择的是历史题材，所以创作中对于历史真实就应该格外重视。有些剧作在开头运用字幕、旁白或资料片来交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这当然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有助于增强剧作的历史真实性。但是，仅此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剧作的故事情节对于历史的概括和反映是否真实可信，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如果后者的艺术处理不严谨，仍然会使剧作因违背历史真实而让观众难以信服。有些国产谍战剧的编导对历史真实缺乏应有的尊重，其剧作没有很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编造，不仅剧作的内容情节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艺术概括中有明显的偏差与漏洞，而且人物形象塑造和细节处理等方面的真实性也经不起推敲，致使剧作的艺术品质大打折扣。
当然，电视剧不是历史教科书，它需要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和艺术创造；但是，艺术上的虚构和创造也不能背离历史真实，而应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美学升华。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剧作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例如，《潜伏》、《北平无战事》等剧作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其艺术处理较为严谨，编导没有为了追求剧作的传奇性和观赏性而随意编造一些离奇的情节和人物，其艺术虚构和艺术创造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基础上的。《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刘和平在谈论该剧的创作时曾说，写这样的剧作“必须靠自己系统、全面去查明历史背后的历史。而且写这样的东西不可能临阵磨枪，用上的是你一辈子的积累，突击研究历史、研究经济都是不够的，还有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最后归为文化。当然我是会做一些工作，比如文献资料的查证考据、当事人的采访，但我从不盲信。所有参数摆在我面前，公约数需要我自己来求，要通过哲学思考、文学手段，从史学入手，最后达到美学高度”[168]。窃以为这是创作者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做法。
对于国产谍战剧来说，如何更好地凸显生活真实，在情节、细节、场景等的艺术处理方面也有不少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首先，故事情节的演绎可以通过惊险、悬疑、推理、侦破等多种形式进行，矛盾冲突也可以设置得尖锐、复杂、曲折、激烈，从而使剧作能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并由此生动地表达剧作的主旨内涵。但是，情节的设计和推进要合情合理，矛盾冲突的发展也要注意遵循前因后果的辩证关系，使之逻辑严密、没有漏洞；要充分体现出生活本身的真实性，尽可能消除人为编造的明显痕迹，避免叙事中出现各种破绽。正如夏衍在论述电影剧本的情节结构时所说：“因和果，前因和后果，有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无因的果，是突然，是架空，是不可信；无果的因，是多余，是浪费，是无的放矢。前面有了因，后面就必须有果，后面有了果，前面就非有因不可，这是常识。”[169]为此，要合理运用各种偶然性和突变性因素来结构情节，因为“突变是可能的，但是突变也要有可以突变和非突变不可的因素。不能很好地、合情合理地写下这个因素，那么对于他的突变观众是不会相信的。前面写了因素，观众心理上有了准备，那就顺理成章，合理而又可信了。相反，假如前面写了因素，而后面既无发展，又无交代，这就是无的放矢，浪费笔墨”[170]。显然，如果剧作的叙事不严谨、突变不合理，就会让观众对情节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因此而无法入戏，当然也无法产生共鸣了。例如，《错伏》的主要情节构思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接船事件，让中共地下党员林楚峰误把军统特工欧阳云朵当成了前来与他接头并将假扮其妻子配合他工作的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为了安全考虑，两人只好将错就错，以夫妻的名义潜伏下来一起工作。原本要与林楚峰接头并配合他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冷梅，也不得不与欧阳云朵的手下、另一位军统特工刘福林组成一对“假夫妻”；而林楚峰和冷梅原本又是一对恋人，于是四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错综复杂，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偶然性的误会和巧合所形成的戏剧矛盾，并没有真实的生活基础，编造痕迹太明显，很难取信于观众。又如，在《重庆谍战》中，军统特务扈渝雯潜伏在中共地下党员陆涯身边，成为其太太，两人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而陆涯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不是掌握着党内机密的重要领导人，那么扈渝雯为何要断绝与在军统局担任要职的恋人秦敖的爱情关系而潜伏在陆涯身边并成为他的妻子呢？其担负的实际任务是什么呢？剧作没有交代，所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能令人信服。再如，描写分属于国共两个阵营的一对孪生姐妹同时到国民党军情局情报处工作并进行斗争的《双谍》，其故事情节虽然曲折复杂，但其中不少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诸如此类不太合乎情理和生活真实的情节设置，在其他一些国产谍战剧里也时有出现，由此就影响了剧作的艺术质量。
其次，细节刻画、地域文化展现和生活场景描写也是体现生活真实的几个重要方面，编导对此也应该十分重视，不能疏忽大意。有些剧作在细节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疏漏和问题，例如，在《血刃》里，已经发生重大事故的红军兵工厂在寻找原因和清查内奸时，正在车间紧张工作的女工们竟然可以随意唱民歌而没有受到领导的批评。在《地火》里，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武装攻打敌人监狱营救被捕成员时，竟然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任何伪装。在《双谍》里，被解放军逮捕的国民党某部女参谋苏少卿竟然能够在严密看守下自制炸药逃出监狱。凡此种种，均让人难以置信。类似这样的细节失真，就影响了剧作的艺术真实。同时，地域文化特点和生活场景的真实性也往往有助于强化剧作的生活真实感，一些成功的剧作在这方面提供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红色》对上海弄堂文化的渲染、对各种都市小市民生活细节和情感表达的生动描写，以及对话台词中沪语普通话的恰当运用等，都很好地增强了剧作的生活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让观众感到亲切可信。由于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在一些影视基地拍摄的，所以出现在电视剧里的不少外景场地往往大同小异，令观众有似曾相识之感。同时，有些外景场地也没有准确地显示出特定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作的真实性。为此，电视剧在拍摄时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具有当地较鲜明文化特点的实景地之拍摄场景，努力凸显剧中生活场景和细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这方面，诸如《零下三十八度》、《尖刀出鞘》、《边城》、《寒冬》等剧作在艺术处理方面就较有特点，它们均以其生活场景的地域性而有效地强化了剧作的真实感。
至于国产谍战剧如何恰当而生动地描写出剧中人物的真情实感，并较好地传递出创作者的真实情感，也是创作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人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由此说明情感描写在产生艺术感染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各种情感描写中，爱情描写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为这种描写既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有助于对人性的深入揭示。然而，在不少国产谍战剧中，爱情描写过于泛滥，“三角恋”或“多角恋”的情节设计较为普遍，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式化倾向。当然，有些“三角恋”或“多角恋”的爱情描写是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是剧情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潜伏》里的余则成和左蓝、王翠平、晚秋，《掩护》里的高志华与康晶晶、宫丽也是“多角恋”的爱情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生硬，而是与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潜伏》里，军统特工余则成之所以能走上革命道路，是与其恋人、共产党员左蓝的引导帮助分不开的，而左蓝和其他共产党员的英勇献身，则成为激励余则成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强大动力；同时，余则成和王翠平假扮夫妻生活在一起之后，经历了一段磨合时期，他们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并在斗争中逐步产生了真挚的情感。王翠平不仅成为余则成的好帮手，而且还是余则成的入党介绍人。至于晚秋对余则成的爱恋以及她进入解放区后又被组织上派往台湾潜伏，则为余则成后来继续到台湾和香港潜伏埋下了伏笔。在《掩护》里，高志华在延安时与康晶晶是一对恋人，康晶晶各方面都比高志华成熟；后来高志华以被我军击毙的特务孟朝阳的身份打入军统内部后，康晶晶则奉命在外围帮助和掩护他。高志华进入军统内部后，因其表现出来的勇敢、正直和善良，使破译专家宫丽对其渐生爱恋之情。最后，康晶晶为掩护高志华而牺牲，高志华又为掩护宫丽而牺牲，而宫丽这个过去只信仰爱情不信仰主义的留美学生，则因为深受康晶晶和高志华英勇无私的牺牲精神之感染而最终完成了思想转变，成为又一个潜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谍报人员，她继续用高志华的代号“启明星”为延安不断传递着一系列重要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这样的爱情描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和噱头，而是剧作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没有这样的爱情描写，剧作的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会受到很大损害。
但是，在部分剧作中，有些爱情描写并不是完全必要的，有时候一些不恰当的爱情描写反而会损害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断刺》里中共保卫小组肩负着重要使命，他们负责前往绥远地区领导和平起义的爱国将领宝钺先生的安全，要在艰苦复杂的环境里与国民党军统暗杀小组进行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按理来说，小组成员除了应该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之外，还应该具有一些特殊的过硬本领，这样才能胜任其所担负的责任，很好地完成保卫任务。但是，剧作中担任保卫小组副组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方时中不仅自身素质较差，而且还一定要把自己的恋爱对象、报务员华敏吸收进小组来；他在工作时老想着谈恋爱，最后中了军统女特务的“美人计”，不得不在羞愧之中上吊自杀。而毫无斗争经验的华敏进入保卫小组以后，又看上了性格粗犷、更具男子汉气质、侦察连长出身的萧忠泉，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这使方时中大为恼火，并为此与萧忠泉产生了矛盾冲突。保卫小组另一个成员尹良，又因为保卫小组组长李赫男的相貌跟自己过去的女朋友十分相像而爱上了李赫男，他为了赢得李赫男的芳心而想尽办法进入保卫小组担任大厨，并时时设法表白自己的情感。在保卫小组内，这种复杂的爱情关系所引起的矛盾纠葛，不仅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削弱了剧作主旨的表达。观众也会因此而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共保卫部门不挑选一些素质更高、能力更强的优秀保卫工作者来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呢？并由此对剧作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同时，军统特务处长唐栋在解放前审讯潜伏在军统医院的李赫男医生时，对她产生了特殊的恋情。此后他不仅抚养了李赫男的孩子，而且在担任军统暗杀小组组长以后，在与李赫男任组长的中共保卫小组对垒较量时，多次放过暗杀李赫男的机会，并最终将孩子归还给李赫男而自己饮弹自杀身亡。显然，这种爱情描写的真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编导不能为了增强剧作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而随意增添一些爱情描写，把它视之为一种情节发展的“添加剂”和“润滑剂”；爱情描写应该有助于剧作主旨内涵的揭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曹禺曾说：“一个剧本总是有‘理’有‘情’的。”而“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为此，在创作中要避免出现“理胜于情”或“情胜于理”的现象，因为“‘理胜于情’便干枯了，‘情胜于理’便泛滥了。前一种使人感到乏味，后一种使人感到茫然”。由于在创作过程中，“理”的开掘和“情”的抒发总是同时进行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作者的‘情’和‘理’都融化在他所写的细致、生动、深刻的生活真实里。它感动我们，它又使我们思想；它给我们极大的艺术享受，它又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它不是干枯的说理，也不是感情的浮夸。它是深入生活后，作者用了思考，真知道了，深有所感，然后动笔写的结果。”[171]此言甚是。
在谍战剧中，展现人物内心情感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双谍》、《与狼共舞2》等一些剧作注重通过旁白来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推动剧情发展，这固然是一种艺术手法；但是，旁白过多不仅会削弱剧作的影像艺术表现力，而且还会让观众感到厌烦。因为当观众通过视听造型能够感受和领悟的内容，编导就没有必要再运用旁白赘述了，应该给观众一些想象和联想的艺术空间。因此，旁白的运用要准确、精炼，编导要尽可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对话和表情来揭示其情感变化，表现其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情绪波动。尽管由此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样却更符合影视艺术的特点。
显然，只有通过强化艺术真实，才能确保国产谍战剧的艺术品质，并增强其艺术感染力。而在艺术真实方面有缺陷的作品，则往往会受到广大观众与评论界的诟病与批评。
（二）
谍战剧叙事情节的安排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密不可分的，成功的作品往往能塑造出一些令观众印象深刻甚至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剧作的主旨内涵，而且还成为情节构思的核心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元素。因此，努力塑造各种经历独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国产谍战剧创作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谍战剧涉及敌我两方面的人物，所以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应该使之有较鲜明的性格特征，能给观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为此，就要避免用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的方法去刻画人物形象。
就正面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当然首先应该着力于刻画那些打入敌人内部的英雄卧底和战斗在反特第一线的优秀战士，使之血肉丰满、真实感人，能让观众过目不忘。新世纪的国产谍战剧已经在荧屏上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令广大观众难忘的英雄人物形象，前者如《潜伏》里的余则成、《暗算·捕风》里的钱之江、《英雄无名》里的阎宝航、《掩护》里的高志华、《借枪》里的熊阔海、《悬崖》里的周乙、《青盲》里的张海峰、《黎明之前》里的刘新杰、《天堑1949》里的肖剑秋、《尖刀出鞘》里的于浩明、《寒冬》里的邓子华、《大陆小岛》里的汪兰、《锋刃》里的沈西林和《我的绝密生涯》里的关郁达等；后者如《誓言无声》里的许子风、《密战》和《谍战深海》（《密战2》）里的武梅、《枪声背后》里的叶正龙、《于无声处》里的马亮等；也有前后两者兼顾的，如《断刺》里的李赫男、《告密者》里的龙飞、《与狼共舞》和《与狼共舞2》里的陈少杰、《大陆小岛》里的秦天亮等。
编导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既注重表现他们为了理想信念而在对敌斗争中忠诚勇敢、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也较好地描写了他们的智慧、才能和独特的个性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无疑，对于那些长期深入虎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孤胆英雄来说，崇高的理想信念既是其胆魄与智慧的支柱，也是其力量与勇气的源泉。正因为他们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在严酷危险的环境里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坚持战斗，有的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就拿《尖刀出鞘》里的于浩明来说，他虽然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但他面对日本侵略者大肆侵占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确立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理想信念。为此，他潜伏在敌人内部，以“尖刀”为代号，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绝密情报。尽管他的身份暴露以后，其家产被敌人侵占，父母被敌人枪杀，妻子也被敌人轮奸，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让他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他始终像一把尖刀那样刺向敌人。又如，在《大陆小岛》的结尾，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部多年、代号“母后”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兰，明明知道自己已被监控，只要一发报就会暴露身份；但她仍然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将一份重要情报通过电报发给组织，以至于最终被捕而英勇牺牲。这种为了崇高理想和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许多英雄人物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也是此类剧作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有些剧作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时，还努力克服了“高、大、全”的弊病，注重真实地描写出人物成长的经历，展现了其性格和情感发展的过程，从而使这些人物更接地气、更平民化、更真实可信。例如，《潜伏》里的余则成、《渗透》里的许忠义和《掩护》里的宫丽，都经历了从军统特工到中共卧底的转变，其成长经历和性格特征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就拿许忠义来说，这个在军统情报站负责后勤工作的军统特训班的留级生，既没有什么上进心和工作能力，也被同事和上级看不起；当他奉命潜入解放区八路军某部当卧底后，由于目睹了部队官兵亲密无间的平等关系，在识字班上又被淳朴善良的女教员白絮（小丫头）所讲解的“为人民服务”的内容所感动，特别是在一次敌机空袭时，后勤部李部长为掩护他而牺牲，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决定弃暗投明，不再为军统效力。他自首以后，又毅然接受了中共委派成为潜入国民党东北行营督察处的卧底，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完成了各种艰巨的任务，并挫败了敌人的“渗透”计划，为东北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样，《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里的王大花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到中共地下党员，并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其转变和成长过程也被细致地描绘出来了。由于这样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普通人的特点，所以也更能被观众所接受。
另外，部分剧作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时，还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丰富和深化其性格，使其形象更加生动感人。应该看到，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虽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七情六欲，他们内心的情感也是十分丰富的。因此，注重从人性的视角描写其性格和品格，往往会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而富有感染力。例如，在《悬崖》里，周乙和顾秋妍各有自己的家庭，但由于潜伏工作的需要，两人假扮为夫妻。而在共同生活和战斗的过程中，两人除了没有同床共枕之外，其他关系则越来越密切，如同真正的一家人。最后，当周乙的身份已经暴露时，他冒险将自己的妻子孙悦剑和儿子送出了边境；他本可以带着妻儿一起脱险，远走高飞，但得知顾秋妍母女被敌人拘捕后，他不能坐视她们落入虎口，便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返回哈尔滨，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母女俩。同样，在《青盲》结尾，当潜入敌人监狱“白山馆”的张海峰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苦斗争，并最终将反毒气专家“小猫”救出“白山馆”，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后，他又不顾个人安危，返身冲向即将爆炸的“白山馆”医务室，去营救女医生王玲雨——因为她是张海峰为了革命事业曾多次放弃过的恋人，他不能在危险时刻丢弃她不管。又如，《于无声处》里的国安侦察员马东在202厂执行任务时爱上了助理工程师冯书雅，但因为不能违背纪律谈恋爱，故只能忍痛割舍爱情，眼看着她嫁给另一位助理工程师陈其乾。但当他完成了任务，而陈其乾已经遇害，冯书雅又怀孕时，他则毫不犹豫地提出要与冯书雅结婚。由于结婚报告迟迟得不到省国家安全厅的批准，他便不惜调出国安部门到202厂保卫科工作，最终与冯书雅结婚并承担了抚养陈其乾孩子的责任。显然，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艺术描写就使英雄人物更具有人情味，也更好地凸显出他们人性之善的高尚品格，让观众为之感动。
至于在国产谍战剧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如何摆脱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的窠臼，也是一个需要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的问题。在有些剧作中，编导并没有按照常规的方法去刻画反面人物，而是在此类形象的塑造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渗透》里的齐思远、《北平无战事》里的曾可达、梁经纶等即是如此。在国民党军统情报站担任要职的齐思远被称为“齐公子”，他不仅仪表堂堂、风流倜傥，而且工作能力强、做事认真执着，是一个“工作狂”。他既痛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也能注意自我约束。然而，他效忠国民党和坚持反共的理想信念，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各种举措，最终使其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曾可达作为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少将督察，奉命到北平彻查北平民调会和北平分行的贪腐问题；梁经纶表面上的身份是燕京大学学委成员、副校长助理，但实际上是潜伏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他俩虽然都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但却和国民党政府的其他贪官污吏不同，既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也有能力和才华，而且还能廉洁自律。但是，他们最终也无力挽救国民党的腐败现状和溃败局面，在无可奈何之下，曾可达选择了自杀，而梁经纶则带着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迷茫，跟随其导师、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去美国争取援助。显然，他们与以往文艺作品中一些反面人物形象是有区别的，由此显示出了编导的创新探求。
同时，有些剧作在涉及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叛徒、投敌者、特务、间谍的形象塑造时，也能注意摆脱传统模式，努力凸显其个性特点。例如，《寒冬》里的日本特高科科长井深一郎，表面上是一个温文尔雅，喜欢音乐，还有一点厌战情绪的特务头目；他明知俄罗斯姑娘萨拉丽娃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间谍，但仍然请她为自己的女儿教授钢琴，还公开追求她，不断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当萨拉丽娃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并严刑拷打时，井深一郎又把她解救出来；其言行举止让幼稚的萨拉丽娃误以为他与其他日本军人不一样，并被他的甜言蜜语所打动。但是，实际上井深一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特务头目，他要利用萨拉丽娃向苏联传递假情报，以实现其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该剧中的共产党叛徒辛柏良是一位医生，他被捕叛变投敌以后，受日本特高科科长井深一郎的委派，以“百足虫”为代号，隐藏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里，直接受井深一郎的指挥，为其通风报信。他伪装得很巧妙，中共地下党组织里极少有人察觉其叛变行为。当他最后露出真面目时，让观众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感受。又如，在《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里，邵登年表面上是大连的一个著名爱国商人，他拒绝与日本商人合作，并乐善好施，愿意帮助王大花等一些从家乡花园口来的穷苦人；但暗地里却受日伪大连警察部部长青木的指挥，不仅帮助日本侵略者运送各种物资，而且还无耻地获得了日本国的国籍，成为一个日本人。再如，《于无声处》里那个自称“老革命”的202厂门卫齐延志，表面上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热情慈祥的老大爷，实际上他是军统特务谭永庆，冒名顶替在一次车祸中去世的齐延志，在202厂潜伏了46年，成为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外谍报机关工作的间谍。他的身份揭秘，也让观众未能料到。与其他国产谍战剧中的同类人物形象相比较，这几个人物形象有不一样的个性特点，既符合剧情内容的需要，也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之窠臼，从而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三）
当下，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应该注重创新探索，要努力避免出现一窝蜂和同质化的创作倾向，要坚持在多元化的艺术探索中体现出创新意识。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水平和艺术质量。具体而言，大致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导在题材内容上要不断拓宽视野，创作时不要囿于一些传统的题材领域，而要大胆选择一些新的题材内容。显而易见，无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不少适合于谍战剧表现的题材内容可供创作时选择。从当下国产谍战剧的创作现状来看，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较多，而表现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保卫国家安全及与特务、间谍和恐怖分子进行斗争的剧作还较少，在这方面尚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拓展。应该看到，这类题材的剧作不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更容易体现出新意。如前所述，诸如《誓言无声》、《枪声背后》、《密战》、《谍战深海》（《密战2》）和《于无声处》等剧作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较好的创作经验，值得大力推广。同时，诸如《24小时》、《国土安全》等一些影响颇大的美剧，也为我国谍战剧在这一题材领域里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对象。
当然，与历史题材的谍战剧相比，现实题材的谍战剧创作难度较大。因为历史题材谍战剧的创作可以在史实揭秘的基础上进行较多的艺术虚构，而现实题材谍战剧的故事内容距离观众较近，编导在创作时可以虚构的空间较小。同时，由于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保密范围，有些内容则较为敏感，故而艺术表现的难度较大。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对题材内容进行妥善的艺术处理，是一个较为困难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创作者既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艺术概括和艺术创新；同时，也要在创作时把握好艺术表现的分寸尺度。显而易见，题材内容的多元化是避免创作中出现一窝蜂、同质化等弊病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不同的题材内容既可以减少情节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出现的撞车和雷同等现象，也可以给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因此，创作者不能因为现实题材难度较大而采取回避的态度，要敢于突破各种传统观念，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
第二，编导在谍战剧的情节构思、人物关系、叙事手法和细节设置等方面也要努力创新，要摆脱陈旧套路和惯性思维的束缚。迄今为止，不少国产谍战剧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关系设置方面往往会出现一些模仿和雷同现象，例如，自《潜伏》之后，“假扮夫妻”的情节设置在《地下地上》、《悬崖》、《告密者》、《错伏》、《锋刃》、《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等一些国产谍战剧中已被多次运用，可以说这样的人物关系已经缺乏新意了。而这一情节设置也并非《潜伏》首创，早在1958年拍摄上映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就已经有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由于这部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改编的，所以这样的情节内容并非艺术虚构，而是符合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该故事片还于2010年被翻拍改编成谍战剧，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假扮夫妻”的情节可以引发出许多矛盾冲突，既有助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也有助于增强剧作的观赏性；但是，好的情节构思也不能在创作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运用，如果当下的国产谍战剧在情节设置时仍然不断沿用这样的手法，就显得陈旧老套而缺乏新意了。又如，在《潜伏》、《渗透》、《天堑1949》、《大陆小岛》等剧作中，军统情报站的特务头目和下属之间均是师生关系，而最后则往往是师生反目，成为对手，这样的情节构思太多以后也会给人以雷同化的感觉。再如，在《断刺》、《与狼共舞》、《天堑1949》、《双谍》、《冷风暴》、《大陆小岛》等剧作里，“爱上对手”也成为一种较流行的人物关系设置。尽管这种人物关系有助于强化戏剧冲突和表现人物的情感纠结，但如果艺术处理不妥当的话，也会因编造痕迹明显而违背艺术真实。高尔基曾说，情节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172]。显然，不同的谍战剧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他们应该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性格发展史，所以其情节构思也应该有所不同。为此，编导在情节构思时应注重从表现人物性格出发，力求创新而不落窠臼。只有不断另辟蹊径，才能摆脱因袭模仿的弊病。
同时，剧作的各种细节也要努力凸显新意。因为如果没有精彩的细节，就很难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令人难忘。在这方面，有些剧作进行了一些尝试与探索，其颇有新意的细节运用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例如，《大陆小岛》里国民党特务用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作为密码本就颇具新意，这一细节既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也与以往谍战剧里常用的一些密码本有所区别。又如，《掩护》里高志华和康晶晶用折叠纸飞机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念也不落俗套。再如，《于无声处》里的潜伏特务头目乔医生利用202厂助理工程师陈其乾既贪财而外语水平又高的特点，让他帮忙翻译稿件并给予其高报酬，以此作为拉其下水的陷阱，这样的细节也很符合生活真实和人物性格特点。无疑，类似这些有新意的细节既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创新发展，也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另外《密战》作为一部当代国产谍战剧，汇集了许多谍战斗争中的新工具、新技术和新手段，也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国产谍战剧在类型、样式和风格等方面也要大胆创新，使之能在多元化的艺术探索中拓展谍战剧的创作领域。近年来，已有一些剧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英雄无名》采用纪实风格，把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人物阎宝航的事迹搬上了荧屏，既揭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颂扬了革命英雄。《潜伏》把谍战剧和家庭剧融合在一起，军统内部的残酷斗争与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相结合，有效地增强了观赏性。《地火》、《青盲》等剧作采用了谍战剧与监狱剧相结合的样式，其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在监狱里，围绕着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如何进行越狱而展开，其情节叙事与传统的谍战剧有一些差别。《告密者》将悬疑、破案与谍战融合在一起，不仅强化了情节发展的悬念，而且有助于增强观赏性。《决战南京》、《北平无战事》则将谍战剧与历史剧、政治剧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北平无战事》还以后者为主，谍战的内容退居次要地位。正如编剧刘和平所说，该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剧，观众用‘谍战’这个词，听起来觉得里面很多神秘、悬念、暗杀、情报等等。但我这部戏不是谍战戏，而是描绘历史第二条战线——地下战争的斗争”[173]。至于《红色》、《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等剧作也和一般的谍战剧类型不同，其样式较为“另类”。因为这些剧作中的主人公徐天、王大花并非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卧底，他们最初也不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是出于爱国热情一步一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以普通平民身份为掩护（徐天的职业是菜场会计，而王大花起初是鱼锅饼子店的老板，后来又是旅馆的老板），坚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巧妙周旋和顽强斗争。就拿王大花来说，她利用到大连日伪警察部给青木部长当厨师的机会，窃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同时，徐天和王大花是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他们经历了残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最终成为有理想信念的坚强革命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借枪》、《渗透》、《红色》、《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于无声处》等剧作在叙事时都带有一些喜剧元素，由此增强了剧作的观赏性，这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应该予以肯定和提倡。
至于谍战剧的剧名，则应该表达准确而有新意，既要避免意思含糊而让观众不知其意所在，也要避免沿袭模仿而给观众有似曾相识之感。例如，《错伏》的剧名就是对《潜伏》的模仿，这种模仿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红色》的剧名虽然有一定的内涵，但不仅其意思不够明确，而且作为剧名也较一般化。初看《青盲》的剧名，不知道该剧究竟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剧作，在了解了剧情以后才知道“青盲”乃中共卧底张海峰的代号。以此作为剧名当然可以，但不够妥帖完善。又如《断刺》的意思也不太清楚，初看时也令人费解。由于一个好的剧名不仅能“画龙点睛”式地凸显剧作的主旨，而且能让观众产生观赏的兴趣，并扩大剧作的影响，所以谍战剧的剧名既要能很好地概括剧作的内容，又要体现出一定的新意，编导在这方面也应该下一些功夫。
总之，由于当下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数量已经很多了，因而广大观众对其艺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为此，创作者只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强化艺术真实，不断地注重创新探索，才能使国产谍战剧的创作水平更上一层楼，出现更多高质量的优秀作品。
（此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6日在中国长三角高校影视戏剧学会主办、扬州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新世纪国产影视戏剧创作发展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中国长三角高校影视戏剧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被收入会议论文集《新世纪国产影视戏剧创作发展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原载《艺术百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