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驯鹿的人

1884年，瑞典最高法院审理了有关放牧驯鹿的法规。法学家乌利沃克鲁纳坚决表示，在北极圈靠牧鹿为生的萨米人乃是劣等文化的残余，注定将被自然法则消灭。以干预的方式拯救他们乃是违反自然界改进人类物种的机制：适者生存。这与立法机关讨论此议题的特别委员会成员看法不同。他们说，乌利沃克鲁纳和其他达尔文主义者忽视了一项事实：“拉普兰人的文化是唯一适合瑞典广阔地区的文化。”

立法机关的说法虽然也有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却显然是正确的。在冰上造建筑物是不务实的——虽然16世纪中叶的奥劳斯·芒努斯声称“北国人有先见之明，又伶俐”，才会建造雪城堡，并以外包冰层使之坚固耐久，借此练习围困战技。在这种地方，地面覆着一层硬冰，环境随天气的激烈转换而变化，不考虑建造固定居所才是明智之举。顺从大自然施加的束缚是聪明的反应。最理解自然的人往往不会花太多力气去改变自然。

然而，东半球北极圈里最典型的生活方式，表现出的却是极大的野心：要使自然配合人的需求，要把季节的起伏考虑在可供利用的模式之内，要野兽为己所用。这种对自然界所做的改变，是自诩文明的人不容易察觉的，但在那样的环境里却显得很可观。我所指的是北斯堪的纳维亚中部或“山区”的萨米人，居住在北冰洋边缘附近、北德维纳河与叶尼塞河河口之间冻原的涅涅茨人，以及再往东的西伯利亚冻原的楚科奇人、鄂温人和科里亚克人。

放牧驯鹿的习俗在公元9世纪已经确立，当时挪威大使奥特勒曾向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自夸有600多头驯鹿。牧养驯鹿的历史也可能更为悠久。驯鹿成为主要生存资源的考古记录可以上溯至3000多年前。似乎在公元1世纪，人们就进入密集依赖驯鹿的生活形态了。放牧的各种方法，包括在野外捕猎、驯服挑中的个别驯鹿、调节特定鹿群迁移，可能早在几世纪前就逐步形成。

所谓“节制的游牧”，渐渐成为共同遵循的方式。季节性地将鹿群迁移，但视情况需要进行野放。驯鹿与北美拓荒时代西部牛仔的牛群相似，有很强的群集本能，所以也可以在长时间野放之后再赶到一起，或赶至其他的吃草地点。欧洲驯鹿与美洲极地的大型四足哺乳动物不同，迁移距离比较短，通常不过300多千米，甚至冻原地区之内也是这样。被驯服的雄鹿可以当作诱饵，将整群鹿围赶在一起。鹿群与人类同行，有利于寻找新的吃草地点，人类的警戒也能帮鹿群抵御狼群与狼獾。牧鹿人生的火可以把夏季里猛叮驯鹿的蚊子熏离。据说，北冰洋沿岸的涅涅茨人捕到了鱼会分给驯鹿吃，那儿的驯鹿也很爱吃鱼。比较不集中的牧鹿方式是，在未围赶期间，驯鹿可以自行走动到常去的地方，依赖它们维生的人和狗在后面跟着。

大规模放牧只限于冻原地带，因为驯鹿是这里人的生活必需品。居住在森林区的人养鹿不多，除了把驯鹿当作役畜，还当作食物补充品之一。他们移动的范围很小，一年之内不会超出80千米远，并且放任驯鹿自由觅食，只在需要的时候围赶。传统的冻原居民却不是这样，他们时时离不开驯鹿，除了驯鹿就没有别的生存资源了。

放牧驯鹿的生活节奏一成不变。每年春季进行第一次迁移，由驯服的雄鹿带队，狗群守卫监督。夏季在繁殖地点度过。秋季，包括10月份的发情期，是在夏季营地的中间营地度过。筛选剔除病弱的驯鹿之后，再移至过冬地点。上千头驯鹿集成一群的情形是现代常见的。两三名牧人，加上狗群帮忙，就可以管理多达2000头的鹿群。只要驯鹿的数目够多，养鹿人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不虞匮乏。涅涅茨语称驯鹿为“吉列普”，意思就是“生活”。驯鹿能负重物，能拖雪橇。最上乘的领群雄鹿是阉割过的，按萨米传说，应该由一名男子把鹿睾丸咬下来。牧人宰杀驯鹿，取肉与毛皮。喝鹿血、吸食鹿骨髓是即时补充能量的方法。春天生的鹿角鲜嫩而多软骨，是上好美食。鹿骨可以制成箭镞和缝衣针，鹿筋可以做带子和线。鹿毛有很宽的毛细管，可以保温，所以毛皮是极佳的御寒冬衣与冬季帐篷的覆盖物。驯鹿肉可借自然干燥冷冻保存，是牧鹿人的主食，如今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市餐馆里的佳肴，也是萨米人百万富翁的致富基础。在赫尔辛基和奥斯陆，这些萨米富豪的故事都是茶余饭后的聊天题材。

中世纪文献曾经零星谈到萨米人如何靠驯鹿维生。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1150—1220？）的史书中就曾赞许13世纪“游牧人”懂得使用滑雪板、箭（可能还有弩）、矛、帐篷、载重用的驯鹿。但是，冰原里的生活需要发挥的技能何止于此？400多年前一位最卓越的北极世界史学家是这样说的：

由于热带、温带的民族显然不必承受霜、寒、雪、冰、雾凇、狂号的冬季风暴，所以他们难以理解北国严寒之中的人要用如何多样的技能、方法、器具来自卫与应对那些艰苦……既然大自然已为野兽备齐了各式巧妙的肢腿关节，为了脆弱的人类能过得安适，她有什么不肯给予的呢？是大自然要人类赤裸地诞生，随即袒露在无数逆境中，以便他们能用智慧与才能克服这些困厄，那是他们只凭力气与工具克服不了的。大自然也决定了，要他们在遭遇许多障碍与难以超越的阻挠时，永远有可用的助力在旁。

古代与中世纪文献（有些是断章取义）之中提到的应对办法，包括将房屋半埋在地下以便取暖，将储藏库用高架支起以防掠食动物，借助套索、雪橇、雪鞋，用拦水堤捕鱼，用刺桩陷阱捕狐，用奇妙的嘴套控制幼鹿的吸乳量，以确保能有盈余供应人类所需。但是要一直等到16世纪中叶，一对天主教徒兄弟约翰与奥劳斯·芒努斯由于希望能遏止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蔓延而开始收集相关数据时，北极生活的完整样貌才清楚呈现在世人眼前。

奥劳斯的《北方民族记述》是一部未获得应有推崇的佳作。他原是斯特兰奈斯大教堂的枢机主教长（后来成为名义上的乌普萨拉大主教），因为瑞典政府信奉新教，天主教会成了靶子，他被驱逐出境，怀着流放者的热情追忆家乡。他在罗马人之中以身为哥特人为荣，热爱北国的一切——除了宗教异端之外。他亲身经历过北极生活，1518年到1519年间曾经被派到这个地区去收教会的岁入。他自称到过北纬86度，向往萨米人的习俗和传说也许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他的哥哥曾于1526年游历拉普兰靠南的省份耶姆特兰，结果“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接济穷人上，比留供自己所需的还多”。

奥劳斯·芒努斯在威尼斯和罗马期间（那正是传播福音的时代），把故国想象成一个新世界——富饶而美妙，有无数未听过福音的灵魂等着认识基督。他发起了一场北国宣教运动，要借此弥补斯堪的纳维亚王室朝廷效忠路德派的损失。他奉行宣教教科书执笔者长久以来的原则：向人传教时，必须熟悉既有的文化。他也急于教导可能前往的传教士们，为进入这陌生的环境做好准备。他们到了那种地方，必须在大雪中前进，横越冰川，在风向不明的情况下航入罗盘无用武之地的领域。原本他打算实话实说，可是却禁不住被自己理想化的北极形象引诱，把那里说成“散发金色光辉”的北国，是冰封的富庶之邦，是英雄与德行典范之地，有中世纪游记传统常说的各种妙处，但是那种游记本来就是要糊弄读者的。

好在北极的奇景太多了，只有很少的地方才需要夸大描述。午夜时分的阳光带来没有星星的夏季。月光的照耀“好似燃烧的灌木丛，使人既惊又怕”。滑雪时不可思议的神奇速度，芬马克的酷寒能保存鱼肉十年不臭的奇迹，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最爱的话题。和灿烂的北极光并行的是严寒“万钧之力”的威吓，它能使大自然歪曲反常：使舟船迸裂，使钉牢的钉子跳脱，冻死生灵，使嘴唇“如同用不可溶解的沥青”粘在铁器上，使鼬的毛色改变，使狼目盲，使妇女变成海盗和战士。奥劳斯绝不同意南方人到了北国什么也分辨不出的感觉。他陶醉在变异多样之中，认为连那儿的雾也不是暗淡无光的。他描述了各种不同的冰，以及雪的“二十种形状”。

防御自然侵扰的最后一道工事是魔法。因为魔法是驾驭自然的方式之一，所以它堪称文明的一种替代品，甚至堪称文明冲动的终极形式，超越了城市、灌溉、放牧、农耕、滥伐森林、模造景观、采矿等平常的改变环境的需求。由于文明世界的人难以察觉北极居民改造自然的作为，所以容易受骗的观察者无不以为他们拥有各式各样强大的魔法力量。按奥劳斯·芒努斯记述，住在最北方的彼尔姆人是巫师族，他们“用魔法换取武器”，召唤雨引发战争。其实他提及的法术大多只是占卜预言的形式，不过是密切适应自然世界的人所具备的技巧，可用来解读自然变迁，包括预测天气、预知资源过剩或不足、追踪野兽和军队、凭观察鸟儿飞翔而知道方向。因文明生活而与自然隔离的人，会认为这些技巧神乎其神。

萨满的魔法能牵制事物的灵性，能招来亡魂为生者效劳。直到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萨满魔法都是借击鼓传递，直到基督教福音传来了以后才销声匿迹。某些社会相信鼓是萨满的驯鹿，萨满乘着鼓进入鬼灵世界。只有几只伴随萨米人猎熊者的魔法鼓保存至今。它们也与玛雅人的书籍一样，被传教士成百上千地销毁了。解读鼓上象形文字的技术已经失传了，但是，那些用桤木树皮汁画在鹿皮鼓面上的红色图像，可能曾经提示萨满巫师记起过往的故事或咒语。或者，按现代的译码研究，这些图像可能展示了某种宇宙图景或天界地图。

北欧地区萨米人的萨满巫师在仪式中会使用这种鼓。鼓通常呈椭圆形，覆有驯鹿皮制成的鼓面，上面绘制的图案反映着萨米人的宗教观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