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问题

工作生活质量起源于1927年至1932年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实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明确地提出来，之后很多学者对这一概念开展了逐渐深入的讨论和研究[12]（贾海薇，2005；顾少华，2009；郭继东，2009；卿涛、从庆等，2010）。比如：Delamotte等（1976）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员工对那些自己满意且对自己有意义并影响工作地位的工作所产生的参与决策的需求；顾少华（2009）认为它是能让员工感受到的组织对员工各项需求的满足程度。其中，贾海薇（2005）提出的本土化定义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是指一个组织通过满足员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促使员工更多地发挥创造力，增强责任感与主人翁精神，获取更高境界的满足感，从而能够更加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

总的来说，对工作生活质量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发展阶段。早期关注过程，中期关注理念，后期则关注主观感受。各个阶段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能够互相补充。这些文献逐步丰富了大家对工作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理解。众多学者[13]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并就其内涵进行解释。

从工作生活质量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将研究群体聚集在企业员工。如施丹等（2016）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以大学生农村基层干部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大学生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生活质量与敬业度之间的关系；田雅琳（2016）以旅游业一线员工为研究对象，利用主管—员工的622份配对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工作生活质量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等等。从国内来看，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浅析借鉴到深入研究的发展过程。目前主要存在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关注不够的问题，对高校教师群体的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其工作生活质量，因此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组织公民行为，由Organ和Bateman于1983年正式提出。他们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自主的行为，是一种角色外行为和姿态，它有利于组织发展，能提高组织绩效，但不在组织正式的奖励制度范围内。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的重要性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它能够充当组织的“润滑剂”，促进整个组织效率的提高[18]，其作用表现在自觉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行、使组织拥有的资源摆脱束缚、促进组织生产效率的提高、协调组织的生产活动、增强组织吸引和留住人才五个方面。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由Dipaola（2001）提出，他首次将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应用于学校，认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其从事本职工作时所表现的一种角色外的自愿维护学校声誉和形象、帮助学生或同事的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从早期的被认为是组织成员自发性的、有助于支撑角色内行为更好完成目标的辅助行为逐渐演变，到1983年正式形成了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19]。他们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自主的行为，是一种角色外的行为和姿态，它有利于组织发展，能提高组织绩效，但不在组织正式的奖励制度范围内。再到后来的针对组织如何界定角色内行为和超角色行为等问题，人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认识逐渐加深。再将研究群体细化到高校教师，会发现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由Dipaola提出，他首次将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应用于学校，认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其从事本职工作时所表现的一种角色外的自愿维护学校声誉和形象、帮助学生或同事的行为。周国华和黎光明在高校教师这一特定群体中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将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热爱学校的行为、帮助同事的行为和自我发展的行为，并基于来自11所大学的样本数据对此结构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20]。仇勇以学生评价为视角得出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由职业帮助、榜样树立、科研促进三维度构成[21]。这些研究虽然在高校教师这一特定群体拓展了人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但是关于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特别是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生活质量之间以及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工作绩效的定义目前国内外主要研究者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Bernardin等为代表的绩效结果论，提出“绩效应该定义为工作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作结果与组织的战略目标、顾客满意感以及所投入资金的关系最为密切”[22]；一种是以Campbell（1990）为代表的绩效行为论，认为绩效不是后果或者结果，而是行为本身，绩效应该与结果分开，因为结果的产生会受多方因素影响。通过多年发展，虽然现有关于绩效的研究特别是在维度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国外研究成果，但也融入了不少我国本土化维度，比如个人特质绩效、战略绩效等，间接表明中国组织内员工工作绩效与西方关于工作绩效的“任务—周边绩效”模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界定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国内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非常缺乏，对四川省高校教师的深入研究更是缺少。因为不同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对这一构念的内涵界定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测量方法上也差别很大[7][23]。从现有的相关文献[24][25]可以看到，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某些维度和组织公民行为显著相关，工作生活质量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较多的关注。但是，在四川省高校教师这一群体中，其工作生活质量、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现状如何，以及这三个构念各维度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因此，本书将对以下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现状如何？这三个构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