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本书中有两章已经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了。第六章为我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告别演讲提供了参考，并于2009年以《在文化与认知对自我和个人的研究之间达成和解》为题，由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出版。这一章也曾以《论“我”》为题发表于网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entury）的第一期。第五章以一个非常不同的形式用葡萄牙语发表在了由鲁伊·福斯托（Rui Fausto）和丽塔·马莫托（Rita Marmoto）编辑的《时间与科学》（Tempo E Sciencia）一书中（Lisbon：Gradiva），题为《人类学家自认为研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时间认知为例》（Que especie de ser e que os anthropologos assumen estudar. O exemplo da compreensao do tempo）。

长期以来，本书一直都处在成型过程中。因而，很多章节的内容在很多地方的研讨会或演讲中都已经被介绍过，其中包括英格兰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法国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这些内容构成了我教学的基础。由弗雷德里克·维盖蒙（Frédérique de Vignemont）和伊丽莎白·巴什里（Elizabeth Pacherie）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冉·尼科德研究所主办的有关自我的夏令营，则使我得以阐发出第六章的基本观点。在许多演讲与研讨会的后续讨论中，我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此处我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还是希望对这些帮助我产生出这些观点的机构表达谢意。

有很多人都对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初稿提出了意见。其中，我尤其要感谢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珍妮弗·科尔（Jennifer Cole）、伊娃·凯勒（Eva Keller）、杰勒德·朗克吕（Gerard Lenclud）、迈克尔·兰贝克、克里斯汀·朗格卢瓦（Christine Langlois）、奥利维尔·莫林（Olivier Morin）、丹·斯帕博（Dan Sperber）、查尔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和安妮·克里斯汀·泰勒（Anne Christine Taylor）给予我的帮助和批评。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丛书的编辑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和乔纳森·斯宾塞（Jonathon Spencer）。虽然我知道他们并不认同本书的许多内容，但他们还是在长期的编辑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对本书的最终版本提出了有益的、重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