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所有流浪,都抵不过深情:三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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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稻草人的天使

她非常平凡,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完美,但是我们确知:她没有逃避她的命运,她勇敢的面对人生。——缪进兰《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极其平常的求学生活、按部就班的幼年时光,如同翩跹的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破茧而出是对成人之后种种盼想的集合。真正实现的那一天,有没有期待的那样快乐呢?

少女时期的三毛,无法容忍学校制式化的教学模式,也不能接受来自老师同学的羞辱,在进入中学后不久,她便开始长期频繁地逃课。

她若无其事地按照求学的时间表上学放学,人却出现在墓地,在一片沉静的墓地中读书,常人认知中恐怖的场所却成了三毛的天堂。她并不是个傻孩子,可在那个地方她才感到安全,世上再没有比坟墓里的人更温柔的了,他们不会干扰她的自由,不会逼迫她计算笼中的鸡兔各有几只脚。

隔上几日,三毛便回学校坐上一天,无聊到极点,可她需要对父母尽责。在学校终于发觉她逃课并致信给她家里后,这样的生活走到了终点。

没有人责备她,也没有家庭暴力出现。三毛一生中最不吝的一点矫情,就是渴望获得家人的关注与对她的爱护。三毛真的不被重视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她所需要的热烈的表达,对于传统内敛的父母而言太难实现。

三毛的父母沉默而忧愁,并且为这样的孩子如何才有未来深感担忧。再开学的时候,父母鼓励她尝试一下融入校园生活,送她到学校,以哀求的目光,恳请她像其他孩子一样做平常人的事情。可三毛是怎样的执拗呢!她没有改变,因为她决心不再违背自己,在她眼中,学校甚至远远超越墓地,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她听了一节课,真正地努力了一次,然而下课的时候,她又背上书包去省立图书馆,沉默地读书,乐不思蜀,浑然忘我。

在学业上,三毛先天偏重感性思维,她并非没有清晰的理科思维,只是不愿人性被压抑、扭曲,又孤立无援,在牛角尖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离经叛道——“经”是经验,“道”是常规,三毛与大多数人不同,这不同就成了错,成了异类。

所幸,三毛的家人并非俗人,他们从未放弃与众不同的她,反而对她愈加珍视,给她更大的自由。

每个生命的到来,都应是一个新希望的诞生,天使借由母亲的怀抱来到人间,开始一场奇妙的旅程。有一个被人认为病态的孩子,三毛的父母承受了很大压力,也会私下惆怅烦闷。可在敏感的三毛面前,仍要装作如常。

叛逆,是人身上不安定因子的宣泄出口。

半年后,在女儿随时可能丢弃生命的“威胁”下,原想养育一个普通孩子的父母终于认输。他们认识到孩子不同于大多数人,却任由其发展,选择独特的人生道路,给她碰壁、疼痛、成长的机会。这样的父母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是真正爱着子女的。

此时,姐姐放弃了进入更有名的省中的机会,就读台北的音乐学校,追求艺术梦想。失去读书伙伴的三毛,办妥了休学手续,没有了非要进入学校学习的压力,人生顿时轻松起来。

那年的压岁钱换回了竹制的书架,上面零散放着父亲买回的“教科书”。一边修习着父亲教授的古文,一边读着母亲买给她的英文书学习英文。在许多辍学的同龄孩子混迹市井的时候,三毛愈加享受内心的孤静,也更加不合群起来。

三毛出门便是买书,不拘种类,古今中外各种常见、不常见的书,都为她读书的日子增添了一番又一番的乐趣。她的竹书架很快被填满,父亲又专门为她定做了一个五层的书橱。这样的鼓励,让少女三毛成了十足的书奴。在她的小空间里,到处都是种类繁杂的书,只要能买到喜欢的书,她都会不惜钱财、精力去寻找。

父母为三毛做的事情,如同三毛自己所言,是为了没有心的“稻草人”充当了宽厚仁爱的天使。

三毛眼中的父亲,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1]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生在旧社会、接受新教育的陈嗣庆是传统而又开明的。一方面与唯一的胞兄——大伯父陈汉清一家始终生活在一起,守着传统的长幼尊卑、阖家团圆过了一辈子,另一方面,他却坦然接受女儿半生飘零,多年旅居他乡;一方面,自己和兄长选择严谨枯燥的法律工作,兢兢业业执业,另一方面,虽谈不上欣然接受大女儿转修音乐、二女儿辍学学画,却也纵容孩子寻求内心真正的欢欣……

三毛在《永恒的母亲》一文中,用“茫然”来形容儿时对母亲的印象:“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

母亲二十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二十三岁生下二女儿三毛,三年后从重庆迁居南京,到全家踏上台湾岛的时候,缪女士还不到三十岁。在成长的岁月里,母亲给了三毛宽厚的爱,“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能够比她更周全。”[2]

在重庆经历过一轮轮轰炸,母亲太清楚生存的艰难。在前途未卜的年代,她不得不丢掉了少女的骄矜,把最好的青春消磨成烟火气。但这分烟火气并没有消磨掉。后来,即便得了癌症,母亲也始终是从容的。

陈田心回忆母亲:“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忍受的病,但她都笑嘻嘻的,所以她在情绪上从不给我们压力,她有个很欢乐的个性。”对于子女的教育,始终“以爱治天下”,“大门虽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3]。

在荷西去世后,三毛的很多决定都会考虑父母的期盼和惦念,她始终不是孤身一人,即便内心那样空寂。

三毛自称“江洋大盗”,本是空洞的稻草人,要从身边的人那里“偷”来一些能充实自己的东西:

父母“为人方正本分,对自己刻苦、谨严,对旁人宽厚怜悯,做事情负责认真,对子女鞠躬尽瘁,不说人长短,不自夸骄傲,不自卑,不自怜,积债不会讨,付钱一向多付”,却不合时宜;姐姐“温柔敦厚,念书有耐性,对人有礼貌,冬天骑车上学不叫冷,高中住校吃大锅饭不翻胃,两只瘦手指,指甲油不会涂,弹钢琴、拉小提琴却总也不厌”,却是个不懂得享受青春的“傻瓜”;大弟弟“仁心仁术,节俭实在”,却是个傻大胆的“纸老虎”;小弟弟“操守、品格、性情、学识,样样不缺,外表相貌堂堂,内心方方正正”,却走上了淡泊质朴的“歧途”[4]……

三毛是多情的,不仅在爱情上,在亲人与朋友之间,她也爱得浓烈,爱得深厚。

多年后,谈到这个女儿,陈嗣庆感慨万千:“在她二十岁以前,无论健康、脾气、观念、敏感、任性和自弃,都是少见的。在她少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和我这个做父亲的,可以说,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刚烈孩子,过的是心灵上倍受欺凌的苦日子。那些年她常常要出事,使得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里。”[5]其实,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三毛不会走歪路,只会走上那条遵循初心、挑战世俗的殊途。

传统教育习惯于设定条条框框,要求一切都必须在规定的框架内,否则就不可称为“真善美”。没达到标准,便是“无术”。但艺术恰恰是不应该被约束的。

小学时因为画不像被惩罚,中学时又被要求“照着画”,按“规矩”来。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标准,严重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不仅如此,学校非让她计算那些枯燥的算式。三毛说自己那时候是“恨”的,追求逼真可以拍照片,搞不清数量就把鸡兔分开关,不清楚为什么要拿这些诡异的题来折磨小孩子,让世界简单一点不好吗?

二堂哥懋良在高中时,喜欢上音乐,不愿再读普通的学校,而要学习专业的音乐作曲。他当着叔叔——三毛父亲的面,将学生证撕掉,以表决心。大人们再忧虑也只能顺着他,于是三毛后来的“逃离”学校,便有了榜样。

在美好的艺术面前,灵魂的震荡是不可言说的。三毛的一生所爱,不仅仅是绘画,不仅仅是音乐,不仅仅是文学,更是艺术本身带来的那种想象与自由,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对灵魂的唤醒和拯救。

什么是美呢?是宝玉拜别,还是黄昏余晖里微笑的画中人?美的表达方式太多,美的展现标准太繁杂。被医生确定为接近“低能儿”的三毛,告别学校教育,与执拗的二哥、姐姐一样,决心寻找心中所爱,坚定地追逐真正的美。

休学在家的三毛并没有横生暴戾,“从没有对家人大声过”,父母也没有对她有过什么指责。姐姐说,三毛“十二三岁头发就白了”[6],这样与众不同的孩子,自然也需要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对待。父母的耐心和宽容,十分难得,这是三毛一生中莫大的幸运。

[1]引自《孤独的长跑者》,收录于三毛作品集《闹学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2]引自《永恒的母亲》,收录于三毛作品集《我的快乐天堂》,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3]引自《三毛1943-1991》,师永刚、陈文芬、沙林编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4]引自《江洋大盗》,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5]引自《女儿》,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陈嗣庆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6]引自《三毛1943-1991》,师永刚、陈文芬、沙林编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