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瓦格纳一家的友谊

第一节　瓦格纳的《论贝多芬》

1870年3月11日，尼采在巴塞尔给格斯多夫写信：“我们现在一致认为瓦格纳与我融为一体对我是无价的。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种强健的、男子气概的精神，不会在可怕的喧嚣中迷惑。人们有时会在敌对政党中发现非常优秀与聪明的人，对于这种冲突，叔本华可以在理论上提升我们，正如瓦格纳作为一个艺术家实际上做的。我心中总是记住两件事。瓦格纳生活与艺术中的难以置信的严肃性与德国的深奥，体现在他写的每一个音符中，对我们现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像叔本华的禁欲主义与意志的否定一样，一种令人恐怖的事物。我们的‘犹太人’——您知道的，是怎样抱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憎恨瓦格纳在精神中投入的理想主义，这一点他最接近席勒：火热勇敢为黎明的‘那一天，人们将为高贵’而奋斗，简言之，这种骑士的品质，完全对立于我们庶民政治的每天的小题大做。最后，我发现甚至优秀的人经常对事物怠惰的观点，犹如独立的努力，一种严肃与周密的研究，为了理解这样的一位艺术家和这样的艺术作品，一点必要都没有。听到您如此及时研究《歌剧与戏剧》，我是多么高兴！我把这一点马上告诉我的特里布森的朋友。我的朋友对您绝不是陌生人；如果您想给瓦格纳写一封详细的信，在《名歌手》柏林首次表演后，这会是对他们很快乐的事，他们会很快了解写信的作者。自不待言，如果您来看我，我们会去特里布森。这会无限丰富人的生活，认识这样一位实际上很亲近的天才。对我来说，最美好的事是与叔本华与瓦格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很自豪、很高兴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分享这种感情。您知道《艺术与政治》吗？我也告诉你瓦格纳出版了一部小册子，名为《论指挥》，最好与叔本华的文章《哲学教授》放在一起比较。”(1)

1870年10月底，尼采去听了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观察》的课程，读瓦格纳的《论贝多芬》。布克哈特在课程中批判了现代的国家观念，他也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尼采由于普法战争对叔本华有一种更深的理解，与布克哈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尼采在1870年11月23日给罗德写信：“我告诉你几件令我很愉快的事。第一件，有一篇瓦格纳写的《论贝多芬》的长文，体现了叔本华的哲学精神与瓦格纳的力量，很快会出版。瓦格纳夫人问我，你在哪里任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件快乐的事：布克哈特每周论历史的课——本着叔本华的精神——令人愉快，但极其受限制。我正参加他的这个课程。第三件快乐的事：在我的生日，我获得了曾经有过的最好的语言学灵感！……我可以告诉你，存在一种新的韵律，我已经发现了，与整个最新的诗律研究的发展相比较，从赫尔曼（G. Hermann）到韦斯特法尔（Westphal），或者，施密特是一次脱轨。你愿意的话就尽管取笑——这些事对我的确是令人惊讶的。有很多事要做，不过我成了书蠹，而且乐在其中。因为这次我高度自信，继续加深我的基本信念。在今年夏天，出于自己的利益，我写了一篇长文《论狄奥尼索斯世界观》，以便令自己在暴风雨将发生时保持镇定。现在，你看到了我的情况。还有一点，我很担心未来（我设想我看到了伪装的中世纪），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好——除非当我收到朋友的信，或像你在《莱茵博物馆》上如此好的文章。我想起了菲舍特表示对你很感兴趣，他对你也表示了感谢。你为我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做了不少工作；(2)我衷心感谢你的帮助。里奇尔坚称你不会成为校对员，我从没有设想将自己看作其中之一。这样至少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的倒霉蛋。看看是否你无法从这致命的反文化的普鲁士逃脱，这里奴隶和教士像蘑菇一样发芽生长，对我们而言，他们的毒气很快会使德国变得黑暗。我们意见一致，还是不一致？哎？你不会斜眼看我吧？天知道，这会是个遗憾。”(3)

《论贝多芬》是瓦格纳为贝多芬的百年纪念所写的文章，其中一些观念不能说没有受惠于尼采，特别是尼采关于叔本华的一些认识。瓦格纳在1851年的《歌剧与戏剧》中认为在他的歌剧中诗歌和戏剧与音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种总体艺术观点甚至不适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59），在这部歌剧中他无情地将歌词看作低于音乐。在《论贝多芬》中，瓦格纳试图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解释他最近的创作，与他的早期理论不产生矛盾。在与尼采关于叔本华的讨论中，瓦格纳重新将叔本华的悲剧审美精神作为自己解释音乐的基础。(4)瓦格纳的散文作品总是啰里啰唆，缺少严谨与清晰，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洪流的气势，有一个总体的方向，尽管是泥沙俱下。

《论贝多芬》的主要内容：1. 贝多芬是第一位职业型的音乐家。海顿长期是亲王的侍从，生活安宁，他谦逊而恭敬，保持着善良心地、快活的天性直到老年而去世。海顿最著名的作品完成于老年。莫扎特从没有过海顿那样的生活，他最优秀的作品是在富裕的瞬间与为来日的担忧二者之间完成的。莫扎特忠于皇室，但死于贫困。贝多芬的性格使他不可能过海顿与莫扎特那样的生活。贝多芬靠他的音乐的收入与劳作维持生活。

2. 贝多芬是追求崇高精神的音乐家。贝多芬与莱辛、歌德、席勒一样，日耳曼精神怎样通过他恢复了人文精神。他将已经降低到仅供消遣的艺术的音乐，重新提高到它应有的崇高的地位。贝多芬的音乐不在于取悦于人的感官愉悦的美。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通盘考虑贝多芬给音乐带来的进步，从美学的美的境界，大踏步跨进崇高的领域。瓦格纳在这里区分了优美与崇高：优美注重形式、感官的愉悦；崇高注重德性与事物的本质。

3. 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结合了器乐与声乐，是瓦格纳音乐戏剧、总体艺术的先声。贝多芬很少为歌剧所动摇，但当代的教堂音乐给他更大的影响，当时的奏鸣曲已经发展为一种典型形式，贝多芬可算作一位奏鸣曲作曲家。贝多芬对声乐触及不多，尽管也取得了意外的成功。贝多芬早期的作品与海顿的关系比莫扎特的关系更密切，但并没有拘泥于海顿的模型。显然每一个人都由衷地明白，贝多芬这一个人的成就便在于他赋予了一切音乐的主要形式，那便是旋律：因为旋律这时才恢复了最高超的天然纯朴，以此作为源泉，以便得到更新与鼓舞，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要求，引申出最强烈、最繁多的变化。在这一领域，贝多芬将它从一切传统或因袭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以其独特的精神完全洞察这些形式并赋之以蓬勃的生气。旋律，通过贝多芬，音乐从时兴流行和变化无常的嗜好影响下解放出来，并提高到始终有效的、纯粹人的典型。“我们还可以看到贝多芬在他力求达到提高旋律的重要目标的道路上的另一进步；那就是取得了具有崭新意义的与纯器乐有关联的声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部分，从器乐到声乐的跳跃，关于形式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这些带有台词的大合唱，音乐与诗句并没有关系，不像音乐之于“唱词”。瓦格纳在这里受到了叔本华音乐是非表象的、直接表达意志本体的唯一艺术形式，而台词只是器乐的表象，贝多芬就是这样将交响乐（酒神精神）与声乐（日神精神）结合起来。由此，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合唱部分是酒神精神的集中体现。

4. 瓦格纳试图结合贝多芬的交响乐与莎士比亚的丰富性，将德国音乐推向新的高度。贝多芬是日耳曼精神一种完美的人的形式，而且是土生土长的、有独创性的日耳曼人的形式，一种与旧式的相比至今还不曾有过的现代摩登世界的形式。“莎士比亚一直是无人能与之伦比的，直到日耳曼精神产生了贝多芬其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贝多芬的失去听力使他成为从外界事物解放出来的天才，“现在，这位音乐家从内在复明了……‘今天尔与我同在乐园。’谁在聆听田园交响乐时会没有听到这救世主的格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