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写这本书让我欠下一堆人情债，大概堆得跟特朗普大厦一样高吧。首先要感谢以下评注原稿或相关论文，替我省下数不清的尴尬并提出重要修改建议的人：克利夫·贝克（Cliff Bekar）、斯蒂芬·布罗德伯里（Stephen Broadberry）、布鲁斯·查尔顿（Bruce Charlton）、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詹姆斯·富尔福德（James Fulford）、雷吉娜·格拉夫（Regina Grafe）、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奥斯卡·约尔达（Oscar Jorda）、马德琳·麦库姆（Madeline McComb）、玛丽·麦库姆（Mary McComb）、汤姆·梅尔（Tom Mayer）、乔尔·莫克（Joel Mokyr）、吉姆·欧朋（Jim Oeppen）、科马克·欧葛拉达（CormacÓ Gráda）、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凯文·萨利尔（Kevin Salyer）、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杰弗里·威廉森（Jeffery Williamson）以及苏珊·沃尔科特（Susan Wolcott）。我特别欠我的编辑一份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西方经济史系列的乔尔·莫凯尔，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感激他们在面对强烈挑战时愿意付出耐心，提出睿智的建议。感谢普林斯顿编辑室的彼得·施特鲁普（Peter Strupp）以惊人的专注力在兼顾细节与内容下为我润稿。

第二份人情债是亏欠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事们。本校的经济系是活泼得令人咋舌的学术之地。艾伦·奥姆斯特德（Alan Olmstead）让戴维斯成为经济史的中心。全加州大学的经济史领域悉由他掌舵，而他杰出的领导已让加州成为全球研究经济史的重镇。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有用不完的热忱、活力和慷慨。艾伦·泰勒（Alan Taylor）扬言要将这个世人忽略的葡萄园角落改造成顶级酒庄。也要感谢我经济系的同事，特别是保罗·伯金（Paul Bergin）、柯林·卡梅伦（Colin Cameron）、凯文·胡佛（Kevin Hoover）、希拉里·霍因斯（Hilary Hoynes）、奥斯卡·约尔达、克里斯·尼特尔（Chris Knittel）、道格·米勒（Doug Miller）、玛丽安娜·佩奇（Marianne Page）、乔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卡蒂·鲁斯（Kadee Russ）、凯文·萨利尔、安·史蒂文斯（Ann Stevens）及德博拉·斯温森（Deborah Swenson），他们让每天充满欢笑、刺激和愉悦。

我要感谢我过去的合著者吉利恩·汉弥尔顿（Gillian Hamilton）、大卫·杰克斯（David Jacks）与苏珊·沃尔科特，我与他们合著的作品也屡见于本书之中。

感谢多位研究助理协助搜集或整理本书赖以建构的数据：大卫·布朗（David Brown）、罗伯特·艾勒（Robert Eyler）、梅拉妮·古蒂（Melanie Guldi）、彼得·霍恩（Peter Hohn）、埃里克·詹美斯基（Eric Jamelske）、大卫·奈斯特龙（David Nystrom）和夏哈尔·珊沙尼（Shahar Sansani）。其中夏哈尔更是费尽本属分外的心血，进行诸多引用资料的求证工作。

我还要感谢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感谢他们提供2005—2006年的研究奖金，让我有时间、有动力来完成这项计划。也感谢那里的图书馆全体同仁，尤其是玛丽安娜·巴克（Marianne Buck），热情地帮助我搜索资料出处及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实例。

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十五年来提供三笔奖助金，赞助本书大部分的资料搜集工作。

还有一份更源远流长的恩惠是苏格兰汉弥尔顿圣十字高中的老师们所赐。很难想象有比那所学校更颓圮的校舍，而且校规还颇为守旧。但那些老师专心致志、知识渊博，又愿意大方投入时间从事这份除了成就感之外毫无报偿的工作。感谢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玛丽·麦库姆。我在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于柏林跟原稿搏斗的同时，几乎完全没尽到家庭责任，到了戴维斯之后仍继续如此。这期间，玛丽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全职工作，还得兼任厨师、顾问、旅游向导、德文翻译及家长等职。另外她还通读了稿子并提出修改意见。希望我至少还得起这份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