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参加普法战争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尼采对这场战争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尼采认为这场战争会毁灭欧洲文化，将文化推向野蛮状态；另一方面，尼采又认为，通过一场战争会净化文化，使文艺复兴精神从肤浅的新拉丁的法国文化中解放出来，促使文化的复兴。1870年7月16日，尼采开始给罗德写信：“这里有一次可怕的雷霆一击：普法战争已经公开宣布了，我们整个陈腐的文化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可怕的恶魔颠覆了……我们也许已经是末日的开端。一个怎样的荒漠！我们再次需要修道院。我们将是第一批弟兄。——您的真正的瑞士人。”(32)尼采以瑞士人自居，说明尼采利用瑞士的中立国立场，计划坐等战争结束。但尼采还是没有丢弃普鲁士人的爱国情感，他同时写信给母亲：“确实，作为一个瑞士人我很压抑。与我们的文化有关！为此，再大的牺牲都不算大！这该死的法国老虎。”起初，尼采并没有将自己卷入战争，而是与伊丽莎白在一起，拜访特里布森，这是伊丽莎白第一次到特里布森。之后，在7月30日，他去了瑞士中部的马德兰勒塔尔（Maderanertal），那里有海拔1300米高的非常美丽的峡谷。他住在阿尔卑斯山俱乐部（Alpenklub）旅馆，写出了《狄奥尼索斯世界观》，第一次提出了阿波罗—狄奥尼索斯二元论，解释希腊悲剧。在同一旅馆住着汉堡风景画家蒙森格尔（Adolf Mosengel），通过蒙森格尔，尼采获悉了德国在魏森布尔格与沃特的胜利，尽管损失惨重。尼采放弃了中立立场，8月8日给费肖尔写信，请求离开巴塞尔大学，去完成自己对普鲁士祖国的职责，去做士兵或医护兵。(33)大学当局同意了尼采的申请，作为中立国只允许尼采作为医护兵。1870年8月中旬，尼采当上了普法战争中的医护兵，战地的惨烈对尼采的刺激很大。战争期间，尼采染上了白喉与痢疾，可能还染上了梅毒。(34)
由于德国铁路大部分军用，尼采绕道，于8月13日到了巴伐利亚的埃尔朗根，尼采成为为战地服务的勤务医护兵。尼采写过这样零碎的日记：“今天，星期六（1870年8月20日）……我给一个法国人用氯仿麻醉，为了给他上石膏（他的手粉碎了；上麻药时，他大声叫喊‘我的神，我的神，我来了’）。在此之前，一个11岁的女孩，希望她的腿免遭截肢。几天前，在一个房子里，一个男孩头部重伤，用氯仿麻醉；非常困难。昨天，一个普鲁士人在医院死了，肺部中弹，今天又有一个。一个普鲁士人，李比希，状态良好；健全的食欲，睡了一个好觉，但是希望渺茫，手臂骨头碎了，不可能上石膏。”(35)8月23日，尼采离开埃尔朗根到沃特的战争前线。在8月28日，尼采给母亲写信，“这封信来自（沃特）哀鸿遍野的可怕的战场的记忆，到处都是难以形容的令人悲哀的人的残肢断体，腐臭的尸身”。(36)9月2日，尼采与蒙森格尔一起，二人这段时间在一起，乘上了伤病员运送列车，护送伤病员从莫塞尔河畔阿尔出发到卡尔斯鲁厄的医院。天气很恶劣，旅程中车厢是关着的。尼采9月11日给瓦格纳写信：“三天三夜在重伤病人之中，我们的努力到了最大的限度。我乘上的是恐怖的运牛车，车厢内躺着6位严重受伤病人，我是唯一一个给他们提供食物、上绷带、负责照看他们的人。他们所有人都骨折，很多有四处创伤，此外，我观察到有两位患有医院坏疽。我能够忍受这种充满疾病的空气，甚至能够吃饭、睡觉，现在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37)瓦格纳当时是反对战争的，曾经劝阻尼采参加普鲁士军队。
尼采在这段旅程中也病了。火车到卡尔斯鲁厄，尼采严重病了，他坚持到埃尔朗根，一位医生诊断尼采得了严重的痢疾，并伴有白喉，尼采在运牛车中观察到蒙森格尔有这些症状。尼采10月20日在瑙姆堡给格斯多夫写信：“提供这些病的特征并不是困难的任务。我用鸦片、单宁酸（灌肠）和硝酸银治疗了几天，危险期过去了。一星期后，我被允许回瑙姆堡，但我并没有很好康复。另外，所有这种经历，阴郁浓雾的气氛笼罩着我——很长时间，我有一种一直持续的悲哀的耳鸣。”(38)尼采在埃尔朗根的医院接受治疗直到9月中旬，之后，尼采在瑙姆堡母亲的房子里过了一个月，10月23日回到巴塞尔教书。扬分析，战争的残酷尽管给尼采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但尼采在战后并没有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方面，人类暴力的问题开始成为尼采后来思考人与人之间斗争的主题；另一方面，尼采开始了对俾斯麦的普鲁士的批评，称他是战争真正的煽动者。(39)
1870年末，一个报道传到尼采耳朵中，卢浮宫被火烧了，后来证实是假消息。尼采当时写信说：“我能想象在德国一边，战争是为了争取将米洛的维纳斯从卢浮宫解放出来，作为第二个海伦娜。这会是对这次战争的精神解释。通过这次战争开创了美丽的古代存在的严格性——开始了一个诚挚的时代——我们相信它也将变成一个艺术的时代。”(40)尼采这里对普法战争的理解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而忽视其政治意义，还认为俾斯麦是欧洲文化的解放者，他还希望把艺术从法国肤浅的拉丁文化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尼采也开始改变对普法战争的认识，认为这不能仅仅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尼采逐渐看清了俾斯麦的政治动机。1871年，尼采在看到杜伊勒里宫被烧的报道后，1871年6月21日在巴塞尔给格斯多夫写信：“除国家之间的斗争之外，我们恐怖的对象是国际的九头蛇，突然可怕地出现，标志着完全不同的斗争的来临。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我们会达成一致，正是在这种现象中体现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实际上整个古老的基督教欧洲和它的国家，但是，最重要的是，‘拉丁语族的’文明现在在每个地方占主导地位，显示了我们的世界已经遭到巨大程度的损坏，和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人有责任将这种恐惧真相大白，所以我们必须确保不要把这些不幸之事的罪过独自归因于文化之间的斗争。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文化之间的斗争。当我听到巴黎的火灾，我好几天感觉被歼灭，充满恐惧和疑虑；整个学术、科学、哲学、艺术的存在看起来是一种荒谬，如果一天能彻底毁灭最辉煌的艺术作品，甚至整个时期的艺术；我真正相信艺术的形而上学价值，不能为了这些贫困的人而存在，而是去完成更高的使命。但即使痛苦到了最剧烈的时候，我不能投一块石头反对这些渎神者，他们对我来说只是一般罪行的承载者，给思考提供了更多的材料。”(41)
(1) 考夫曼在《袖珍尼采文集》的“导言”中引用了里奇尔的这封推荐信：“然而，到现在39年了，我看到很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在我眼前成长起来，但还没有看到一位年轻人，像尼采这么早熟，这么年轻。他在《莱茵博物馆》上面发表了他在大学第二与第三年写的文章。他是第一位还是学生时我就接受了其投稿的学生，如果——上帝让他生活的时间足够长，我预言，他总有一天会站在德国语言学的前列。他现在24岁：强壮、精力充沛、健康、具有身体和道德的勇气，如此组成的相似特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提供想法的天赋，表达自由、冷静、巧妙与清晰。他是这里的偶像，他并不希望这样，他是莱比锡整个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领袖——他们人数众多——他们迫不及待想听到他当讲师的消息。你们会说，我在描绘一种现象。好吧，他正是这种现象——同时，他和蔼可亲又谦逊。他也是一位有天赋的音乐家，这一点跑题了。……尼采一点没有特别的政治本性。尽管他一般意义上赞同德国的统一，他并不同情普鲁士特性——与我一样少；相反，他具有充满活力的自由市民与文化发展的情操……他迄今的研究主要着重在希腊文学史（当然，包括对作者的评注），特别强调一点，对我来说，在希腊哲学史方面。但是，我一点不怀疑，如果面对实际需要，以他巨大的天赋，他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将会取得一样好的成功。他简直能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Walter Kaufman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8，pp. 7-8．扬指出，里奇尔推荐尼采，将尼采界定具有一种反普鲁士的政治态度，主要考虑了瑞士是一个共和政体，也许里奇尔是将自己的政治态度放在尼采身上。但这点不符合事实，尼采几年之后才开始产生反普鲁士立场。扬：《尼采：哲学传记》，第78页。里奇尔的信是根据巴塞尔校方的反馈写的：1. 尼采愿意每星期在巴塞尔大学附属文科中学授课6小时；2. 尼采会满意巴塞尔大学的工作条件；3. 尼采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但没有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一个非政治的人，会适应巴塞尔的政治、社会、风俗习惯，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见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100页。
(2)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198—199页。
(3) 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44页。
(4)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07页。
(5) 扬：《尼采：哲学传记》，第99—100页。
(6) BAW第5卷，第305页。尼采将塞涅卡（Seneca）的这句话 "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 倒过来为 "quae philosophia fuit facta philologia est"。（塞涅卡书信，108．23）尼采在1869年9月28日于巴塞尔给格斯多夫写信：“你也许很快会注意到，我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说，题目为《荷马的人格》，我很快会寄给你；一个人不得不消化了很多的叔本华哲学，才能感到它是怎样由这种思维模式支配。” 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60页。不管怎样，尼采在巴塞尔早期的这些作品，《荷马与古典语言学》《关于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以及《悲剧的诞生》等获得了巴霍芬、布克哈特、费肖尔等人的好评。
(7) 叔本华关于“天才”包括19世纪的很多观点：如“天才紧邻疯狂”；天才是天生的，理智是不可认识的，所以，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等。叔本华认为天才智力超群，但生活能力比常人差，在生理与心理上造成了不平衡，导致了疯狂；进一步，天才具有直观柏拉图理念的能力，能够理解客观知识，能够直接理解事物永恒的本质，能够以理智支配意志，这些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而常人只看到现象的局部，这使天才不为常人所理解。见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88—89页。
(8) 见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104—106页。尼采将《荷马与古典语言学》打印了30份，在私人圈子内传播。尼采在送给伊丽莎白的打印稿中附有一首献给他妹妹的诗歌，尼采也把这首诗歌附在献给柯西玛的打印稿中，柯西玛感觉是一种冒犯：站在巴塞尔我不沮丧/不过寂寞——真可惜，/我高声叫喊：荷马！荷马！/如此使每一个人劳苦，/人们上教堂再回家/并嘲笑这位高声叫喊者。//现在我对此不再介意：/最最美丽的听众/请听我荷马的叫喊/有耐心安静地在周围/去酬谢这部超级笑剧/这里致以诚挚的谢意。《尼采早期文集》第5卷，第285页。本文下面关于《荷马与古典语言学》的引文均出于BAW第5卷，第285—305页，以及列维主编《尼采全集》第3卷，第145—170页。
(9) 波特指出：关于荷马的问题，是维柯——而不是尼采——在1730年的《新科学》中第一次阐释了这个观念：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希腊人创造的一个概念，尽管希腊人相信荷马的存在。对维柯来说，否定荷马的史实性就是否定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特洛伊战争从没发生，这场战争只是虚构，但这不能阻止荷马是比特洛伊战争更真实的存在，特洛伊战争消失了，但荷马的诗没有。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特洛伊战争无疑依旧是“历史上著名的时代”，由于它绝没有发生过。如此，最后的分析是，特洛伊战争与荷马是同等真实的，如果不愿让荷马完全消失的话。维柯不像在法国古今之争中他的前辈，如神父奥比尼亚克（D'Aubignac, 1604—1676）在1640年开始写的关于荷马的论文中怀疑荷马与特洛伊战争的存在，在这里维柯对荷马存在的否定逻辑演完就代表了几个世纪以来对荷马接受的来临，“荷马永远是最好的诗人，但他从未存在（这是两种主张的证明——他的诗）”。维柯比沃尔夫预期的假设早了半个世纪，以更简单且更出名的方式：荷马的史诗是一个长期的口头创作与汇编传统的最后结果。关于荷马历史真实性问题，类似于现代人对雅典卫城的体验，与另一个特洛伊卫城联系在一起，荷马的真实被古典主义肯定与否定、渴望与反感，代表了现代人对荷马的古典的古代的一种文化上的创伤记忆。尼采所说的“被古典的美得可怕的戈耳工的头所毁灭”，现代人对古典的古代的理解的最可怕的方面，一种具有引诱与令人不安的情况，尼采不停地历史化古典理想，这就是使他的语言学成了一种概念的恐怖主义形式，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征兆。James I. Porter, "Nietzsche, Homer,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Nietzsche and Antiquity: His Rea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ed. Paul Bishop, Rochester, N. Y. ：Camden House, 2004，pp. 12-19．波特的意思是荷马问题就像雅典卫城与特洛伊一样，是一种理想的古典的古代，古典主义美的象征，而这种美是一种美学的创造，令现代人迷恋，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被古典的美得可怕的戈耳工的头所毁灭”。特洛伊的毁灭源自神的纷争，海伦的美成了特洛伊毁灭的根源，由传说中的荷马创作为伟大、恢宏壮丽的诗篇；希腊的美与毁灭成了一个永恒的悲剧性主题，由这种主题引发出了特洛伊是否存在以及荷马问题；由此引出了波特所说的现代人对古典的古代的双重创伤记忆：1. 不断将古典的古代理想化就是为了从美学上疗治古典的古代的悲剧性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这就是尼采《悲剧的诞生》中重要的主题；2. 荷马的人格问题，荷马作为一个人并不存在，荷马是一个美学的创造，也是为了抚慰荷马作为一个历史现实并不存在（或不能得到证明）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文化上保持古典的古代的理想美的完整意义。尼采在这篇就职演说中的矛盾：一方面认为沃尔夫开创的古典语言学将古典的古代的理想与现实完美结合在一起，而温克尔曼、席勒与歌德这样的古典的古代的朋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古典学者为什么要在现实历史的维度不断探寻荷马的真实性问题？这是现代科学精神发展的结果，对古典的古代的美学创造表示反感，希望将其历史化，尽管如此，这种科学的探寻还是不能抵御我们受古典的古代的理想美的致命诱惑，也就是尼采指出的，并不能保护我们免于“被古典的美得可怕的戈耳工的头所毁灭”（这是尼采所说的：现实—科学很贫瘠，艺术很虚幻；单从科学的角度将古典的古代历史化，结果是毁灭，是死亡，成为石头，面纱不能这样揭开；如果仅仅有艺术的维度，我们又不能抵御揭开这种面纱的诱惑；怎样结合二者是尼采持续探寻的问题）。波特认为尼采对荷马问题的研究是“一种概念的恐怖主义形式”，这个论断不够全面，尼采认为，如果实证科学没有正确的艺术观念做引导，这种科学精神就走向了歧途，尼采走向第三条道路，通过叔本华的意志与天才观念，既承认古典语言学者所探究的：荷马作为一个人并不存在，同时，认为《荷马史诗》是来自天才个体的创作，尼采的这种理解方式是想将科学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但尼采为什么不说这个伟大的诗人也许就是荷马？既然荷马作为一个人是否存在既不能得到证明，也不能得到否定，也就是他需要承认科学的意义，但科学最终只能从艺术创造中得到解释。
(10) 欧维贝克在世时一直禁止自己的学生伯努利利用尼采与自己的关系，欧维贝克自己在作品中尽量少提到尼采，提到尼采时并不是为了对自己进行宣传。1908年，在欧维贝克去世后，伯努利出版了《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种友谊》。见Martin Henry, Franz Overbeck: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Part 1）：ITQ, vol. 72，2007，pp. 391-404．伯努利与奥勒尔一起编辑出版了《尼采与欧维贝克通信集》。Friedrich Nietzsches Briefwechsel mit Franz Overbeck, eds. Richard Oehler and C. A. Bernoulli, Leipzig: Insel, 1916．
(11) 见戈斯曼的《布克哈特时代的巴塞尔：不合时宜的观念的研究》中的“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章，第414页。
(12) 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108页。
(13) 布林顿：《尼采》，第250页。伯努利的《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种友谊》（2卷，耶拿1908）（C. A. Bernoulli，Franz Overbeck und Friedrich Nietzsche: Eine Freundschaft, 2 vols., Jena: E. Diederichs, 1908．）与伊丽莎白的《尼采的生活》是研究尼采生平的基础，伯努利将自己置身于自己编撰的书之外，完全基于欧维贝克收集的尼采生平材料。欧维贝克是一位明智的人，他喜爱与钦佩尼采，他报道的尼采是不同于伊丽莎白的尼采。书的出版带来了伯努利与伊丽莎白之间不体面的争端，法院判定《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种友谊》第2卷中的尼采与加斯特的书信是伊丽莎白的财产，禁止这些书信在其中出版，需要用墨水涂抹这些书信，不过仔细看还是能看清楚。在英译本《孤独的尼采》的前言中，伊丽莎白认为欧维贝克不是尼采的朋友，而是敌人，欧维贝克嫉妒尼采的才华，于是暗地怀有诽谤尼采之心。“欧维贝克作为尼采最好的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编撰了名为“欧维贝克—尼采”的册子。这本书显示了多产的发明才能；从一种完全无知的立场出发，它不断悍然不顾事实，沉溺于大量无耻的诽谤。”“伯努利先生，事实上遭受了齐格弗里德故事中矮子小丑的同样命运，他在这部书中想说的其实与他写的是非常不同的。在这两卷努力描绘欧维贝克与尼采友谊的厚厚的书中，然而，每个努力读完这部冗长乏味的书的人都会发现，伯努利真实的意见——欧维贝克是一个敌人，而不是尼采的朋友。”“在解释欧维贝克的资料库与尼采档案之间的争端，我可以引用欧维贝克回忆录的开始的话：‘尼采不是一位伟人，以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来说。’鲁道夫·布克哈特教授在一次问到欧维贝克，他真正谴责尼采妹妹的是什么？鉴于她在一种很困难的情况下找到尼采档案，很尽责管理它。欧维贝克对这个问题很不安。‘好的，好的。’他回答，犹豫了一下，‘这正是我要谴责她的——这样的尼采档案！这是可笑的想法。她认为他的兄弟是一位天才，认为那些散漫的匆匆记下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前言，第ix—x页。伊丽莎白认为在欧维贝克结婚前（欧维贝克1873年结婚），他的确是尼采的朋友，但结婚后，欧维贝克在他妻子艾达（Ida）的指使下，挑拨尼采与其他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尼采暗中的敌人。见《孤独的尼采》，第52—55页。鲍姆加特纳夫人（Frau Baumgartner）说：“欧维贝克使尼采丧失对朋友的信任，使尼采的朋友丧失对尼采身上的伟大性的信任。”鲍姆加特纳夫人的儿子尼采研究教授阿道夫（Adolf Baumgartner）在欧维贝克的挑拨下，失去了认为尼采是伟大的信仰。罗德与伊丽莎白也是欧维贝克直接的受害者。伊丽莎白的这些看法不十分准确，罗德与尼采的疏远主要原因还在于尼采对瓦格纳的认识变化了，罗德不理解。伊丽莎白也不十分理解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勉强承认二者的决裂。扬认为，尼采在1876年后改变了对叔本华与瓦格纳的态度，罗德也跟着尼采改变了态度，但从1876年后二者的通信，罗德并没有改变对瓦格纳的态度。
(14) 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115页。
(15) 考夫曼：《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第28页。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研究有代表性的，洛维特的《布克哈特》（Löwith, Jacob Burckhardt, 1936）；萨宁的《布克哈特与尼采》（Salin, 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zsche, 1938）；马丁的《尼采与布克哈特》（第三次修订版，1945）（von Martin, Nietzsche und Burckhardt, 3rd rev. ed., 1945）；安德勒的尼采6卷本传记（Andler, Nietzsche: Sa vie et sa pensée, 6 vols.）中的分析，对布克哈特作为尼采的先驱的分析一般般；斯塔赫林在《希腊文化史》（Felix Stähelin,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中对布克哈特对尼采的可能影响的简短的评论很到位。
(16) 见戈斯曼的《布克哈特时代的巴塞尔：不合时宜的观念的研究》中的“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章，第434页。
(17) 雅斯贝尔斯：《尼采》，鲁路译，第83页。
(18) 伯努利：《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种友谊》第2卷，第423页。
(19) 考夫曼：《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第30页。欧维贝克的《论我们今天神学的基督性：斗争与和平》（Overbeck, über die Christlichkeit Unserer Heutigen Theologie: Streit-und Friedensschrift, 1873）与尼采的《大卫·施特劳斯》有相似的观点，他们攻击了时代精神，被看作双生儿。欧维贝克后来的作品是学术化的，不是争论性的。他的一些有争议的笔记出自生后由伯努利编辑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化：思考与评注现代神学》（1919年），在书中有很多处提及尼采，这是在尼采陷入精神分裂后写的。关于欧维贝克及欧维贝克与尼采的关系，代表性研究作品有：洛维特的《欧维贝克对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费舍尔编辑的《欧维贝克的自我认识》（1941）；《欧维贝克与尼采通信集》（1916）。
(20) 卡尔·巴特（Karl Barth）分析了，巴塞尔人对独立的思想的容忍态度，这是巴塞尔的一种古老的传统。“巴塞尔神学家一开始实质上是保守的，基本上是害羞、安静、不激动的人（quieta non movere），总是会在他的人格的某处出现。同时，不管怎样，他有他的秘密，总是对其他人的激进主义与过激言行有种快乐的同情心，例如，所有类型的令人兴奋的外国人，从约里斯（David Joris）到尼采与欧维贝克，他们在他们的城墙内热切欢迎这些人提供的对照物。然而，当发现他们可怕的兴趣，不管怎样，他会犹豫将他们变成自己的。一种温和的人文主义的怀疑精神，也就是说，内在灌输于他的精神，反对天主教与过于严格的加尔文正统教义。一种实践的智慧需要仔细考察，免于向左过度偏离。如此，他会处于这些极端的中间某处，也许能安静将自己投身于某种自由思考，也许同等将自己投身于某种虔敬的热忱。”见戈斯曼的《布克哈特时代的巴塞尔：不合时宜的观念的研究》中的“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章，第431页。
(21) 见戈斯曼的《布克哈特时代的巴塞尔：不合时宜的观念的研究》中的“欧维贝克与尼采”一章，第435—436页。
(22) 施莱希塔：《尼采文集》第3卷，第603页。另见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53—54页。柯西玛与彪罗离婚后，与瓦格纳在1870年8月25日结婚，9月4日，他们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出生后受洗。齐格弗里德出生于1869年6月6日，是瓦格纳与柯西玛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是，伊索尔德出生于1865年4月，伊娃出生于1867年2月。尼采不是不知道瓦格纳与柯西玛的这种关系，刚开始也感到不可接受。瓦格纳后来要尼采当齐格弗里德的教父。彪罗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但没有什么创作天才，瓦格纳出现后，柯西玛就投向了瓦格纳。尼采这封信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语气，这种方式尼采认为是瓦格纳带来的。1884年4月7日，尼采在尼斯给欧维贝克写的信中，谈到自己也收到了类似崇拜者的信，以相似的语气，尼采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意义上也是瓦格纳的遗产的一部分：“老天！我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特色的信——这种拍马屁的风格是瓦格纳介绍给德国青年的；我很久前预言的东西现在开始了——我变成了瓦格纳某种程度上的继承者。”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223页。
(23)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18页。
(24) 扬：《尼采：哲学传记》，第101页。
(25) 1870年2月，尼采在巴塞尔给多伊生写信：“我无比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是叔本华精神兄弟的朋友，瓦格纳，他把自己与叔本华看作席勒与康德的关系，一位天才，他获得了同样可怕的高度，在未来的一个世纪才能被理解……我由此更深地看清理想主义人生观的深渊；我也注意到，我的哲学、道德与科学努力朝一个唯一的目标奋斗，也许我会成为第一个成就整体性的语言学家。我看到的新的、变化了的历史是多么不可思议，特别是希腊世界！我想很快给您寄我最近写的演讲稿，其中的后一篇（《苏格拉底与悲剧》）在某些方面被理解为一连串的悖论，已经引起了憎恨与愤怒。冒犯一定出现了。我基本上把谨慎丢到一边了；对个别人，在表达我们像古罗马人的美德一样严肃的人生观的时候，让我们充满同情，灵活一些。”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64页。
(26) 尼采在1872年1月28日给罗德写信：“我在这里的讲演《关于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几乎创造了‘轰动’，到处唤起了激动人心的热情。”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92页。
(27) 在1869年圣诞节，尼采将《荷马与古典语言学》找一个地方私人印刷。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18页。
(28) 1870年尼采给格斯多夫写信：“这个学期我将开两门新的课程，分别处理希腊的韵律和节奏（根据我自己的系统），还有赫西俄德。此外，我建议我在学校主持的语言学和希腊班级中学习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四联剧。”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38页。
(29) 尼采在大学的学生对尼采授课的回忆，瓦克尔纳格尔（Jakob Wackernagel, 1853—1938），著名的梵文学者，出生于巴塞尔，1879年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尼采的接班人。他这样回忆当时听尼采的课的感受：“他的讲课不是很受我们大学生的欣赏。从布克哈特那里，我们开始对讲课有一个高的标准。但是，尼采的课是以一种极端枯燥、依据事实的方式传授的，只是偶尔出现令人难忘的话。由此，例如，我们发现他的“柏拉图导读”特别令人厌烦。……我们很高兴与他在一起。他在巴塞尔的第一年，他有很丰富的社交生活，包括晚间舞会。年轻的女子很喜欢他。我们学生很急切地想知道他与她们的谈话内容。其中之一告诉我，例如，他告诉她，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山茶花。”扬，《尼采传记》，第201—202页。舍夫勒（Ludwig von Scheffler, 1852—1925），尼采的另一个学生。在1876年，一位年轻的历史系学生舍夫勒，到巴塞尔为了听布克哈特的课，他不小心进了尼采授课的教室，讲的主题是“柏拉图的生平与学说”，教室内是空的。仅有的一个学生临窗远眺外边的河流。舍夫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学生：“另一个瓦格纳，但更年轻，正处花样年华！不仅他的连鬓胡子是对大师的精确模仿，而且他的鼻子、眉毛、下巴仿佛是那个音乐大师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这位学生介绍自己是教授的跟随者。尼采教授很快会来。尼采到了，舍夫勒开始有点失望，尼采不到中等身材，令人印象较深的就是脸上大的胡子。尼采像个爱好打扮的人，浅色的裤子，短夹克，打着领结。头发细长柔软与散乱，脸色苍白。鞋子质量很好。眼睛高度近视。尼采讲课时，声音不大，但出自灵魂，很有感染力。科勒：《查拉图斯特拉的秘密：尼采的内在生活》，第128—129页。
(30) 主要根据尼采频道的详细列表（http: www.thenietzschechannel.com/lectures/lectures.htm）译出，局部有所增补。1870—1871年冬季至1872年秋季，尼采的研究计划的梗概：对多年希腊研究的介绍。大学课程百科全书式的：1. 希腊语言学百科全书。2. 希腊语言（Sprache）。3. 希腊神话。4. 格律。5. 修辞。6. 荷马。7. 赫西俄德。8. 抒情诗人。9. 奠酒人（Choephoren）。10. 泰奥格尼斯。11. 前柏拉图哲学家。12. 柏拉图。13. 后苏格拉底学派（包括柏拉图主义！）。14. 演说史。冬季：修辞学与荷马。1873年夏季：神话学和后苏格拉底学派。1873—1874年冬季：希腊语言（Sprache）。KSA第7卷，第250页。1874年，尼采计划在下面7年间将自己在大学的研究讲义编辑出版，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关于周期性的希腊研究的讲义：1—3. 文学史。4. 古代宗教。5. 民间古卷（Private Antiquities）。6. 国家古史（State Antiquities）。7. 神话。8—9. 政治史。10. 修辞与风格。11. 格律与节奏（联系音乐）。12—13. 哲学史。14—15. 希腊伦理观。这15个讲义，尼采只完成了8个：文学史、古代宗教、修辞学、格律与哲学史（包括柏拉图的讲义）。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334—335页。在大八开本《尼采全集》第17—19卷出版了这些讲义，属于语言学领域。尼采1879年在巴塞尔退休时，准备烧掉这些讲义，但伊丽莎白阻止了尼采这么做。
(31)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89—290页。1869年8月，尼采读瓦格纳的《论国家与宗教》，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1869年10月，读歌德的《瓦尔普几司之夜》，莱辛的《拉奥孔》《品达》，霍夫曼的《金壶》，蒙田的《随笔》（莱比锡，1753—1754，德语译本，瓦格纳的礼物），《雪莱诗选》。1870年2月，尼采读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蒙森的《罗马史》。尼采的藏书中有施特罗特曼（Adolf Strodtmann）翻译的《雪莱诗选》。
(32) KSB第3卷，第130页。
(33) KSB第3卷，第133—134页。
(34) 考夫曼：《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第69页。就目前所知的，尼采保持禁欲的生活，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梅毒。希尔特布兰德特（Hildebrandt）认为，尼采可能是非性接触，而是在战争期间在照顾受伤士兵时，通过皮肤受伤感染上的。布兰（Brann）认为，尼采也许在一生中上过两次妓院，感染上两次梅毒，作为一种下意识的自我惩罚方式。这种假设是基于1889年1月尼采在巴塞尔的救济院的报告。一天下午，尼采在救济院说着混乱的、没有逻辑联系的话，时不时大声唱歌与喊叫，尼采特别声称自己感染过两次梅毒，波达赫（Podach）出版了这些记录，认为这个没有太多真实的意义，因为，尼采也说过，柯西玛·瓦格纳是他妻子，是她把他送到这里来的。
(35) 扬：《尼采：哲学传记》，第137页。
(36) KSB第3卷，第137—138页。
(37) KSB第3卷，第143页。
(38) KSB第3卷，第149页。
(39) 扬：《尼采：哲学传记》，第138页。
(40) KSA第7卷，第158页。
(41) 米德尔顿：《尼采书信集》，第79—80页。尼采在这里对亲德国精神有一点反思，亲德国精神崇尚文化、反自由主义、反“西方”意识形态，包括在德国的反国际主义。尼采在这封信开始有一些从亲德国精神转移的迹象，即使与后来的亲法国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尼采这时还强烈坚信德国的健康与深度。但尼采也不是相信从毁灭、破坏中能复兴文化。1870年11月7日，尼采在巴塞尔给格斯多夫写信就谈道：“我相信：今天普鲁士对文化是一种最高的危险力量。”KSB第3卷，第155页。尼采反对的拉丁文化主要指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文化，当然不仅仅是文化，但尼采是将这次历史事件理解为文化事件，认为这是奴隶起义，宣言人人平等，这只会将文化带向野蛮的奴隶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所以这些奴隶对文化犯了罪，艺术不是为这些奴隶的，而是为更高的文化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