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核对表

只要有人画一条线用桩子标示这是文明的界线，就会有观察者来注意或想象它与别的线不同在哪里。几乎每一个立论的人都提出过“社会必须符合哪些准则才够资格算是文明”的一览表。但这些核对表全是没用的东西。

传统上用来辨识文明的所有特征，都将引起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是不可能解决的。例如，常见的说法声称游牧社会不可能变得文明，“文明始于农耕与明显有组织的村落生活之确立”。但是，斯基泰人和亚洲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后继者都创造了灿烂而经久不衰的艺术品，修建了不凡的恒久建筑，起初是陵墓，后来是供行政、商业用的建筑，并且——以蒙古人为例——还创造了政治经济系统，其规模远远大于素来有定居传统的任何邻邦（见第四章）。

又如，常见的说法认为城市是文明生活必备的条件，却从未有一种说法能够清清楚楚区分城市与其他规划生活空间的方式。本书会谈到，像大津巴布韦或乌斯马尔之类的地方，虽然人口众多，建筑规模又大，有些评论者却说这些都算不上城市。中世纪的墨西哥和爪哇以及铜器时代的东南欧，都曾有人偏好组成较小的社群，居住建材简陋的房子，但这些人却照样能累积大量财富，创造巧妙艺术，而且大多留下书写的记录（或近似文字的记录），爪哇的建筑之庞大尤其令人惊叹（见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有些一心要确立定义的人曾经强调，城市社群必须从经济层面来界定——算不算城市通常是用贸易或工业来衡量，而不是以食物生产为准。这样是行不通的，因为历史上多数社会里可以认定为城市的社群，都曾经是面积更广的乡村的一部分，而且其中的多数人口完全是靠农业维生的。如果把纯粹务农的社会列为不符合文明资格者，等于推翻了有关这个话题的大量研究，虽然这未尝不是好事，却有必要仔细解释这种主张的理由。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充分的解释。事实上，不论哪一种经济状况，都不足以造就城市：只有城市公民的心态可以造就城市。例如西班牙的桑蒂亚纳德玛尔的街道上有阻挡牲畜的沟栅，临街的建筑物上却都有极尽城市装潢之能事的石雕门面。20世纪早期美国中西部的每一个类似“戈弗草原”（辛克莱·刘易斯小说中的地名）的穷酸小聚居区，都有一伙力撑都市场面的人。以前边疆上的首都，无一不体现着拓荒者的憧憬。在壮大成形或是经济专门化之前，这些城市之中有些设计蓝图堂皇华丽得令人忍俊不禁。所谓城市必然是“后农业”的论点不只是错误，简直是罪恶，是如今工业化世界里的都市自负之罪，是认定我们的标准必定普世通用的大过。

定义文明的人往往把文字书写列为要素，但是许多有辉煌成就的社会是用其他方式传递记忆与记载数据的，包括用结绳、锲刻木棍、织布、手势。要说文字与其他符号表词达意的方式不能相提并论的话，必须拿出充分的理由来。除《圣经》之外，影响西方文学最深远的两部作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很可能是从没有文字书写的创作而来，与所有社会的古老智能一样，是凭记忆口传的。几乎每个文学传统之中的史诗，都保有口传文学时代的影子。中国小说一直到20世纪仍依照说书人的传统分章回，并且在每回结尾卖个关子。本书下文将会讲到，许多社会都把值得记住的事，也就是有恒久价值的东西，交托给口述传递，却发明了书写系统来记录无聊的内容，例如只有短暂用处的账目、商人的进出货清单。

一些其他的衡量准则，例如劳动分工、按经济构成的阶级制度、国家政府或类似机构、制定与执行法律的机关，显然是提议者基于成见从自己的社会环境找出来的。多数社会有这些条件，因此混合了不同的准则来衡量，就会产生不同的赢家和输家。不过这些条件没有一个具有特别的文明地位。其他假定的要素都太含糊，或是太具有倾向性，或是太倚重先前提出的有关一般社会如何“演化”或“发展”的不完善论点，所以都无甚用处。这些零碎要点通常被杂糅在一起，以系统分析的模样呈现。1978年的“沃尔夫森讲座”题目是“文明的起源”，拟定内容可能与灌溉、技术、人口压力、“演化的社会结构”、“财产概念”、意识形态、贸易有关。最后选出城市生活、宗教、文字为仅有的准则，而结果就是，讲座揭示了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宗教、文字之起源的东西，却完全没提文明的起源。

我主张把文明当作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并不只是在推开其他障碍之后，又在跑道上摆出一组栏架，我不是要提出另一套评量社会有没有资格算是文明的准则。我要提供一把量尺，可供社会按照其各自改变自然环境的程度，在量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选为例子的一些文明是了解过文明比较研究的读者所熟悉的。这并没有为这个准则背书的意思，纯粹是为了实用，以便读者把比较不熟悉的、罕见的、出乎意料的例子与自己已经知道的关联起来。同时也要借此证明，许多被排除在传统意义上的文明之外的社会，其实符合了某些常规的准则，或具备了一般所说的界定或标志着文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