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如戏

在过去的26年里，有4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们是1987年的股市崩盘、 1991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1999~2000年间的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9月份的纽约空袭事件（现通常被称为“9·11事件” ）。 1987年股市大崩盘前约一周，我最小的孩子本（Ben）在伦敦夏洛特皇后医院出生。为了便于照顾妻子莎拉，我住到了位于伦敦荷兰公园的父母家里。我的岳母在我们汉普郡的家里替我们照顾另外的两个孩子艾玛（Emma）和奥利弗（Oliver）。周四晚上，英格兰南部遭受了大风暴的袭击，即使身在伦敦，由于屋外狂风大作，我也难以入睡。

第二天，我从荷兰公园车站乘地铁去上班时发现，街道上覆盖着厚厚的叶子，仿佛铺了一层绿色地毯，上面还散落着很多小树枝，给人一种身处幻境的感觉。叶子和小树枝都是从荷兰公园大道两旁的树上掉落下来的。

我们原本打算在那个周末为莎拉办理出院手续并返家，但风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家里断了电，一棵被狂风刮倒的树砸在了我的汽车上，车也报废了。我的岳母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和金毛猎犬“金斯顿”回她在德文郡的家，那里受风暴的影响小得多。莎拉和本则住到了我父母家里。在接下来的周一，华尔街发生了股票大崩盘。先是不能按预期返家，然后又不得不度过股市中最不寻常的几天，当时的我非常迷茫。

崩盘发生后，专业人士的看法呈两极分化态势。我记得一位资深的投资经理告诉我说：“当世界上最大的股市日跌幅超过22%时，投资将永远不会恢复如初。”很多评论家预测这次崩盘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是萧条。我记得与澳大利亚企业家艾伦·邦德（Alan Bond）共进午餐时，他就表达过这种悲观的看法。无论是乐观的天性使然，还是因我采用的逆向投资方式，我都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我当时认为，市场会复苏，崩盘实际上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买入时机。我甚至在富达内部发布了一份公告来表达我的这一看法，这可不是我常有的举动。我的核心观点是，这次股市下跌不会引起同等程度的经济衰退。

股市崩盘后，一些投资者决定出售他们的信托基金，因此我面临着赎回基金的压力，为此我不得不出售基金持有的股票。在1987年的股市恐慌时期，我发现专注于我的投资组合非常有益。我专注于我最喜欢的股票，并强迫自己找出我最有信心的股票。我发现，当牛市持续时，我具有增加持股数量的倾向。因此，市场低迷期也是清除组合内累积持有的一些小规模股票的机会。

幸运的是，尽管股市经历了10月份（1987年）的暴跌，但我的基金在年底仍然上涨了28%，市场仅上涨了7.3%。然而，在崩盘前，我的基金自年初以来已上涨了97.4%，同期市场上涨了45.6%。事后我想，我当时应该对如此大幅度的上涨保持警惕，不过整体来看，我的基金没有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

但此次股票崩盘对作为企业的富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富达实现了强劲的增长，员工数量迅速增加。 1987年11月，为配合我们法国业务的启动（事后认为，此时并非启动法国业务的最佳时机），我们在巴黎召开了几次管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有关富达业绩的图表。这些图表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富达的支出在增加，但收入在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下一年对业务进行重大调整，包括裁掉一些员工。富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公司在经济低迷时期不裁撤投资人员。通过保护企业的命根子——投资专业人才，投资团队的完整性得以保持。这支团队为20世纪90年代富达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3年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正在葡萄牙度假。有几年夏天，我们会在8月份去阿尔加维租来的房子里住两周。当时尚未使用手机，我总是要求租住装有电话的房子，这样可随时与办公室取得联系。得知房主承诺阿尔布费拉（Albufeira）外面的别墅装有电话后，我们搬到了那里居住。但到了之后我们才发现，那里的电话有故障。于是，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为了修好这部电话，我每天都得联系别墅公司和电话局，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我至少每隔一天驱车至阿尔布费拉打电话，了解客户有什么赎回请求并建议出售哪些股票。尽管我把交易工作委托给了一位交易员，让他代我进行买卖，但我并没有让他做买卖哪只股票的决策（除非出现紧急情况且联系不到我）。多年来，我很少把度假时间花在往办公室打电话上，但1991年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