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其实只是图书馆的一个小隔间，我却想象自己身处阿马利娅的房间。壁纸嵌有厚丝绒，窗户挂着双层窗帘，床的四周也围着帷幕。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人大多居住在泥土地板的房子里，阿马利娅的房间里却铺着厚厚的意大利地毯，脚一踩就陷了下去。空气中有浓郁的芳香。每一面来的光线都被遮住，冷热天气都被挡在室外，自然被隔绝，除了壁纸上凸起来的浅金色设计，这是要“呈现光在薄云之间的明暗变幻”。

阿马利娅的房间如此令人着迷，想必它是文学作品中最频繁被光顾的房间之一了，即便住在里面的是一位贞洁女子。要想象这房间的样子是很容易的，因为豪尔赫·马莫尔（Jorge Mármol）在他1851年的伟大小说里描写得很明确。许多人公认这部作品是开创阿根廷小说传统的代表。我今天早上动笔工作之前还在读它。

阿马利娅就像那个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市民一样，想要证明些什么。当时的阿根廷是一片河口地，而大草原是王爵的封地。环境中的一切都令人却步，放眼四方皆一望无际——辽阔得和视线茫茫相差无几，沿着海一般宽广的河，越过大洋一般宽广的海，进入似乎没有尽头的大平原，都是这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段路程之外就是市民所谓的野蛮人生活的地区。在这种地方，文明必须夸张才能被人看见。

追求文明的人并不都是这样把自己层层裹住，给窗户挂上厚帘，把自己居住的地方与大自然彻底一刀两断。不过，我现在喜欢这么想：文明是“阿马利娅效应”的产物。文明会制造自己的栖居地。其栖居地与未经改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大小，直接反映了文明的程度。阿马利娅效应是什么力量激发的？不是本能，因为某些个人、某些社会整体是没有这种本能的。但应该是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冲动或刺激物，如我在下文中所说的，这股冲动是任何人类可在其中栖居的环境都无法完全抗拒的。

历史属于人文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因为过往的事并不在我们的观察范围内：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别人对于过往事物的观感与认知。然而，人是自然界浩大无比的连续体的一部分，除非是在人类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结成的网里，否则不可能与他们相遇。这本书是一部自然界的故事，人类包含在其中。不同于以前的比较文明史写法，这本书是按一个个环境写的，不是按一个个时代或一个个社会来写的。这也突显了我关注的重点。我想要变换一下思考文明的方式：把文明描写成一个物种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为了加以利用而改造的环境，而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是集体自我改进的某种过程，既不是进步故事的高潮，也不只是大规模文化的代名词，更不是精英立场上卓越境界的同义词。我不是在为一个古老名词强加一种新定义。相反，我是在重新阐明它的传统用法。每当“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被恰当使用时，它都意味着某种类型的环境，但这层意思已经被大量误用所埋没，有待重新挖掘出来。

用任何方法来划分这世界的环境，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理学家喜欢把环境构思成未经人类改动的模样，把它们按自然生态系统而分。按这样划分，结果多半是分出30～40个主要类型。可是人原本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他自己所属的那个生态系统里大都居于称霸地位。我在本书中试用了一套以环境特征为依据的方法。环境特征都清楚地反映在文明之中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上。分类方法不论多么详细，每种环境还是会包含各种不同的栖息地和生态环境。不同的类型会有交叉重叠。例如，有些沙漠地区的降雨量和许多森林区差不多，几乎每个纬度里都有冲积平原。气温、土壤、降雨、海拔、与大小水域的关系、距离山岳的远近、风、洋流，这些都是变量，可能会使同一类别里的各种环境彼此显得很不相同，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与其他类别里的环境更为近似。与世隔绝的程度或交通的便利度，又会翻山越海地造成超越范畴的影响。

此外，只凭环境的分类法也不能把该说的都交代清楚。本书要点出的重点之一就是环境的边界至关重要：跨越不同环境的文明，或境内有微气候与多变的土壤、地形、资源的文明，都是最有机会兴旺的。更有甚者，文化可以完全不受环境影响。移民往往能在与故乡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固守原有的文化。人群与毗邻的文化有近距离互动，能使社会生活转型或是被外来影响渗透。人类传播文明的力量不畏环境阻碍，也挑战环境阻碍。

总而言之，环境分类不是一门精确科学。我经一番试验之后选定了一些自认为最实用的类型。读者会立刻看出来，构成本书基本章节构架的那些环境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也不是彼此排斥或分属不同源头的。许多文明可以归入不止一个环境。有些文明始于甲环境，最终却因为迁徙、流离或扩张而大部分或整个处于乙环境之中。

我的分类虽然大致参照地理学家划分生物圈的方法，但是我也自创了一些环境标签。例如，地理学家不会把小岛屿当成内在统一、自成一格的环境来看。但是从文明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归类不无道理，因为在有些案例中，靠海是对社会形态影响最大的一个环境条件。把威尼斯和复活节岛并列来看，很有益于历史研究。高地也是一个很难确定的类型。怎样是高，只能看相对判断，并没有客观准则。由于中国西藏的高地势，使得研究者把西藏文明视为与伊朗文明不同的世界，但如果将两者并列讨论，将会有一番不同的见解。我把斯堪的纳维亚与古代腓尼基相提并论，把斯基泰人与苏族印第安人相提并论，并不表示这是唯一合理的分类。但我的确认为，这样组合自有其独特的长处。如果用别的方式挑选与划分材料，不会获得同样的洞察，无法突显同样的类比，也难形成同样的推断。

本书的每一卷都以一种环境为主题。一开始是讲冰原与干旱地区、冻原与针叶林区、沙漠与干燥灌木丛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在多数人印象中是不利于文明演进的。第二卷讲抗拒或阻挠农业的草原，这些地区土壤干燥，或是表土布满顽固的草根。第三卷谈沼泽、热带低地、后冰河期森林等含水丰沛的环境。看过这些不利的环境之后，我再详谈作为多数传统文明史起点的冲积平原。接着就是我称之为“高地”的环境，这是一个相对的用词，没有绝对的意思。然后要讲到因为靠海而形成的各种环境：小岛屿与狭长海岸地形是航海文明的摇篮。在文明史中，凡是我认为以海洋为支配要素的环境，都被汇总在这一类型之下，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气候特征，除洋流与风要另作考虑。最后的一个环境是深海——这个环境尚未孕育出任何文明，却是各个文明努力要渡越的。迁徙、扩张、适应或穿越新环境，是本书几乎每个阶段都要提到的主题，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源起于特定的环境，但有些文明成功超越了发源的环境，因迁徙或扩张而占据了其他环境。

我旨在说明，文明是可能在任何地方产生的。若说只有某些环境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种偏见，如同说某些人的生产力优于他人或某些种族更有从事生产的倾向，都是欠缺根据的。文明在某些环境之中比较难以永续，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可居住的环境能完全阻挡人类为遂其心愿而进行的改造。如果从一个个环境看去，文明化的才能在全世界的分布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可能在传统文明史惯常轻忽的地方集中得最明显。前工业化时期最有野心的草原改造出现在非洲（见第三章）。沼泽地区最有创意的建筑者出现在“白人”足迹到来以前的美洲（见第六章）。欧洲人擅长的是在温带森林地区发展文明——其实也就是把森林砍光或烧掉，但换到别的环境类型里，与别的人们相比较，他们的表现并不特别亮眼。

相似的环境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会启发不一样的回应与对策，可见文明受环境制约，却不是由环境“决定”的，即便环境的影响无所不在，而且倾向于促成某些特定的结果。但是我并未发现有任何证据可以确定，我们胡乱堆在“历史”这个标题之下的人类经验，有哪一个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几近一辈子的钻研使我深信那是随机偶发的，在条件许可下，受人类意志与物质需求的共同驱动。否则便是混乱发生的，原因与影响都无迹可寻。认为类似的环境之中却出现各地差异是由文化所致，这么说也许在大体上是公允而有用的。但如果说世界上某些地方或某些特殊基因遗传模式培养的文化更有追求文明的素质，就是绝对错误的，这样的说法不但毫无根据，而且与事实证据相抵触。

我动笔时没有预设要规避什么：没有刻意把某些读者对象或讨论范围排除在外。这是一次实验之作，不应该被误认为是一个所谓的成就。我理解它是一部随笔，因为篇幅虽然长，但比起其他尝试涵盖整个文明史（有些作者更偏爱用单数形式的“文明”一词）的著作，还是短的。这是试探性质的作品，注定很冒险，粗枝大叶，部分内容没有前例可循，是为了招惹异议而写，不是为了争取赞同。我写作时带着某种急切与冲动，要抢在自己把想说的话忘记之前赶快写下来。这不是深思熟虑后的成果（虽然这个主题我已经思考了许多年）。没有研究助理帮我搜集资料，也鲜有专家帮我审稿，纠正我的判断。所以，我要仰仗读者来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不过这样也不无优点：全书统一在一个构想之下，一以贯之。

这一点很有帮助，因为主题太大，很难控制。我本来的意思是要做个比较研究，但是我也试着谈了很多不同文明的一些明显有别而互不相连之处。如果要把每种文明都一一讲到，会太唠叨乏味；要从每种文明中都挑出普遍被认可的事实来详述，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关键的事实通常已耳熟能详，所以也不必再重述。因此，我倾向于从偏僻的角度找出话题，不大用宽泛的概观。但是，只要讲到一般人不谈的或不知道的文明，例如阿留申人或非洲巴塔马利巴文明，或是讲到容易被轻忽或未得到正确评价的文明，例如中国福建或西非富拉尼人的文明，我就会叙述其基本事实。已经知道这些文明的读者就担待一下吧。读者也该料到，我去过的所有地方、见到的所有人群，在书中不可能都说得巨细无遗。我引用的证据、明确参考的数据，都超出一般同样篇幅的书，这不是在炫耀我多么有学问，而是为了便于读者发现我的准备工作与现有知识是否仍然不够。我会时而“密集描述”，时而做笼统冒险的概括，就像在雪堆与薄冰之间晃荡，但总比躲在屋里闭门造车强些。

我不按惯常理解文明的角度看，不想根据一般假定的“文明应有的特征一览表”来评判各种社会。我也不会按照我对于各种文明中的艺术品与思维模式的好恶来评定其高下。由于我把文明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一种互动关系，所以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按社会本身的条件衡量的。

我自己对于文明是亦爱亦恨的。我就像阿马利娅。虽然一生在英国度过，我始终没学会喜爱自然甚于文化。按说英国人偏爱乡间生活、乡村休闲活动、兽医、不忌晴雨的远足、以天然风景为模仿范本的花园，他们应该是喜爱自然甚于文化的。我喜欢走在石头整整齐齐铺好的路面和柏油路面上，以免踩到泥土。对我而言，就算欣赏乡村风景，也不必身临其境，应该是从书房窗户望出去的，或是画框装裱好了挂在墙上的。我躲在上浆后硬挺的衣服和四四方方的房间里，远离自然，令我的家人和朋友又好气又好笑。古代废墟令我感动，因为我当它们是文明经历不敌自然的战斗后所留下的伤痕。但是我也对原野的智慧充满尊重甚至敬畏，人类加诸自然的创伤也同样令我不忍。

我的这本书虽然是在自我孤立中完成的，仍旧得到不少我该致谢的帮忙（但没有把我自己犯的错赖给别人的意思）。好心检查我英文的人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是他们的忠告有一点我没有接受。我力有未逮的时候总是抬出典故名言来帮忙，忠告者劝我加一点说明，以免没见过这些典故的读者看不懂。我却认为，什么都讲得一清二楚的文章读来是无趣的：读人家文章的趣味之一就在于拆穿某些典故的含义，却在某些典故上俯首认输。引经据典的目的是要激起读者思维与感受深处的联想，不完全是为了交代明白。因此，我奉上的菜有些直接从炉子上端下来，有些得从酱汁里捞出来。而且，典故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也像电视上的《竞赛无国界》（Jeu Sans Frontières）节目。世上已经没有所谓尽人皆知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他人的无知感到不可思议。今天早上我在教堂里听神父布道，听见他说“前瞻自由的伟人，南非的马丁·路德·金与史蒂夫·比罗”。我向邻座的年轻朋友低声说：“这是笔误。”现在想起此事，倒是怀疑她知不知道马丁·路德·金是何许人也。夙昔典范尚在否？

因为应邀演讲，我有机会测试本书末两卷的内容。为此我要向邀约单位致谢（依发表演说的顺序）：吉隆坡政策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西葡拉美学系、拉特罗布大学、拉特罗布大学与科廷大学的达·伽马五百周年纪念会、哈佛大学历史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人文研究中心与英国研究项目、莱顿大学的克雷恩堡学院、伦敦国立航海博物馆、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诸位会员、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的会员们。本书导论的主要内容曾作为明尼苏达大学早期近代史研究中心的研讨会论文和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座发表（感谢该院令人愉悦的环境、不辞辛苦的职员、慷慨相助的同事，以及研究院礼遇埋头写稿者的文化，使我得以在那里完成原稿修订）。我在以上各院校都蒙东道主与参与研讨者的帮忙，恕我不能备列诸位大名致谢了。本书大部分是在布朗大学历史系里我可以望见校舍古老砖墙与草坪的地方写成，我庆幸有这么宜人的环境和这么有活力的氛围，校园里彬彬有礼而关心他人的氛围令人如沐春风。内人莱斯莉帮我校读了手稿。包乐史、威廉·布特、乔伊丝·查普林、约翰·古德斯布洛姆诸位教授，以及塞巴斯蒂安·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费德里科·费尔南多—阿梅斯托也都校读了一部分，谢谢他们的耐心帮忙。两位编辑高手比尔·罗森与塔尼娅·斯托布斯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要向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馆长诺曼·菲林博士、董事会、诸位会员、研究员与职员们致上诚挚谢意，这里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研读环境，比较殖民史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我原本是为了参考殖民史资料而来，这本书也正是殖民历史延伸出的一条厚重的、悬荡的、绵长的线。我越来越觉得，所有的历史都是殖民史，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别的地方走到了如今的所在。

1998年5月3日

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

1999年6月至11月

修订于牛津及瓦瑟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