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代世界与中国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挑战。我们知道，文化在起源和发展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从世界的角度看，多元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等多种文化，即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和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区域文化，即国家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从民族的角度看，民族群体内存在的多种文化，则构成了族群范围内的多元文化。这三类多元文化现象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状况。不仅如此，就文化本身的形态或特性而言也存有巨大的内在张力，呈现为二元性对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等等。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加剧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个问题在当前已经显得非常突出。譬如在西亚、中东地区，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伊拉克、叙利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争冲突，都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199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该书的问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一种“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文明冲突论”被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为文化的隔绝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在一定的意义上，到了全球化时代，似乎人的认同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们从自然经济的熟人社会进入市场全球流通的契约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差异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的问题。在现时代，人们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可是，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人们的认同。从历史上看，国家认同问题在19世纪表现为各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冷战结束后，国家认同意味着原来被两极格局所掩盖的民族国家问题大爆发，这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价值观念高度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主流意识形态弱势化，思想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行进中的现代化从时空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身心结构五个层面解构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分化，不同群体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复杂、多元和异质的总体特点。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表面控制力的衰减，也正是现代社会在市场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传统社会是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一切领域的社会，作为国家言语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也就普遍主导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而社会结构转型之后，与市场化相伴随的民间秩序与社会组织的兴起，已经使得大范围的社会生活脱离了国家权力，自然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再维持着原先的意识形态影响。在有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事务的“去国家化”(8)，消解了原本的“经济主权”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使得由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再拥有全方位影响社会的基础。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可能真正与意识形态相脱离，不争论不等于没争论，“中国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当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新左派”。(9)这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
自由主义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思潮。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全方位尤其是经济领域向自由主义理念靠拢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这的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逐步完善的新秩序的关键因素；自由主义的社会阶层依托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依靠新经济秩序获益的阶层，以及依附于这一阶层、与这一阶层拥有共同话语的周边群体。但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张基本上已经停止，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明显地表现出自身只是在维护特定阶层利益的立场，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明显的西方背景，也使其难以被更为广泛地接受。
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产物。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的认同被安放于明确的以“爱国主义”为标签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而随着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分离，社会领域中的国家认同感则发展为并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融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外部原因则是中国与全球化秩序的更亲密接触。如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认为，全球化虽然在表面上带来了全球不同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同质化，却实际上因此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生成。对于中国而言，近代以来民族屈辱的历史并没有得到解脱，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争取世界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必然诞生的情绪。
“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新左派有着复杂的学理背景，在一部分新左派学者看来，自己所秉承的是与自由主义十分一致的传统，同样是发源于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有着与自由主义一样甚至更为全面的西方学术资源的支撑，更是与现代西方主流思潮的现代性反思相一致。与此同时，与自由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不同，新左派强调应当用更深入了解、中立客观的态度看待毛泽东时代所遗留的意识形态遗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更为警惕的态度看待西方学术体系下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这也使得新左派的批评者认为，新左派透露出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义传统，并且有着为现存的并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辩护的倾向，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成为了拒绝进一步改革的理论依托。
除了以上三种社会思潮之外，在当下中国社会发挥着影响的还有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并强烈批判全球化的“老左派”，还有强调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每一种思潮都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中，彼此之间也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这些社会思潮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诉求与逻辑方式，而国家意识形态要想继续保持更有生命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能够轻易地认可任何一种思潮，但在自身的构建中怎样化解这些社会思潮的逻辑，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有一个观点得到普遍承认，那就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正进入一个蜕变的阶段。而这种蜕变究竟是中国道路在继续延续基础上的又一次成功转型，还是会变成“中国奇迹”的终结，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否处理好多年以来积累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民生就业保障不足等方面的经济危机，权利诉求得不到满足以及腐败多发的政治危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软弱、价值观混乱的精神文化危机。仔细探讨这些危机产生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诸多矛盾之所以存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弱势，使得经济建设方面利益的分化已经丧失了共同对话的基础，只余下愈演愈烈的对立情绪；而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使得人们或者陷入相对主义的价值虚无，或者在市场秩序的浪潮中投身于拜金主义，没有了统一价值观的基础，造成了人生目标中精神追求的缺失，从而使得社会道德建设困难重重，相互之间信任感丧失；意识形态危机最严重的，还是造成了人们对未来无法拥有有效的期望，对未来信心的缺失使得人们在行为决策中不顾及社会的、长远的目标，进而更加深了各方面的危机。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10)在于缺失一种能够统合社会各阶层、整合分化的利益、统一不同社会认知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文化系统。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崛起都伴随着一种文明理念的崛起。要实现进一步整体的有活力的持续的发展，中国必须能够实现自身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建设。
改革开放既带来了文化多元的复杂局面，也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化定型的历史契机。在当下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 参见https://wenku.baidu.com/view/f0a88b27f78a6529647d5385.html?mark_pay_doc=2&mark_rec_page=1&mark_rec_position=2&clear_uda_param=1.
(2) 李洪峰：《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3) 许纪霖：《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文汇报》2010年7月25日。
(4) 参见许纪霖：《中国，何以文明》，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6) 李翔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求是》2013年第24期。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8)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凤凰周刊》2011年第19期。
(9) 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 《人民论坛》在2014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信仰缺失”位居中国社会十大病态之首。参见http://theory.rmlt.com.cn/2014/0909/3166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