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重造历史

如上所述，魏与吴分别通过多媒体渠道进行王朝建设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他们试图通过撰写历史以及反复公开演奏音乐化的诗史，来塑造公共记忆和确立王朝的合法性。这些关于建国功业的仪式性乐歌，后来历代皆有效仿，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但本文标题中的“重造历史”，不仅仅是指魏、吴两国积极开展的修史事业，也指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学史中以北方/魏晋政治正统作为基础的传统叙事模式提出的修正。三国时期的武力冲突是众所周知的，对蜀、吴二国的文学生产和对吴、魏二国的文化争霸进行反思，却可以让我们对三国时期的文化生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吴以及魏的仪礼音乐尤其应该得到文学史家更多的重视。一方面，这些乐歌为后世诗歌传统中的历史歌行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另一方面，作为王朝政体的文化工作之一，它们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用。正如吴国贵族将军陆景在其《典语》中所说：

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悉，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90]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知，韦昭很有可能是在有意识地把缪袭的乐歌系列作为范本。吴国乐歌时时处处在修辞和意象层面回应魏曲，但同时又与魏国的北方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语境中，吴乐对魏乐的呼应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书写手段，以求更为有力地凸显二国的不同。陆景之弟陆机显然认可陆景对“文”的看法：晋灭吴十年之后，他前往洛阳，在那里秉“造化之渊”，对北方洛阳音乐传统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像韦昭那样，重写了这一传统。

最后，本文间接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时代的文本保存多有残缺的时候，应该如何撰写文学史？是置之不顾，还是通过文本考古，尽可能地利用手头材料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尽管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这只能是非常片面的重构？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后者。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中国中古时代是一个手抄本文化时代，是文本大量佚失的时代，因此写作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把资料的不完整与不完美本身也考虑与书写在内，不仅讨论文本佚失与变形的现象，也对其内在原因进行反思。

（张元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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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16年总136期第4号，题作“Remaking History： The Shu and Wu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 见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282。

[3] 《文选》的其他部分收录了很多魏的作品，却只收录了两篇蜀、吴的作品，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韦昭（204—273，为避晋讳改为韦曜）的《博弈论》，见［梁］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七，页1671―1674。《文选》还收录了很多贬斥吴、蜀之作，例如陈琳（？―217）《檄吴将校部曲文》、锺会（225―264）《檄蜀文》、阮瑀（？―212）《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见《文选》卷四四，页1976—1985，1987—1990；卷四二，页1887―1893。相比之下，我们看不到来自蜀、吴的类似之作，虽然蜀、吴并不缺乏政治宣传的能力。

[4] 关于“建安”作为文学时代的构建的初步探讨，可参看拙文《宴饮与回忆：重新思考建安》，载《中国文学学报》，2010，页22―34。关于南朝文士选择、编选、经典化“汉”诗，参看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社，2006；三联书店，2012中文版），第一章《“汉”诗与南朝》，页23―72。

[5] J. Michael Farmer，The Talent of Shu：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 （《蜀才：谯周与早期中古时代四川的思想界，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p. 2-3.

[6] 关于曹丕的自我形象构建，可参看拙作《物质与象征的交易：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书信与礼物》，见Antje Richter (李赫特) ed.，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中国书信与书信文化史》，Leiden; Boston： Brill，2015），pp. 162-171.

[7] ［晋］陈寿（233―297），《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四七，页1123。

[8] 《三国志》，卷六四，页1430；卷五三，页1250。

[9] 《三国志》，卷三八，页976。

[10] 许靖（约150―222）是以善于识才闻名的东汉名士许劭（150―195） 的堂兄。他在蜀国地位甚高，诸葛亮见到他都要敬拜。他的列传在《三国志·蜀书》中名列前茅，虽然他除了“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之外，似乎并没有在蜀地做过什么实事（《三国志》，卷三八，页967）。又如吴国经学家程秉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127―200），深得吴主孙权尊重，官拜太子太傅（《三国志》，卷五三，页1248）。

[11] 例如南方经学家虞翻（164―233）曾把自己的《易注》寄给孔融（153―208），收到了孔融赞美的回信，此信收录在《三国志·虞翻传》中。

[12] 裴松之《三国志》注有引用，见《三国志》，卷四二，页1023。

[13] 《三国志》，卷三九，页984。

[14] 《三国志》，卷三五，页914。

[15] 法墨，《蜀才》，页 15―30。

[16]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五，页1060。

[17] 本文附《三国志·诸葛亮传》之后，见《三国志》，卷三五，页931。

[18] 《三国志》，卷三八，页973。

[19] 《三国志》，卷四二，页 1034―1038。

[20] 此诗见蒋一葵（1594年举人）的《尧山堂外纪》，蒋氏未注诗之来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 子部》（济南：齐鲁书社，1995），册147―148，卷一四七，页471―472。据蒋氏序，此书内容来自众书，尤其是“散见于稗官野史不经人见也者”（卷一四七，页384）。《四库全书》编者称此书“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卷一四八，页494）。此诗未收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 其中有几位作家被列入东汉或晋朝，不过他们都曾主要在吴国任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吴人。

[22] 景兴即北方名士王朗（？－228），著名经学家王肃（195―256）之父。子布即孙权最尊敬的谋士张昭（156―236）。张昭谥文伯，因其文学与学术成就而富有盛名。吴主孙权年轻时，张昭与张纮同为孙权起草文件、书信等。

[23] 《三国志》，卷五三，页1246。

[24] ［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七〇，页1217。又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八六，页939。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韦昭《吴书》：“纮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三国志》，卷五三，页1247。

[25] 《三国志》，卷五三，页1244。

[26] 《三国志》，卷六二，页1414。

[27] 此盟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卷四七，页1134―1135。

[28] 《三国志》，卷二一，页607。

[29] 《三国志》，卷六二，页1414―1417。

[30] 如曹丕为魏国某将军的弃妻所作的五言诗（《艺文类聚》卷二九，页514），或陆机为其友顾荣之妻所作的五言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五，页682）。当然，这个时期也可能有为历史人物代言的代作书信，但与胡综的“吴质书”不同，书信的作者都是无名氏。

[31] 《三国志》，卷五三，页1254。

[32] 《礼记注疏》，卷五一，页861，见［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

[3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六〇，页1581。

[34] 见《全三国文》，卷六六。

[35] 《三国志》，卷五三，页1254―1255。

[36]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八，页1832。

[37] 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卷五三，页1257。

[38] 《三国志》，卷六五，1469页。

[3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卷四四五，页2177。《三国志》卷六五页1470的“评语”也有收录，与《太平御览》稍有异文。

[40] 《三国志》，卷六五，页1469。

[41] 《文选》，卷三一，页1448。

[42] 《太平御览》，卷三二八，页1636。

[43] 《三国志》，卷五三，页1256。

[44] 西晋作家潘岳（247―300）后来也写过一篇关于籍田的赋，此赋收入《文选》。

[45] 《晋书》，卷一九，页590。

[46] 类书收录了几段赋作遗文。最长的一段出自《艺文类聚》卷九，页169，序见［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七，页141。据张勃（活跃于三世纪晚期）的《吴录》，五湖是太湖的别名，见《文选》郭璞（276―324）《江赋》之李善注。

[47] 《诗经·大雅·荡之什·韩奕》的第一句为“奕奕梁山”，《毛诗注疏》，卷一八，页679。

[48] 这些作者包括傅咸（239―294）、嵇含（262―306）、潘尼（约250―311）。傅咸《羽扇赋》序与嵇含的赋序明确表明是晋灭吴之后所作：“吴人截鸟翼而摇风，既胜于方圆二扇，而中国莫有生意。灭吴之后，翕然贵之。”（傅咸）“昔秦之兼赵，写其冕服以□侍臣；大晋附吴，亦迁其羽扇，御于上国。”（嵇含）见《全晋文》，卷五一，页1752；卷六五，页1830。潘尼赋曰：“始显用于荒蛮，终表奇于上国。”见《全晋文》，卷九四，页2000。张载（约250―310）也写过一篇同题赋作，但从残文中很难看出与晋灭吴是否有特别的关联。见《全晋文》，卷八五，页1949。

[49] 《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这两句在传统阐释中常被视为在野之贤人的象征。《毛诗注疏》，卷一一，页376。

[50] 《周易注疏》“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周易注疏》，卷六，页133。此处鸣鹤为德信之象。

[51] 《诗经·大雅·云汉》描写大旱。《毛诗注疏》，卷一八，页659。

[52] 《诗经·国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 ”《毛诗注疏》，卷二，页85。

[53] 见《诗经·周颂·振鹭》，《毛诗注疏》，卷一九，页730。

[54] 曹植写过《九华扇赋》，序中提到汉桓帝赐给曹腾的竹扇。曹腾（100―159）是宦官，曹植的养曾祖父。见《全三国文》，卷一四，页1128。曹植的作品在吴国似乎广为人知，闵鸿也许受到了他的启发。为扇子作赋能追溯到更早的作家，曹植的赋本身也是传统中的一部分。

[55] 关于陆机赋的翻译与分析，见康达维 （David Knechtges）《南金与羽扇：陆机的“南方意识”》，王平、Nicholas Morrow Williams合编，《中国中古诗歌中的南方身份与南方疏离》（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5），页36―41。康氏认为，陆机的赋是“魏晋时期玄学家风格的作品”（页40），也许是为了表现他对洛阳上层社会所喜好的老庄清谈的熟悉。诚如是，那么相比之下闵鸿的赋无疑是更深地植根于经学，而经学才最代表吴地的传统。

[56] 《晋书》，卷五四，页1481。

[57] 参见拙文《羽扇写作：陆机、陆云与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易》，《中国中古诗歌中的南方身份与南方疏离》，页43―78。

[58] “建安七子”中最负盛名的王粲（177―217）在荆州时，与朋友的唱酬之作总是出以四言；去北方参加曹氏集团之后，大多数诗作则采取五言形式。

[59] 据胡冲的《吴历》记载（见裴松之《三国志》注），曹丕给孙权寄去的文集等是用绢素抄写的，寄给张昭的文集则是用纸抄写的（《三国志》，卷二，页88）。

[60] 诸葛亮在228年一封给朝廷的奏表中讨论了这一理念。该奏表见张俨《默记》，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有引用。张俨在《默记》里对诸葛亮的这些想法表示认同。见《三国志》，卷三五，页935―936。

[61] 《晋书》，卷八二，页2149。

[62] 《隋书》，卷三三，页957。

[63] 《三国志》，卷五三，页1256。

[64] 吴国经学家虞翻的后代虞喜（281―356）在《志林》中，讨论了第一任吴国宰相孙邵为何在《吴书》中没有传记。他引用时人“博物君子”刘声叔之言，认为项峻、丁孚的史书里对孙邵确有注记，但因韦昭是孙邵政敌的同党，故不见书。这似乎暗示刘声叔曾经亲眼看到过项峻与丁孚的史录。见《三国志》，卷四七，页1132。

[65] “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三国志》，卷六五，页1461―1462。

[66] 《三国志》，卷六五，页1464。

[67] 举例来说，《吴书》第一次在裴松之注中出现，是为了补充有关曹操的父亲曹嵩（?―193） 之死的叙述。《三国志·曹操传》说曹嵩为徐州牧陶谦（132―194）所杀，《吴书》却说是陶谦的手下谋财害命，后来又逃亡了，曹操于是不公平地归罪于陶谦。《三国志》，卷一，页11。

[68] 《晋书》，卷三九，页1143。

[69] 韦昭在上奏孙皓的奏疏中描述了这部著作。见《三国志》，卷六五，页1462―1463。

[70]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五四，页783。《隋书》还著录了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卷三三，页984）。

[71] 吴人对地理与地方风物的兴趣，构成了陆机《洛阳记》的撰写背景，这是现存最早关于名都洛阳的记述之一。参见拙作《羽扇写作》，页47―48。

[72] 这十八首鼓吹铙歌也收录在沈约《宋书·乐志》里，但有些歌辞不知所云，就连沈约都没有为之标点。这些歌辞一般来说被视为汉代作品，但无法确定。

[73]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二，页644。

[74] 《宋书》，卷二二，页647。

[75] 边、韩之乱爆发时，曹操在家乡隐居，被征为典军校尉。后来董卓废汉帝、毒太后，曹操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合义兵，将以诛卓”。《三国志》，卷一，页5―6。

[76] 此前，曹操离开京城经过中牟时曾为亭长所疑，见拘于县，赖功曹为请得解。《三国志》，卷一，页5―6。

[77] 《三国志》，卷一，页22―23。

[78] 关于“酒食―音乐”的公式，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页208―210。

[79] 《宋书》，卷十九，页541。

[80] 《宋书》，卷十九，页541。

[81] 魏曲与吴曲的开头都用了《诗经》歌颂文王的诗。吴曲的开头来自《清庙》：“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毛诗注疏》，卷一九，页708。魏曲的开头则用了《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乎天。”《毛诗注疏》，卷一六，页533。

[82] 孙权于208年击败杀父仇人黄祖。

[83] 这里的“西夏”是指荆州与襄阳地带。

[84] 荆州刺史刘表不喜前妻所生之长子，立继室所生之次子为继承人，是为“刘氏不睦”。荆州有八郡。

[85] 据郑玄注，八月立秋，鸠化为鹰。《周礼注疏》，卷七，页107。

[86] 《宋书》，卷二二，页657。

[87] 《宋书》校注认为“江安城”应改为“公安城”，因“建安时不得有江安”。《宋书》，卷二二，页670。我认为由于乐句字数所限，“江安”应该是“江陵与公安”的缩写。“历抚”的“历”有依次或多次的意思，《三国志》也数次提到过孙权的军队“引兵西袭公安、江陵”。《三国志》，卷一四，页451。

[88]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三，页61。

[89] 陇塞一般指今陕西、甘肃境内的西北边疆，此处似应作“龙塞”，即卢龙塞（今河北境内）。据曹操传，“引军出卢龙塞……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斩蹋顿。”《三国志》，卷一，页29。

[90] 《太平御览》，卷五八五，页2766。严可均在《全三国文》中引用了这段话，但“悉”作“采”，最后一句的词语顺序也有所变动。《全三国文》，卷七〇，页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