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女人偏遇上坏婚姻

“张幼仪｜离婚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无论任何事情，她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做别人的妻子如此，做事业上的女强人也是如此。短短几年，张幼仪便在金融业如鱼得水，连续多年当选为银行的董事。当时银行的员工是这样回忆张幼仪的：‘那年她四十岁左右，腰背笔挺，略显高大，神情端庄大方，有大家风范。她就在我们营业厅办公，准时上下班，除接电话外，很少说话，总是专心看文件。我经常要将报表和装订好的传票本请她盖章，有时听到她打电话时用德语。’”

“在中国，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中的一段话。当西方女人正在忙着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时候，张幼仪却因为陷入那段著名的婚姻，从此与痛苦结缘。

张幼仪也是“好人家”的女儿，拥有显赫的家世。她的祖父曾在清朝担任知县；父亲是上海宝山县的一位医生，也是当地的巨富；二哥张君劢是政界风云人物，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四哥张嘉璈是上海金融界的知名人物，二十五岁左右即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传统的封建家庭，家教甚严。张家的男子虽个个出色，女孩子却并没有受到太好的教育。在父母的观念里，女孩子嫁个好人家才是正道。若不是张幼仪苦苦争取，恐怕连出门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十二岁那年，张幼仪在报纸上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招生，只需要上三年学，学费低，每年只要五元钱，还包吃住，到了第四年就能以实习老师的身份教低年级的学生，毕业时还可以领到小学教师的资格证书。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张幼仪苦苦哀求了母亲很久。母亲拒绝的理由很奇怪，当时女孩子读书要穿校服，母亲看到邻居家女孩子的校服是露出脖子的，认为这“不成体统”。后来得知张幼仪的学校不需要穿校服，母亲这才勉强答应。

如此传统的家教，让张幼仪顺理成章成长为一个贤惠、严肃、会照顾人、不会说“不”，但也绝不会讨丈夫喜欢的女人。

她接受过新式教育，同样也被灌输进传统的思想。在与徐志摩订婚时，母亲告诉她：“女子，必须依靠男子才能活着。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

张幼仪并没有见过不幸福的婚姻，她的父母思想虽传统，但感情十分和睦。母亲在父亲的羽翼下生活得十分滋润，几乎没受过什么苦。张幼仪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未见过第二段婚姻。于是，她理所当然地以为，简单平淡，就应该是婚姻原本的模样。

可是她错了，若她的丈夫甘于平淡，便会甘愿成为她的全部，那么他们或许可以活得幸福。可张幼仪的丈夫，偏偏是这世上最不甘平淡的人。在看到张幼仪照片的第一眼，他充满鄙夷地评价她是“乡下土包子”。他心目中的妻子，应该是有着新式思想和浪漫情怀的新女性。

为了嫁给徐志摩，张幼仪被迫中断了学业。直到晚年，她还对不曾接受过林徽因、陆小曼那样的教育耿耿于怀。

父母送给张幼仪那份丰厚的“思想嫁妆”，在徐志摩眼中全部都是封建的腐朽。因为嫌弃封建思想，他自然而然地连她一起嫌弃。

十五岁那年，张幼仪“轰轰烈烈”地嫁入徐家，那丰厚的嫁妆惊动了整座县城。可是，她最想依靠的那个人，却给了她一个冰冷的新婚之夜。他不看她，也不对她微笑，甚至不和她说话。此后，他对她说的第一番话，竟然是“我要成为中国文明离婚第一人”。

她看他的眼神有些懵懂，在张幼仪的意识里，结婚了就是结婚了，是不可以离婚的。可是对徐志摩而言，结婚不过是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

婚后不久，徐志摩便去上学。他们结婚三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却不到四个月。在徐志摩眼中，张幼仪是空气一般的存在，他给予她最大的残忍，便是冷漠。

徐志摩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绝不会与张幼仪产生任何交集。他可以和家里的仆人谈笑风生，当张幼仪走上前去想和他说几句话的时候，他的脸立刻拉得老长，一张脸冷若冰霜。只要张幼仪转身走开，他立刻恢复一副健谈的模样。

“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怜我悲与伤，无人分我乐与欢！”这首诗道尽了张幼仪婚后的心声。一段不该缔结的婚姻，会让一个女人堕入人间地狱。

没有灵魂的碰撞，只有传宗接代的使命。1918年，张幼仪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徐积锴。于徐志摩来说，他并没有成为人父的喜悦，只有完成任务后的松一口气。徐家有了后代，他便终于可以过自己的潇洒人生。

徐志摩迫不及待地离家求学。1918年，他踏上了去往美国的轮船，先是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之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1921年，他来到英国康桥大学（今剑桥大学）。也就是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个叫林徽因的女子。张幼仪的人生悲剧，从这里被推上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