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遗创意与文化休闲

休闲的自由意义在于抽离当下性——闲暇与自我的超越性体验：从日常生活空间抽离后进入他者的空间。福柯在《他者空间，异托邦》一文中说：

19世纪痴迷于历史：它的主题是发展和停滞，危机和循环，由大规模的死亡、可怖的冰川不断累积起来的过去……当代或许是空间的时代。我们正处于同时性时代：处在接近与远离、紧靠与分散并置的时代……人们更多体验到的不是漫长的生命在时间过程中的绵延，而是错综复杂地绞接在一起的网。⁽⁴⁾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提出的空间并置观念表明，过去的文化空间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土著、乡土民间文化可能以他者空间或者说“异托邦”形态嵌插、并置在当代空间中，形成了当代特有的异质文化形态。这种因为空间并置而形成的异质性，使得过去的乡土传统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变成了新的文化经验。

对于20世纪以来空间并置、多元文化冲突的世界文化发展状况来说，社会变迁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当代人精神生活与审美趣味的变迁并不是简单地由物质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变迁决定的。从传统引导到他人引导的社会性格形成方式与全球化的文化交流环境造成了文化接受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机械复制生产造成了高度同质化的流行文化生产与趣味生产；而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的时代对创意产品的需要和超地域、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则推动着文化多样性生产。正在衰微、消亡中的传统文化遗产又在以“原生态”的异质性进入当代文化消费视野，成为文化创意生产的公共资源。

的确，许多传统文化遗产因与当代人的趣味相去甚远而被淡忘和遗弃；政府资助、志愿者支持、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等种种保护措施并不都是奏效的。但同时也有许多乡民文化的遗留正在重新进入当代空间，而且有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的趋势。但进入当代人的休闲生活并不等于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保护文化多样性需要解决的核心理念就是如何认识边缘文化的地位和文化主体性。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弱势或边缘文化在当代已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偏见和想象所构建的他者。按照这种观点，文化保护似乎是在构建主流文化观赏、“凝视”和猎奇的消费景观而不具有主体性。这种理论忽略了一种相对性：作为被想象和凝视的对象，这种想象或凝视所构造的他者意象对被凝视者而言也可能成为一种反观和发现自身的镜像。

法国学者拉康在研究人的自我意识发生问题时提到过镜像所具有的作用：“镜子阶段的功能……在于建立起机体与它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内在世界（innenwelt）与外在世界（umwelt）之间的关系。”⁽⁵⁾这就是说，镜像是人发现自我从而形成主体意识的一种中介状态。

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边缘文化被主流文化冲击甚至湮没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他者化过程。不同于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的他者化是通过在文化传播交流中被构建为观赏、凝视对象而实现的。

但这样一个被观赏、凝视的交往关系也可能生成反观自身的镜像意识——当他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他者的存在时，也产生了作为主体被承认的要求。这就是安德森所说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产生的背景。

“他者”对主体性的自觉造成了多元并置、对立乃至对抗的多元主体性，而不是相互承认的交互主体性。这正是当今文化多元主义策略面临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从相互对抗的主体性诉求转向相互理解的文化互享诉求。

文化互享的这种交互主体性与相互对抗的多元主体性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文化互享意味着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承认共存，而且是交往互动的关系。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交往不仅是承认他者的主体性，同时也意味着承认自身的他者性。

换句话说，交互主体性的构成是通过交互镜像化实现的：每一个文化主体在意识到他者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会从与他者的交往中看到自己的反身镜像：

在镜子里我看到自己在世界表面背后打开的虚幻空间；那是一种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使我能够在自己缺席的地方看到自己：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但同时也在现实中存在一个与我对立的异托邦镜子，从那里我发现自己离开了曾经所在的位置。从玻璃另一边的虚拟空间朝着自己的凝视开始，我返回自身重建自己的存在。异托邦的镜子功能就在这方面：它使我在玻璃中看到的自己与周围空间而立即成为确切的真实，同时又因为要通过虚拟位置观看而绝对不真实。⁽⁶⁾

福柯在这里所说的镜子具有双重意义：既可以在想象的虚拟世界中看到想象的自己，又可以在与自己并置对立的异质空间中重建自己的另一种存在。

进入异质空间的反身镜像体验实际上是对预置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否定体验。英国学者尤里（John Urry）在《游客凝视》一书中提到过一种作为主体的现代游客面对景点的“凝视”态度，在他看来这种“凝视”（gaze）是通过标志（signs）被建构起来的。⁽⁷⁾这种游客对旅游景点的标志化凝视正是预置的自我主体化状态——对象的被凝视和被构建意义标志，都是游客无意识中作为主体的介入对象行为。比如一名在当代都市中生活的中产阶级或市民，作为游客来到一处以保留的传统文化遗产为景观的原住民聚居地——这是一个与游客自己的现实生活空间完全不同的异托邦。他在旅游中的猎奇和欣赏行为就是在构建一个关于他自己可以理解的异托邦标志系统。比如他在理解和收集土著文化标志时，可能会把对方传统习俗信仰活动看成一种因无知造成的愚昧迷信——这是典型的“文明人”主体自我中心心态。然而如果他悬置起自己的预置判断，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了解那些与自己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文化意义时，就可能发现那些似乎充满无知愚昧的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特定群体的记忆、知识、想象和情感，这些精神内涵在特定文化历史和生态环境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和人性价值。当理解这一切时也就意味着承认了“他者”文化也具有文化主体性。这种对象化的理解就是多元主体性观念发生的条件。如果游客在与当代文化异质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原住民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之后，可能会看到他们对自然的信仰、敬畏和节制的生活态度与自己的世界观之间的反差，从而也看到自己作为“文明人”与自然生态和原住民格格不入的反面镜像——这是一种反身意识所构建的自我批判意象，也就是自我的他者化。这种被他者化的交往经验就是与交互主体性相对应的交互镜像化，也是真正实现多元文化互享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