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追忆荒煤先生
今年（2013年）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我接到了《当代电影》杂志社刘桂清老师的来电，告知12月23日是荒煤先生百年诞辰，《当代电影》拟在第12期设专栏刊发若干篇纪念文章，并约我写一篇文章。她的一席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荒煤先生那慈祥温和的脸庞又浮现在眼前，我答应撰稿以表达自己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于是，我从书橱里找出了严平编的《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纪念文集》[40]和王蒙、袁鹰、陈播主编的《忆荒煤》[41]两本书，重新阅读，重温记忆。前一本书是1992年12月1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后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收入了我撰写的论文《论荒煤的电影文学评论》。后一本书则是1996年10月25日荒煤先生驾鹤西去后编辑出版的一本悼念文集，其中收入了我撰写的文章《心香一瓣，遥祭荒煤》。我重读自己写的这两篇文章，似乎该说的话都说过了；但仔细想想，似乎仍有一些话可说，遂写下了一些片段的回忆和感悟。
我之所以能和荒煤先生相识，是因为1985年参加了由他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编写组的缘故。该书作为《当代中国》大型丛书之一，是第一部新中国电影史论著作。由于《当代中国》丛书是为总结新中国成立35周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而编撰的一套涉及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的大型丛书，该丛书的编写宗旨是“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30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42]。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对此项工作都很重视，均组织了专门班子从事编写工作。《当代中国电影》的编写也同样如此。
1984年荒煤先生从文化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后，旋即又担任了刚刚创建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再加上他还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所以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但是，“就在此时，文化部电影局根据中宣部关于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要求，决定将编写《当代中国电影》的任务下达给‘中心’，并请荒煤同志担任主编，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任副主编。这是第一部系统纪录并总结新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的史书，要求材料翔实，叙述的史实正确无误，分析历史的发展脉络简练清楚，并且以史带论，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荒煤同志明知这项任务责任艰巨，困难重重，却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在部局领导的支持下，亲自上阵。他对‘中心’领导和编写组同志反复重申：‘我们要对得起这件历史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43]正因为如此，荒煤先生担任《当代中国电影》的主编就不是那种挂名的主编，而是切切实实地担负起主编的责任，为《当代中国电影》的编撰投入了很多时间，花费了很大精力；以此既确保了高质量地完成该书的编撰任务，也在编撰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他对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些主要观念和基本认识。
编写组最初成立时，代表上海电影界参加该组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姚国华同志；后来因为他原单位工作繁忙，无法到北京集中参加编写组的活动和承担撰稿任务，故经他推荐，由我代替他赴京参加编写组的活动，并承担相关的撰稿任务。于是，1985年夏秋，我便赴京到编写组报到。那时编写组的主要成员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奚姗姗、郦苏元、张建勇、杨远婴、王白石、王文和等，以及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胡昶、来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顾象贤和来自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吕亚人。除了吕亚人和我是刚刚进入编写组的新成员之外，其他同志则是1984年7月进入编写组的，并已在荒煤先生的领导下集中活动过一次；他们不仅熟悉了各种材料，落实了具体分工，而且还经过研讨初步制定了编写大纲。我和吕亚人进入编写组以后，当然先要进行补课。为此，荒煤先生给我们阐述了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重要性和主要宗旨，仔细讲解了《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要求，并认真听取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同时，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组对《当代中国电影》的编撰大纲再次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调整，力求使之更加完善；还对撰稿工作重新进行了分工，并确定由我负责撰写新中国电影第一个10年（1949—1959）的故事片创作状况和发展历程。
当时我虽然已经发表过一些电影评论文章，但对中国电影史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感到若要很好地完成撰稿任务，首先要熟悉、梳理和研究各种史料，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对于电影来说，其史料除了文字资料外，当然还包括影像资料；而影像资料的查阅和观赏并不像文字资料那样方便，那时也不像如今，可以随时在网上或通过碟片查阅和观赏有关影片，只能设法观看原片。为了解决这一困扰着我的难题，经荒煤先生批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片库向我开放，专门为我放映了一些我想看的影片。由于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片库较远，交通也不方便，荒煤先生又安排了专车接送我。在此期间，奚姗姗、吕亚人有时也与我一起前往看片。由此不仅使我对新中国电影第一个10年的创作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而且也为我顺利完成撰稿任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编写组成员平时各自在房间里忙着看书写稿，而荒煤先生工作繁忙，各种会议较多，所以每天中午和晚上吃饭时便成为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探讨的最佳时间。编写组人不多，在住宿的饭店里吃的是包饭；每逢吃饭时，大家就像一家人那样围坐一桌，边吃边聊。荒煤先生即使外出开会，也会尽量赶回来与大家一起吃饭。因为他既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每个人的撰稿情况，也可以由此与大家加强沟通，以增强编写组的凝聚力。同时，他还经常在饭桌上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对各个历史阶段电影创作生产的基本情况、各种电影现象和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等都很熟悉，所以其答疑解难往往能切中肯綮。例如，我就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电影《武训传》（1951）的批判、1957年电影界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电影界的“拔白旗”运动，以及艺术性纪录片的创作拍摄等问题，他都逐一作了较详细的回答。这些回答不仅仅是介绍情况，也包含着他的反思和认识。在交谈中，他并不回避和讳言那些涉及自己的问题，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此进行了剖析，从中总结出一定的历史教训。就拿1958年电影界的“拔白旗”问题来说，他不仅反思了自己当时的一些错误观点，而且还把当年发表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复印出来，给编写组成员人手一份，让大家都能了解事实真相，并从中总结教训，他那坦荡的胸怀和真诚的态度让我们十分敬佩。
荒煤先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老人，表面看来似乎很严肃，不苟言笑；但跟他接触以后，会感到他内在的热情和关怀。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他很愿意提携和帮助。编写组成员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大家思想很活跃，在撰稿过程中也往往不受既定成规之束缚，敢于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荒煤先生既能耐心倾听各种意见，也会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大家也会有一些争论，但凡是言之有理、有据，并能说服他的意见和建议，他都能虚心接受并予以支持。两代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代沟”，相处十分和谐。在荒煤先生的领导和安排下，编写组不仅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而且生活也颇为丰富多彩。当时，大凡北京电影界有什么学术活动，他都设法让我们参加，以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例如，在此期间举办的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电影回顾展，我们都有幸前去观摩，看了不少平时很难看到的经典影片。同时，为能劳逸结合，他还在星期天组织我们去北京西山游玩，观赏红叶，使我们这些从外地来京的编写组成员不感到寂寞。
经过将近3个月时间的努力，我顺利完成了初稿撰写任务，稿件也通过了荒煤先生的审阅。因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繁忙，不便久留在京，于是我便提出了返校的要求；荒煤先生对此表示理解，并同意我返校。在我离京返校前，荒煤先生和我谈了一次话，既充分肯定了我在编写组期间的工作成绩，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在各方面均给予了很多勉励，并在学术研究方面表达了他殷切的期望。由于我离校时间较长，为了回校时能给领导一个交代，荒煤先生还特地给我写了一份书面鉴定，充分体现了前辈对后学的关爱和希望。
1986年初，我收到荒煤先生的来信，说编写组将抽调少数成员集中起来通稿，因考虑到我在学校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就不再邀请我参加通稿工作了。对此，我当然理解并表示同意。在完成了《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任务后，我便把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1988年秋，我利用赴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又去拜访了荒煤先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当时正连日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只好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在家里接待了我。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杨鸥也恰巧前来采访他，他更多地回答了杨鸥提出的一些关于文学和电影创作及出版现状等方面的问题，我怕访谈时间太长会影响他休息，便没有多加提问。与他告别时，他赠我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梦之歌》。当时，荒煤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仍以充沛的精力全身心地从事着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其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89年初，凝聚着荒煤先生大量心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下卷）终于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作为第一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论著作，其价值、意义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无须我在此赘言。当我收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寄来的样书时，也颇感欣慰。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参加《当代中国电影》编写组的工作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在荒煤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我对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成就、缺陷、经验和教训有了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与认识，并为我继续从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觉得，夏公于1992年“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召开之际题写的一段话，十分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准确地概括了荒煤先生一生的成就和贡献。夏公这样写道：“从书生到作家，从小说家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荒煤同志在文艺界辛勤工作了六十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年逾古稀，仍笔耕不已，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的确，荒煤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创作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抗战爆发后又参加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河南等地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此后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并率领鲁艺文艺工作团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采访，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又深入到农村、部队采访，创作了多部话剧和报告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的岗位上调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后任电影局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一直负责新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电影评论。显然，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抑或是组织领导工作，荒煤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荒煤先生作为一名成就显著的电影事业家和电影评论家，其重大贡献已载入了新中国电影史册。
就在撰写此文期间，我收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朱天纬研究馆员的短信，说她和严平等人在编选《荒煤文集》时，发现荒煤先生于1994年曾为我所著的《夏衍传略》撰写过一篇读后感，问我此文发表在何处。闻此消息，我既颇感惊讶，也深为感动。因为我从不知道荒煤先生曾为我撰写的《夏衍传略》写过书评文章，当然更不知道此文发表在何处了。《夏衍传略》是我于1993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一部传记作品，由于此书属于该社编辑出版的《文艺知识丛书》之一种，字数有限定，所以在写作时对夏公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评论及翻译等方面的成就论述得较简单，未能充分展开。《夏衍传略》于1994年出版后，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和评析还不够深入以及荒煤先生身体健康欠佳等方面的原因，故而没有给他寄书并请他赐教。没料到荒煤先生不仅及时看到了这本书，而且还在百忙之中特意为该书写了书评文章《‹夏衍传略›读后》。承蒙朱天纬老师的关照，她将已经输入电脑的荒煤先生的文章电子版发送给我，使我有机会拜读了此文。荒煤先生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一口气读罢《夏衍传略》，感慨万千，却不禁要呐喊一声，呼吁一下关心文化事业的同志们，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都来读一下这本传略。作者周斌同志用质朴的文字，简明扼要，充满真挚的热情为夏公刻画出一幅真实生动的肖像，的确为夏衍这位世纪同龄人坎坷曲折的一生作了鲜明的概括。书名叫作传略，但书中对夏衍一生向往和追求真理的历程，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错综复杂的遭遇中始终坚忍不拔地战斗不息的精神，以及他所做出的丰富宝贵的贡献，却可以说是详而不略。我认为，这本传略很有特色。”他在具体评述了该传略几方面的特色以后，最后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因此，我觉得，这本《夏衍传略》值得大家一读。同时，也不免寄希望于周斌同志，希望在难得的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写一部更丰富、更感人的新的夏衍传或夏衍评传。”拜读了荒煤先生的书评文章后，心里十分激动。他对夏公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一个青年学者的奖掖提携之情，均渗透在字里行间，让人在感动之中也深怀敬意。
记得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有这样的诗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是啊，以文会友、坦诚相见、取长补短，乃文人之间诚挚友情的真实体现。想当年参加《当代中国电影》编写组时，大凡在写作上遇到疑难问题，经常会在饭桌上向荒煤先生请教，他都会直言相告；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和他争论，各自畅所欲言。同时，大家还会与他一起评述、探讨一些时事政治和学术界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彼此无拘无束、聚谈甚欢。荒煤先生的睿智、博学、幽默和豁达，以及饭桌上那种随意、宽松而和谐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令人难忘。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在《当代中国电影》编写组与荒煤先生相聚时的情景已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长存在脑海里。而荒煤先生在事业上的无私奉献精神，其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以及对青年后学满腔热情的关心、帮助和提携，都永远值得我学习。在纪念荒煤先生百年诞辰之时，我深深地怀念他，并认真考虑该如何不辜负他的期望，“再写一部更丰富、更感人的新的夏衍传或夏衍评传”，以此告慰荒煤先生的在天之灵。
（此文原载《当代电影》2013年第12期。）
附录：
《夏衍传略》读后
荒煤
一口气读罢《夏衍传略》（以下简称《传略》），感慨万千，却不禁要呐喊一声，呼吁一下关心文化事业的同志们，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都来读一下这本传略。
作者周斌同志用质朴的文字，简明扼要，充满真挚的热情地为夏公刻画出一幅真实生动的肖像，的确为夏衍这位世纪同龄人坎坷曲折的一生作了鲜明的概括。书名叫作“传略”，但书中对夏衍一生向往和追求真理的历程，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错综复杂的遭遇中始终坚忍不拔地战斗不息的精神，以及他所做出丰富宝贵的贡献，却可以说是详而不略。
我认为，这本传略很有特色。
首先，《传略》非常清晰地概述了夏衍人生的道路，特别是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由于家庭和社会的演变和动荡，受到五四运动新潮的影响，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幻想在日本留学，学化工专业，却又热爱文学，逐渐参加革命运动，终于在1927年，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被蒋介石伙同帝国主义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遭到失败之后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夏衍于5月底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前列。
这说明夏衍这位世纪同龄人的思想发展，完全是随着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同步前进的，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机遇和因素。
也正因此，夏衍一旦投入党的文艺事业，忠心耿耿，战斗不息。在左翼十年文化运动的创立到蓬勃的发展，从文学运动，逐步扩展到戏剧，以至电影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使得30年代新文艺运动得到历史上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尽管这期间也出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失误，然而，总的形势，成绩是主要的。30年代的文艺运动终究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个光辉的历程中，夏衍不仅是实际工作（后来以戏剧、电影为主）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文学、戏剧、电影的创作，留下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狂流》、《春蚕》等许多优秀的作品——至今也仍然是新文艺史上的传世之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夏衍重返电影界为促进创作繁荣，提高质量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传略》对夏衍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多方面的创作，对他的文学、戏剧、电影创作的特点、风格与成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剖析，给予了科学客观、公正的评论，这是构成传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夏衍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到90年代，一直是文艺界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但他也从来没有放下笔来，完全放弃创作，他仍然是一位勤恳的作家，无论在报告文学、杂文、小说、戏剧、电影创作中都有重要的收获，这个现象还是文坛所罕见的。也只有还夏衍以作家的原来面目，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夏衍的全貌。
当然，《传略》也特别概述了从抗战开始，夏衍开始了长达12年的办报生涯，从我国内地到香港、南洋等地区各种困难条件下从事新闻事业的经历，写下了无数的短评、随笔与杂文。
总之，夏衍战斗的一生，显示了夏衍在文化界成为一位多面手，多功能的特殊人物。然而归根到底却又异常地简单，一切都是为了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从1937年第一次和周恩来的会晤接受任务起，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就决定了夏衍一个很长时间的工作方向，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周恩来亲切关怀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夏衍战斗的一生，就是按照党的工作需要不断在各个战线上英勇奋战的一生，确实做到了“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竭尽全力，奋不顾身，勤勤恳恳地去完成党的任务。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战斗的武器，始终只是一支笔！
现在还不能精确地计算出夏衍笔下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字，因为在办报生涯期间，他随时握起笔来写下无数的短评、随笔、杂文至今还没有汇集起来，然而这大都是党的喉舌所发射出来的党的呼声。
然而，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难道对这种奇特的“夏衍现象”不应该进行一些更深刻的思考么？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认真、深入地思考、研究一下这种奇特的“夏衍现象”么？
从这位与世纪同龄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夏衍毕生战斗的坎坷经历来看，我们党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作用的问题，党究竟该如何培养、信任党内外专家，尊重艺术客观规律而重视并科学地领导文化事业的问题，文化事业的发展关键还在于繁荣创作，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而文艺创作的千姿百态，丰富复杂，因人而异，党在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前提下，怎样坚决尊重文艺客观规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还不能说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完全解决了。
研究这些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觉得，这本《夏衍传略》值得大家一读。同时，也不免寄希望于周斌同志，希望在难得的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写一部更丰富、更感人的新的夏衍传或夏衍评传。
（此文写于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