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80年2月，我第一次见到马文·柯林斯，当时我正在为《时代周刊》做一期有关教育的封面报道。那是美国教育正在经历动荡的时期。所有多年日益激化的矛盾似乎就要喷涌而出。学校制度失败，公立学校入学率下滑，阅读能力测试分数偏低，教师资质普遍不合格，所有这一切导致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浮现。

作为《时代周刊》中西部分社的特约记者，我说服编辑们去认真地审视在全国的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仅仅透过记者的双眼，更是作为曾经的教师和一名家长审视当前的局势，这是因为我女儿先是在芝加哥公立学校，而后在一家私立学校就读，作为一名家长，我对她的许多历任老师都不满意。为了弄清楚美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应对，我和其他《时代周刊》的记者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许多家长、教师、学生、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学者。

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我采访过的一位老师就是马文·柯林斯，这位芝加哥西区预备学校的创始人果敢自信，直言不讳。当时，马文已经受到了媒体的追捧，被高高树立在教育的神坛之上，并且被封为教育界的女英雄。报纸和杂志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还有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栏目在内的几个电视专题节目，都称她是奇迹的创造者，其他教师没能做到的，她都做到了。我迫切地想了解她对教育的见解，想要确定她是否真的和其他教师不一样，于是我接受了她的邀请，来到加菲尔德公园社区，准备亲眼看看她都在做些什么。

我开车下了高速，进入了加菲尔德公园社区，依稀还看得到这一社区往日的风采，这个隶属芝加哥市的社区如同一个懒散的老姑娘，可怜地站在那儿。道路狭窄而密集的街区环抱着公园外围，这里是位于市区环路以西4英里的地方，簇拥着各种破旧不堪的楼房，有灰石建筑、六层楼和十二层楼，还有庭院公寓。矗立在哈姆林大道两旁的多数庄严古老的宅邸或被滥用，或被遗忘，或被任意地分割成公寓。前面的许多草坪现在已经成了干土块儿，上面布满了碎玻璃，或覆盖着齐膝的草丛。晨星浸信会教堂的门廊上雕刻着的大卫王之星——因为其前身是维尔诺犹太教堂——是唯一一个暗示，提醒人们过去居住在这个社区的族裔。

在斯普林菲尔德和亚当斯大街的拐角处就是德拉诺学校。这所学校曾是芝加哥教育体系中最好的学校之一，已经成为祖辈的曾经的毕业生仍然记得像威尔逊女士那样的老师，她曾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晚下班一个小时，教八年级的学生吹和莱口琴。

而今，这所学校黯然矗立在那儿，一个笨拙又悲哀的建筑混合体，格格不入的增建楼房从主楼的边侧枝生出来。学校的操场——曾经是诸如汤姆·海斯、希德·罗森塔尔、全美篮球明星索尔·法伯和为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打职业棒球的索尔的兄弟艾迪等，这些生活在这个社区的名人们的聚会和训练场地——现在已经被那些增建楼房埋在了下面，所剩下的不过是几块沙地，上面安放着锈迹斑斑的秋千和滑梯。

如果不是马文·柯林斯，加菲尔德公园社区仍旧会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然而，马文·柯林斯却取代了昔日这里所有的英雄。她在这个社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把车停靠在她的房子前面的那一刻，我就发现了这一点。 4名十几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我一下车，其中一个人便向我走了过来。

“来看柯林斯女士的学校吗？”他问道。

我很不自在地点了点头。加菲尔德公园毕竟是那种在开车经过时要紧闭门窗的地方。

“好的，”他说，“你不必担心，我们会帮你看着车的。”

他们对马文表现出的崇敬让我很受震撼。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问她这其中有什么秘诀。

“没有秘诀，”她回答道，“我只是很真诚地对待孩子。他们知道我没有看不起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听我说，是因为我不是突然造访，然后高高在上地和他们谈论什么样子的学生是差生。我来这里就是和他们一起不懈努力的。如果这个社区的每个人都能同样始终如一地关注这些孩子，那么这些孩子为我做什么，就会为他们做什么。”

在马文·柯林斯身上，我最终认识到，她不仅仅在教室里是一名老师，她无时无地不是一名老师。对她而言，为人师表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以至于在待人接物等所有事情上她都情不自禁地身体力行。如果有人觉得她的这种执着有些好为人师，那么她的学生和社区的其他孩子则把那看作是她对于他们的倾情奉献。而这些孩子对她也抱有一颗赤诚之心。

见到马文，让我想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前任院长拉夫·泰勒博士曾经对我说的话。“教书，”他曾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教书是在服务于人类，因此必须被看作是一项使命。”马文好像就是那样想的。她倾情奉献，为了教育事业燃烧自己。对她了解越多，我越加清楚地认识到，她的生活完全沉浸在教书育人之中，别无所求。她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她的孩子们。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特质出现在父母身上，人们能够接受，但如果出现在一位老师身上，人们就很难理解了。在许多人看来，马文的为人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当我第一次看见马文在教室里上课时，她完全和媒体所呈现的一样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对于马文的光辉形象，我之前一直都有所保留，将之看作是媒体大肆宣传的产物。然而，当看到她上课后，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了那个形象从何而来。马文·柯林斯虽然没有创造“奇迹”，但她确实是一位神奇的老师。她精力旺盛，活力四射，浑身萦绕着一种既引人入胜又感染人心的能量。

她对学生的掌控以及和学生之间的融洽关系让我大开眼界。根据我自己作为高中英语教师的多年经验判断，能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马文的方法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感觉就像母爱洋溢于其中。她一直在教室里走动，拍拍学生的头，触碰学生的肩膀，拥抱和赞扬学生。在教室里有三十几名学生，然而似乎没有一名学生被遗忘在人群之中。在那天的课堂上，马文竟然设法关注到了每一名学生。她不仅仅在教书，还在育人。而且，从学生的反应可以看出来，马文绝不是在给来访者做样子。在她和学生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

在马文·柯林斯的课堂上，学习很显然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集体体验。孩子们学习热情高涨。他们挥舞着手，坐下去又站起来，要求老师叫他们回答问题。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哪个课堂能像这个一样运作得如此之好。这里许多学生的学习能力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而且，有些实际上还被贴上了不具备学习能力的标签。然而，他们的学习动力却让人刮目相看。

对于马文，媒体的关注点大都围绕她教了什么内容——事实上，她教授七、八、九岁的孩子朗读和背诵威廉·莎士比亚和杰弗雷·乔叟的作品。然而，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她是如何上课的，以及为什么她的方法会奏效。其中一定有窍门，但很难一语道破。为了理解其中的方法，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在她的课堂上多待些时间。

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马文·柯林斯有着能够治愈教育界所有疾患的灵丹妙药。教育问题就是慢性的疑难杂症。从1963年开始，学生的阅读和其他测试分数就一直在下降。超过三千万成年美国人是功能性文盲；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有两千万人就连招聘广告或者工作申请表都读不懂。美国的文盲率比苏联高出3倍。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低于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其他工业发达国家。

然而，在听了马文·柯林斯的课后，在为《时代周刊》的那篇报道做完所有采访和研究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教室前面的那位老师才是决定性因素。许多年来，教育者们一直把矛头指向父母、电视、资金不足的学校、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家庭生活和环境，以及所有被美国教育协会描述为“在过去大约十年间改变了美国生活的那些娱乐方式”。而今，一切突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公众不愿再接受指责。相反，教师却受到了密切关注。

去年夏天，许多头条新闻报道，达拉斯教育体系中，新入职教师有一半人未能通过韦思曼人员分类测验——这个用以测量语言性推理和数学能力的考试。休斯顿独立学区发现近一半的教师职位申请者其数学成绩要低于高三学生的平均值，还有1/3的申请者在语言水平测试中的得分和数学成绩一样低。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的县里有1/3的教师在八年级水平的数学测验和十年级水平的阅读测验中不及格。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只有1/2的教师职位申请者通过了全国教师考试。波士顿大学的W. 蒂莫西·韦弗所做的研究影响面更广，这一研究得出的数据是，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要低于几乎所有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公众对于教育财政的关注也让美国教育质量恶化问题凸显出来。学校倒闭、项目削减、教师下岗以及赋税随时可能增加，父母们开始用质疑的态度审视孩子正在接受的教育。在全国有大量家长起诉学校玩忽职守的案件。于是，管理部门重新推进了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最低能力测试的制度。各州立法机构开始通过议案，要求对教师进行基础能力测试。师范院校也受到了强烈批评，因为这些学校像发放救济补助票一样给学生发放文凭。家长们冲进学校董事会，要求教师负起责任来。还有些家长直接去了私立学校，有些甚至干脆把孩子拉出了学校，自己在家教。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马文·柯林斯进入了公众视线。从常春藤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到怀俄明州的小学，教育者们熙熙攘攘地来参加她的研讨会，他们涌进课堂，甚至不远千里从德国和西班牙赶来观摩她的教学技巧。出版商对她穷追不舍，请她为教材做宣传；制造商则要她为教育产品做广告。一位好莱坞的制片人计划制作一部以她为原型的电影，还有一群企业家试图设立马文·柯林斯学校的特许经营权。忧心忡忡的父母向她寻求建议，政治家请求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在我见到她之前的几周，她刚被邀请担任洛杉矶教育主管和芝加哥教育委员会成员。同年，她还应卡特总统之邀参加了白宫教育大会，被邀请在当时是总统当选人的里根政府中任职。

从未有哪位中小学老师被给予这样的名人身份。每个人都在马文·柯林斯的身上看到了他想要看到的东西。记者认为她是一个反对体制、特立独行的人。纳税人已经不愿意再资助越来越高的教育支出，因此，不免倾心于马文朴素务实的基本教学方法，尤其是听了她的那句语录之后，即政府支出不能解决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差等生的家长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她，认为她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了希望。少数族裔则把她视为捍卫教育平等的勇士。保守党成员紧紧抓住她的独立自主、传统主义思想和应该在课堂上传授传统价值观的执念。而对于自由党人士来说，她是一名匡扶正义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有些教师觉得她是有感召力的典范，而有些人却把她看作吹牛者，一个脱离了教育体系的退缩者，甚至把她视为公共教育的威胁。

也许没有哪位教师能够得到如此的关注。头条新闻称她是“超级老师”，把她所做的事情描绘为“黑板上的魔法”和“亚当斯大街1的奇迹”。而两年后，她又由于其他原因再次成为了头条新闻。

为了把真实的马文从马文的神话中分离出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观察她的教学，跟进学生的进步，和家长、心理学家及其他教育者交谈。她并不完美，她也不是什么超人。同样，她既不是大学教师或学者，也不是严谨无误的语法学家。然而，毋庸置疑，马文·柯林斯确实鼓舞了孩子们，使他们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这就是本书涉及的内容——一名教师教书育人。

 

希维娅·塔玛金

1　西区预备学校的位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