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形势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处于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后危机时期，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扩大就业形成了新的制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也对促进就业带来新的影响（见图1-1）。

（一）国际新形势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出口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加上相关配套产业，带动就业在1亿人左右，外需已成为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需求依旧不振，我国面临提高汇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国际贸易格局调整和争端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会日益显著，外需吸纳就业的能力受到制约。

1.国际市场需求短期难以恢复，外需扩大就业难度加大

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使得我国产品市场过分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2008年东南沿海大量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停工，上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返回农村，正是这一结构风险的反映。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总需求的减缩将使我国出口低速增长保持常态化，迫使那些面向全球需求的制造业部门调整与收缩生产规模，去产能化将增大国内产业部门的就业压力，这将对我国稳定出口增加难度，外贸吸纳就业受到制约。

2.制造业再平衡短期对我国影响有限，长期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会逐渐减弱

我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1]制造业全球再平衡趋势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产业的区域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仍然具备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完备、人力素质较高、营商环境良好等综合竞争优势。对于产业的区域转移，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不会转移回流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固然会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但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单位不可能被完全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原因在于如果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大比例转移到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可以认为，短期内制造业全球再平衡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从长期看，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有测算（蔡昉等，2012）表明，202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工资将会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受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国际物流成本、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公司经营战略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成本优势会逐渐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也会逐渐下降。

3.贸易顺差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外需吸纳就业受到制约

2012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1.2%，居世界第一位；进口占全球的比重为9.8%，居世界第二位。由于我国是出口大国，未来针对我国的反倾销和保护措施可能增加，会对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较大制约。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也会对我国外贸企业造成重大影响，进而对扩大就业带来负面影响。此外，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我国贸易顺差格局也将会逐步发生改变。2012年民生证券预测显示，2015年后我国将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平衡抑或贸易逆差。可以预计，未来我国外需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也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也对我国外需吸纳就业增加了较多变数。

（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

就业是一种派生需求，就业形势的稳定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只有经济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就业的稳定才有保证。奥肯定律描述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经济高增长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伴随着高失业率。因此，从就业的角度看，促进就业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就业弹性不变，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将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经济增速放缓会影响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2012年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吸纳了75%的城镇及8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作为就业岗位重要提供者的中小企业将会面对订单不足、销售困难、库存积压等多重压力，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继而造成用工需求下降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招工难和经营困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更多企业选择以多种权宜之计留住员工，待经济好转订单增加时能马上投入生产，而不至于陷入有单无工的被动境地。订单少的公司的策略主要是内部轮调，即多家企业共用工人，赋闲的工人一方面会往有单企业集中，而大部分工人则处于待岗状态只给基本生活费，但不能满足这部分工人的生活需求，就会使大量的“就业不足群体”流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主要以短工、零工的不稳定就业方式维持生计。不稳定就业将不利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关系的规范。

经济增速放缓还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就业空间变小。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乡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速度会放缓，城镇就业的增速和乡村就业的减速会同时减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还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不确定风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和日益升高的城镇生活成本很难让农村劳动力长留，当经济不景气时会发生农村劳动力的回流（2008年金融危机就出现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必然会增加潜在的群体性失业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雇主首先减少雇用的必然是劳动力市场中新加入的青年群体，因此，在低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青年群体面临着特别高的失业风险（在世界范围内，青年失业率一般为整体失业率的2倍以上）。青年失业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青年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不仅事关青年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

（三）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拉动就业的火车头，但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下，不同的经济结构会有不同的就业弹性系数，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也大不相同。未来时期，我国将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尽管总体上看，经济结构调整会优化拓展就业空间。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结构调整将会加大失业风险。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落后的生产能力将逐渐被淘汰，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比较严重、消耗比较高的企业将面临关闭破产，其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也会逐步显现。加强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这在客观上会导致技术、资本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也就是“机器代替工人”，进而难以大规模增加就业。尚处起步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未形成明显的就业增长效应，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也需要经历一个成长期，加之作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主要是高素质专业人才，而我国劳动力结构仍是以低层次为主，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当前针对新兴产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传统行业中的从业者能否顺利实现职业转换也还是未知数，期间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风险会增加。

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优化拓展就业空间，就业增长也会逐步摆脱依赖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产业转型、转移、升级，就业也发生转型、转移、调整。一方面，结构调整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各区域之间实现有序转移，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第二产业中由于实行集约化生产而减少的劳动力，还要消化第一产业集约化发展中所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改善要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而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不对路的问题仍很突出，由此会催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并导致部分技能素质特别低的人员成为永久性失业群体，而各类失业类型的叠加又会进一步增大失业应对和治理的难度。

（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对就业的影响

加快推进城镇化是新形势下我国新的重要增长引擎。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为人口的聚集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未来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镇。城镇化可以极大地扩张就业总量，当城镇化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它不仅能转移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而且还可以消化城镇失业人员和解决城镇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

从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角度看，城镇化通过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2000-2012年我国总就业年均增加38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年均增加1162万人，乡村就业年均减少777万人。此外，城镇化使城镇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规模净收益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从而拉动投资需求带动就业增加。

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变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镇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镇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在这个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镇化进程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工业一枝独秀，而将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这必将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大幅上升。

从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看，城镇化的发展往往以企业集群和产业为依托，而企业集群和产业集中，必然会引起劳动力和人口的集聚，进而要求住宅、餐饮和生活等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服务产业与之配套，这会显著地放大城镇的就业需求。此外，为生产服务的销售、市场策划和推广，技术与信息咨询以及相关服务中介的发展，可以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

但从当前情况看，不彻底的城镇化无法通过产业集聚和扩张产生强大的就业效应，导致新增就业容量的增速滞后于劳动力转移速度，城镇就业压力一直较大。此外，城镇化进程释放出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劳动技能相对缺乏，与城镇化催生的就业岗位匹配度不高，客观上也对就业市场带来较大压力。加之当前城镇化质量不高，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不仅起不到提升就业质量的作用，还导致产业工人队伍不稳，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的城乡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0-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6.6%，15-59岁所占比例为70.14%，60岁及以上所占比例为13.26%，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三者的比重分别为：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上升了3.36个百分点和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了绝对数量的下降，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规模的逐步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也开始逐渐减弱。

长期看，“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会出现短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大可能出现所谓的“人口负债”。据我们预测，在2030年前我国劳动力都能稳定在8亿左右，所以劳动力供应总体充裕。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轨道将会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也会出现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人口质量、就业方式灵活调整等方式来应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挑战。但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过快需要高度关注。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及以上）的平均年龄为42.65岁，与2000年的40.13岁相比，年均上升已达0.252岁。

（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就业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制度的逐渐放开，外出农民工（本乡以外）规模总量也由1983年的200万增加到1989年的3000万，1993年的6200万，2012年的1.63亿，1983-2012年年均增长约1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受供给增长放缓的影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并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2-2012年年均增幅约5%。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和农民工监测数据推算，2010年我国已有近80%农村青壮年、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目前未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以中西部40岁以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的劳动力，并呈现出明显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特征。此外，农村税费减免及新农村建设等使务农收入进入到了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加之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特征以及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农民转移就业的意愿和态度也在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成本在逐渐加大。

（七）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对就业的影响

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社会福利提高以及劳动条件改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劳动用工成本出现了大幅上升。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较2005年的875元相比，7年间增长2.62倍。劳动成本上升所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劳动者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转变，并将使我国迎来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的新时期。

从不利影响看，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会对产业竞争力造成一定影响，如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会使企业因成本大幅上升而难以继续吸纳就业，反过来抑制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并进一步影响整体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的提高，为维持利润最大化，企业会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进而会出现“机器代替人工”，这也不利于扩大就业。

从积极影响看，一方面，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促进内需市场的形成，增强劳动者素质改善的内生动力，进而会提升就业质量；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工资增长趋势的持续，为维持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以达到新一轮的收益平衡。人工成本上升会使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这样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的相对成本就会下降，这个调整过程会使企业的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从而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此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加速推进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