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劳作的身体到休闲的身体：休闲文化兴起的另一个机制

到了19世纪，伴随着生物学的兴起，人学观念出现了另外一个转折：在新的知识型中，劳动、生命、语言联结起来，“生命之生物学”牵连出有关劳动主体的分析。⁽²⁸⁾于是，“劳作的身体”这一意象开始凸显，人被承认为物质性的主体（physical subject, 又译为肉身主体），生物学和主体性两个领域开始衔接起来。正是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叠加，有关休闲的言说获得了合法性证明。

在2010年出版的《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丛书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片段）被选为收卷开篇之作。⁽²⁹⁾这部手稿探讨了身体、劳动、消费之间的关系，触及了休闲诞生的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机制。它把劳动定义为人类身体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因而推出了“物质主体”概念。⁽³⁰⁾这个“物质主体”不是别的，就是身体。身体可以直接改造感性的外部世界（sensuous external world），是物质劳动的承担者。⁽³¹⁾劳动是身体的生命活动（life-activities），是它的自我实现，理应带来丰盈的生命感受。然而，当时的工业大生产却破坏了身体与劳动的积极关系：“劳动，生命活动（life-activities），对生命本身的生产，却首先成了满足需求即维系肉体生存的手段。”⁽³²⁾这种现象被他命名为“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自己相对立。由于“异化”的存在，工人不得不回归生存的生物学维度：只有在“吃、喝、居住、装扮”时，他/她才感到自由和快乐。⁽³³⁾于是，马克思无意中提到一个事实：当从劳作的身体转变为休闲的身体时，个体超越了谋生状态，可以享受更丰盈的生活，体验自由的可能性。虽然马克思的着眼点是批判，但他却初步揭示了身体—劳动—休闲三者的关系：（1）作为有机体的人需要吃、穿、住，必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而劳动就是满足需要的生命活动；（2）劳作的承担者是身体，是获得了自我意识的有机物，是“物质主体”；（3）当异化现象出现时，劳动本身可能沦落为重负，休闲则意味着快乐。如此言说的马克思可能并未意识到休闲文化的兴起，但却提供了对后者的合法性证明：作为“肉体的（corporal）、有生命的（living）、现实的（real）、感性的（sensuous）”的存在，人需要在劳作和休闲之间寻求平衡。⁽³⁴⁾在讨论工作与休闲的关系时，他援引了一系列生物学词汇（如无机自然、动物、有机体），无意中凸显了人的内在需求：劳动的承担者是有机体，是能够感受到苦、怒、哀、乐、疲倦的物质主体，因而其生存应该具有紧张—松弛的节奏。当他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时，有关休闲的吁求也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表达。在他看来，即使异化劳动消失了，后者也是人的内在需要。这不是休闲文化的原初宣言吗？事实上，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的确对应着西方休闲文化的兴起：在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生产提高了劳动效率，业余时间逐渐增多，西方掀起了社会改革的浪潮，开始建立现代公园并鼓励游憩运动，休闲随即升格为一种文化现象。⁽³⁵⁾事实上，手稿中也以反讽的语气提到了当时的休闲时尚：“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艺术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³⁶⁾这是否定性的言说，但却敞开了这样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较多的货币时，对于休闲的享受就不再仅仅属于少数阶层（leisure class）的特权，相反，普罗大众也逐渐乐在其中，最终成为休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根据高曼（Robert Goldman）和威尔逊（John Wilson）等人的研究，最初的大规模休闲活动皆服务于“劳作的身体”，如为员工提供娱乐（recreation, 又译为游憩或休养）项目，建造公园、游乐场、游泳池等。⁽³⁷⁾随着这种趋势的扩展，普罗大众眼里的休闲也被当作主体的正当行为，被视为值得羡慕的生存状态目标。到了20世纪，后工业环境使“休闲机会逐渐增多”“劳动的身体成为追求欲望的身体”，服务行业变得越来越重要。⁽³⁸⁾最终，休闲升格为日益具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身体则开始改写其主体形貌。

从“生命之生物学”和“劳作的身体出发”，马克思无意中证明了休闲的正当性。除此以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塑造了理想的劳动者形象：后者是“现实的、肉体的、坚定地站牢固的基础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他/她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³⁹⁾那么，休闲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呢？手稿没有展开这方面的阐释，但后来的研究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休闲是业余时间中的非强迫行为，人们可以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享受其中的成就感和乐趣。⁽⁴⁰⁾恰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处于休闲状态的人可以实现“自由提供的伟大机遇”。⁽⁴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严肃休闲（serious leisure）或游憩（recreation）。“休”并非被动的憩息，“闲”也不是无所事事。这是本真可能性的实现：人暂时脱离了固定的社会角色、范型、义务，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在这种状态，个体进入了自我决定的场域，休闲的身体（leisured body）升格为创造的主体：“你可以运用你所有的能力，你感受、想象、理解此前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化生存所忽略的东西。”⁽⁴²⁾ 于是，休闲/劳作的二分法失效了，身体得以展示自己的不同面相。事实上，许多当代休闲活动（如锻炼）都具有劳作的属性，需要耗费体力和时间，但却由于其自由品格而备受欢迎。从这个角度看，“劳作的身体”和“休闲的身体”绝非不共戴天，相反，它们完全可以合二而一。

到了20世纪，关怀“劳作的身体”渐成潮流，休闲被视为必需品（necessity）：“所有人都具有从工作中获得缓解的积极权利”，“休闲必须足以使身心获得休息”，“一个人必须有时间进行严肃的思考、想象、甚至做梦”，否则，“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差”。⁽⁴³⁾受此影响，宗教对待身体和休闲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向。譬如，“基督教不再单纯地倡导苦行，而是关注身体被世俗实践‘滋养’的可能性”⁽⁴⁴⁾。于是，休闲文化最终影响了信仰的实践，并因此反过来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