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书画作品中呈现的其他内容

第一节　款识

一、款识的起源和演变

款识起源于甲骨文。《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

书画款识，又称落款、题款、款题等，是指作者题写于作品上的姓名、年月、图名、纪事、诗文等。款识可分为：上款、下款、单款（穷款）、双款、短款、长款、重题款等多种。

书法作品落款，形成于奏章和信札，往往也是作品的内容。存世有款识的墨迹始见于魏晋。

绘画作品的落款始见于唐代，确实可信的绘画落款出现于北宋。早期的落款以姓名和创作时间为主，文字简约，或细小隐蔽，藏于山石树木屏柱之中，甚至有落款于作品背面者。

元代及其后世，伴随文人画的发展，诗书画一体，长款渐多。款识渐成为绘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作品的整体构图。

书画款识是书画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鉴定的入手方法之一，或有课徒者曰“看画先看款”，也算一派。

二、款识的种类

（一）单款（又称穷款）

只落作者的姓名或字号者，包括花押。押者，署也，花押，即花式签名，如今之艺术签名者。

图一　穷款 清　朱耷《花鸟图册》　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　穷款 元　赵孟頫《真草千字文》卷　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二）纪年款（创作日期）

记载某年月日所作，种类和方法繁多，下节专论。

图三　花押 宋徽宗“天下一人”	图四　花押 朱耷“三月十九日”

（三）上款（应酬款）

记述作品受赠者或购买者的名号、事由、时间、地点等项，为表尊重，往往书于作品的上部，故称上款。上款遇有对方之名号尊称，又有空格、平头（换行）、抬头（换行并高出一字）的写法。书法作品多见，信札规矩尤多。

（四）下款

与上款相对，记录作者的名号、创作日期、地点等。上下款齐备，亦称“双款”。

（五）重题款

作者在完成作品后已经题款，隔一段时间因故再题。

（六）复款（也称双款）

作者已落了款，同时因故又附加诗文纪事等，并再次落款者。

（七）入画款

将款书写在画的内容中，而不是空白处，看似画的一部分。始于宋，兴于清。

（八）落花款

将款题写满书画，几乎不留白地，洒落满纸。始于清代，不多见。

三、古人款识习尚和时代特点

（一）只落姓名或加敬语、行为

如：王羲之顿首，仇英制。

（二）只落名或字

如：轼、子昂、其昌。只落名中一字，或再加“生”字，书成“某生”，始于明晚期，多用于信札。如：娄坚落款“坚生”。

双名者多不落班辈排行字。

（三）姓名加字、号

顺序因个人习惯或时代习尚有别。如：钱选舜举、铁生奚冈、板桥郑燮。

（四）只落别号

如：大痴道人、梅花道人、八大山人。

（五）加作者籍贯

地名可用今名或古名。如：安吉吴仓石、晋昌唐寅。

（六）题写图名

宋以前只题在人物画像或历史故实画上。山水、花鸟画罕见，宋代自题图名者如“窠石平远，元丰戊午，郭熙画”（图一）。梁师闵、宋徽宗等亦有题图名的作品。元代赵孟頫好之，传世多幅有图名的作品，其子侄辈多效法，如赵雍、王蒙等。

（七）创作日期

约始于北宋，元代已较普遍。

（八）长款

约始于南宋，为数甚少。仅见于米友仁、扬无咎等文人画家。元代文人画长题，多在画幅上部或中部空白处。

（九）上款

始见于元代，题上款的称呼，各个时代有所不同，书写格式也有较大变化。

（十）落款部位

1．早期落款：藏于树石梁柱间，或有落背面者。亦有罩色覆盖者。

2．手卷：落款多在卷末左下。元代有题于卷首者，如王蒙《惠麓小隐图》（图二）。明末开始多见将款题落于卷上空白处。

3．册页：明代在每页画幅上仅落名款或仅钤印记，或有不着一字者，或在对页上另作题记、诗文（称为“对题”），最后另加总跋。清中期以后，多在本幅上每页题字，对题和总跋少见。

4．直幅：元代开始多题款于画幅上部或中部靠边空白处。穷款多落于中下部边缘处，亦有例外。

5．通景、多幅条屏：往往首幅落上款，尾幅落下款，中间的几幅只用印或书诗文，多不落名款。

【笔记与注释】

款识原指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后来延伸指工艺匠人、书画家在作品上的题名、标记等。书画款识是作者身份的凭证，包含了名、字、号、籍贯以及创作的时间、地点、动机、接受者等信息，同一作者的款识，会随作者的年龄、境遇、心情而有所变化。款识是书画作伪的重点对象，因此也是书画鉴定的重点之一。

书法款识源于奏章和信札，较早的实例如三国钟繇《宣誓表》有“臣繇言”，东晋王珣《伯远帖》开头有“珣顿首”，一些唐摹二王的信札也如此，属于内容的一部分。诗文铭记等题材的款识，如隋《董美人墓志》有“惟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制”，孙过庭《书谱序》卷首有“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图一）。

绘画的款识比书法复杂，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末有“顾恺之画”四字（图二），以往认为这是最早的绘画款识实例，但经研究，此图时代不到六朝，款字是后添的，因此不可信。《历代名画记》记载梁元帝萧绎作画并有题、印传于后，但题的内容已不可考。存世唐画如《五牛图》《高逸图》等均无款识，是因后人题跋才确定其作者的，至于传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署“奉义郎龙州别驾集贤院待制仍太史梁令瓒□”，真伪和时代待考。

目前所见比较可信的、最早有款识的绘画，应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三），画心右下角树石间有“范宽”款字，极其隐蔽。然亦有异议，如启功等人表示怀疑。另外，米芾《画史》记载有一幅传为勾龙爽的作品，在重裱时发现山石设色下有“洪谷子荆浩笔”款字。由实物和文献可见，至迟在五代时，部分绘画出现了款识，但位置隐秘，这应是画款的初始形态。

北宋中期后，画上落款逐渐多了起来，如郭熙《早春图》左侧小字署：“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图四）然与另一幅传世郭熙的《窠石平远图》所题款字，显非一人手笔，待考。崔白《双喜图》树干上有隶书小字：“嘉祐辛丑年，崔白笔。”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末有：“芦汀密雪，臣梁师闵画。”可见此时的画款包含了图名、时间、署名等内容，有的还有印章，但并不署字、号以及上款人等信息。而这些画家隶署画院，或是官员，所以有的作品为表恭敬而署“臣”字，后世所谓“臣字款”，盖源于此。

宋徽宗是一个特例，他的款识既题图名，又书自作诗，且使用画押，将款识的内容和形式发展得更为丰富多样。如《祥龙石图》（图五），石上有金书“祥龙”二字，画左另书长跋，说明了祥龙石的珍奇，又作七律一首，并署“御制御画并书”和“天下一人”画押，钤“御书”“宣和殿宝”朱文印，这种诗、书、画、印并举的款识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南宋画院继承北宋传统，画家也多在边角、山石上落单款或纪年款，字小而不显，如萧照《山腰楼观图》中部树石间留白处署“萧照”，马远《山径春行图》左下角署“马远”（图一），刘松年《罗汉图》石块上署“开禧丁卯刘松年画”（图二）。而一些文人画家如米友仁、扬无咎等，会在画卷末另纸书写长款，记述作画的缘由、时间和地点，并提及受画者（上款人）。如扬无咎《四梅图》卷后（图三）就书有《柳梢青》词四首，并说明是应友人范伯端之请而作画，末署“乾道元年七夕前一日癸丑，丁丑人扬无咎补之书于预章武宁僧舍”，名、字、号俱全，可见在南宋时画款的内容已大致完备。这时还有题诗后只署别号的，如陈容《墨龙图》（广东省博物馆藏）署“所翁作”，郑思肖《墨兰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署“所南翁”。

元代文人画大为发展，画家常将诗文书画相结合，因而长款盛行。赵孟頫常题图名，又作长款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创作缘由等。如《人骑图》（图四）卷首题“人骑图”，后署“元贞丙申岁作，子昂”，过了三年后又题：“画固难，识画尤难。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故颇尽其能事。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世有识者，许渠具眼。大德己亥子昂重题。”这可以叫做“重题款”，而拖尾另纸又有赵氏跋：“吾自少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幹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云。”这是在款识之外又加题跋的一种形式。当然，赵孟頫的款识也有较简单的，仅署“子昂”或“子昂为某某作”等。“为某某作”是元代普遍的款识形式，也就是上款，为表敬重，在写到上款人名、号时就另起一行，与前一行高度平齐，称“平头款”，如李衎《新篁图》（图五）和王蒙《夏山高隐图》（图六）的款署，均是这类“平头款”。元四家以后，款识成为绘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明清时几乎无画不题款了。

明代画院和浙派画家如林良、吕纪、李在、吴伟、蒋嵩等人的款识，多只落穷款（图一），也有少数会加上官职的（图二），而有的只署别号，如张路画都只落其号“平山”（图三）。因这些画家款识简单，多在边角处，所以常被挖款、改款，以充为宋人画。至于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画家的款识，多沿袭元代文人传统，作诗文题记。明代中期以前，上款的写法依然是平头款，如王绂《乔柯竹石图》署：“戊寅五月，友石生为永昇写乔柯竹石图。”杜琼《为吴宽作山水图》署：“成化八年壬辰中秋，杜琼为原博状元写意，时年七十有七。”而明中期以后，出现了“抬头款”，就是在写到上款人时另起一行，且高于其他行款字。这种习惯源自于信札，如祝允明《致朱凯札》中（图四）写到上款人“尧民先生”时就另行抬头一字，高于他行，这种情况在清代更为常见。另外，元人习惯署“作”，而倪瓒画中开始用“写”，如其《竹石乔柯图》（上海博物馆藏）署：“倪瓒写竹石乔柯图并赋绝句奉赠舫斋父文学”到明清时署“写”就很普遍了，如文徵明《浒溪草堂图》署：“徵明写浒溪草堂图”，董其昌《葑泾访古图》署：“壬寅首春，董玄宰写”，这可视为文人画发展的一种表现。

一般赠送上款人的作品，元明人写作“画赠”“写赠”“题赠”，但晚明出现了“题似”“画似”，如王鉴《仿吴镇山水图》（天津博物馆藏）署：“己酉春仿梅道人笔，似舜翁老年台词宗正。王鉴。”（图五）“似”即赠送，贾岛有诗云“今日把似君，谁为不平事”，可证。对上款人的称谓，各时代也有不用，如元代直呼字号，明代称字号之外，还尊称“先生”“翁”等，至于“词兄”“词宗”“词长”“社长”等称谓，是明末清初文人喜欢结社的表现，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禁止结社，这些称谓就不用了，改称“先生”“年世兄”“翁”等，道光以来才有“仁兄大人雅属”等称呼。

也有将五代两宋写于画面树石中的款识称为“入画款”的，但这些款识均不明显，明清时入画款又盛行起来，石涛、郑燮、金农等人常将款识写于器具、山石上，如同镌刻一般，看似画面的一部分，同时也不会破坏画面的意境，如石涛《六君子图》（图六）、金农《幽兰图》（上海博物馆藏）等。

【拓展阅读】

刘九庵著：《书画题款的作伪与识别》《古书画的上款与书画鉴定》，载《刘九庵书画鉴定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王耀庭著：《宋画款识形态探源》，载《书画管见集》，台北：石头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