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然：按环境分类

把文明按环境分类的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这代表观察视角的改变，与通常的视角不同。这样的试验即便失败了，仍然值得一做，因为每种新的观点都可以扩大视野。历史要从书页之间窥见，越常改换观点，能看见的越多。

其二，环境虽然仍由主观判断出来的界线划分，但环境本身却是真实而客观的：雨和沙，热和冷，森林与冰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度都是可以计量的。如果不按环境分类文明，而是按“发展”的程度分类，结果十有八九是依观察者的同情感而决定等次。这些模糊我们视线的准则要除掉。通常用来把不同的文明分成方便归类的那些时期或阶段、模板或类型，都是研究者建构的，而环境却是自然赋予的。

其三，我主张的方法有传统为后盾。“文明”是18世纪欧洲创造的一个用词，当时人们试图划清自己与自然界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这么做也是一种自我驯化：借社会仪式、礼节、“优雅”言行的规则，把自己内在的野性剔除。再进一步，就是包括改造人性以外的自然：驯养动物，或是用科学方法配种而养出可供人类利用的动植物，或是打造人工化的景致花园，“改进”土地，把有形的环境全面改造成适合高雅活动的场景。“polite”（有教养的，高雅的）这个词，以及它在多数欧洲语言之中的同源词，都含有“擦亮，抛光”（polish）和“理想国”（politeia）的意思。如果风景地貌太过蛮荒而不能重新雕琢，就要加以探索、勘察、测量，甚至被风景画家重新想象，将其中的各部分调配安排，把不规则的地方弄平整。一位荷兰作家在1797年定义的文明，就是指改造自然的过程。汤因比谈论文明的著述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脱离这个传统。1919年——早在他变成生态先知和保护“生物圈”行动的发言人之前，他构想了一个定义，指出文明是“一种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类个体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不受其环境塑造……越来越使环境顺从自己的意志。我想，人们会觉察，到了某一个程度时，人类将相当突然地取代环境的机械律，成为这种关系之中的支配因子”。幸好他忘记了或是抛弃了这个定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转折点，环境适应人类是连续而累进的。不过汤因比是历史生态学的先驱，从来不曾在描述文明的时候漏掉环境。他的“挑战与响应”原理（具挑战性的环境启发文明的回应），把衡量文明程度的方法描述得既有力又明白（见第十一章）。

最后，按环境分类文明可以揭示以下的真相：不能用直线的或渐进的故事把不同的文明历史说到一处；文明既不取决于环境，也并非不受环境影响；没有一个可居住的环境是绝对不能文明化的；环境的多样性有助于文明；文明始于特定的环境，但有时候可能征服、移居、跨入其他环境；来源各异的不同人群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突出的文明表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是得天独厚的，没有一个民族是独一无二适合文明的。

整个动物界之中，只有人类这个物种能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存活。另外还有寄生在人身体上的物种，因为人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所以也能跟着存活。按生态学家的说法，人这个物种的“耐性限度”很宽。人类攀山涉水，越过冰帽险恶的边缘，登上极高的高地，地球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人类不能建立社会的。以前曾有过的理念是，文明只可能在某些种类的环境里发生。不能是像沙漠、冰原那么严酷的环境，因为人在那种环境里不可能变得富有；也不能是像丰饶肥沃的森林那样安逸的环境，因为人在这里不需要努力、合作、分配食物。的确，就人类既有的成绩看来，有些环境是比较容易适应文明生活的。凡是拥有密集的可利用资源和便利的运输地点的环境，文明往往开始较早，也持续得比较久。然而，人们在看似无望的环境里实现文明生活的能力一直是惊人的。当今的一些最高价的房地产就坐落在沙漠荒原之中。有远见的人们已经在谈论建立海底小区和太空城市了。只要是人类能生存的地方，都可能发生文明。造访过小岛的人，或是阅读本书所描述小岛环境的读者会发现，那样贫乏、脆弱的边缘孤立之地竟也能建立起文明。居住在土壤贫瘠、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的那些人的努力精神，也令人由衷赞叹。一般印象中极不友善的雨林环境，曾经存在人类最华丽壮观也最费力打造的区域。

细看之下，所谓最有利的环境未必如一般想象的那么有助于文明发生，一向被冠上文明“摇篮”的河谷地区，其实可能是艰难、严苛、难以驾驭的地方，面对严峻挑战的人类不得不英勇响应。我们会以为温带沿海地区是有心开创文明的人最理想的地方了，其实这种环境曾经迫使人们投注长期辛苦的努力，经常面临气候、天灾、他人的攻击。欧洲与北美洲有一些环境看来极优越，也是十分令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着迷又满意的，纯粹是由于这些地方现存的文明还没有被消灭。但因为这些文明起步晚，没被消灭也就不足为奇，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它们存留的时间会比已经从太热或太湿的环境中消失的那些文明更久。文明存活得晚，难道就表示其环境比起步早的文明的环境更有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