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就业面临的新形势
从国际看，受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深度冲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仍存在较多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一）我国就业面临的国际新形势
1.主要经济体形势趋于分化，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中低速波动期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度过了最困难阶段，但全面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形势分化扩大，与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的格局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前几年，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市场扩张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进入中低速波动期，2012年OECD预计未来50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仅为3%。
2.世界经济格局继续变化，全球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
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化调整，全球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解决高消费、低储蓄和逆差问题，提出“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他们或者打造全产业链或者将部分加工环节回流本国。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资源型国家谋求产业链条延伸。新兴经济体在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也积极争取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各国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际分工的制高点。作为新兴大国，我国在中高端生产领域受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在低端生产领域则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竞争，继续依靠大规模粗放投入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空间将会更加缩小。
3.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各国为了救助本国的经济和就业，出台了各种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就业，不仅诸如保障、双反、进口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政府采购、自动配额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还竞相组织排他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TPP、TTIP和TISA）规则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我国是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国内的需要，必须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由于国际市场的紧缺，针对我国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反倾销的数量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将对我国稳定出口增加难度。
4.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继续深刻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突出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国际地位提高的同时，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邻近国家对我国发展产生戒心，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制定和采取一些对我国不利的举措，使我国对外的稳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会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变，国际环境对于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就业空间和创造就业也会带来战略性机遇。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国内就业空间会得到拓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有利于我国缓解贸易摩擦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发展压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资源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仍然在国内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刺激效应通常大于替代效应，进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就业数量的增长。一是通过将一些国内（过剩）产业转移到国外，可以为国内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国外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增大对我国法律、工程咨询及国际金融等配套服务方面的需求，促进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三是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会增加国外相关配套企业对国内设备、原材料等的需求，进而刺激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并带动就业增加。
2.人力资源全球化配置加速，境外就业空间会得到拓展
境外就业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主要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发展前景广阔。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劳务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目前全球每年流动的劳务约4000万人，大力开展境外就业工作是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积极组织外派劳务境外就业，可以使我国劳动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人力资源流动与竞争，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二）我国就业面临的国内新形势
从国内发展条件看，积极稳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创造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素质改善、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新老问题交织存在，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加鲜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也愈加复杂。
1.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将处于中高速增长期
经济增速回落既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也是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的反映，未来2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处于6%-7%的中高速增长期，继续依靠高增长来拉动就业已不现实。电力、电信、公路、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可建设的数量和投资增长速度将出现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相对减少。在外需减弱形势下，扩大内需、着力拓展居民消费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点。
2.“倒逼机制”将使结构调整加速，调整进入阵痛期
尽管近年来我国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但第一产业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部分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进一步凸显，资源、环境的压力已对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结构调整加速由此将会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的增加。
3.劳动力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快速发生变化，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长期的低工资水平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补偿性上升，人口分布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变动等都将对就业产生新的影响。
4.既有红利逐步消失，汇集新的红利难度加大
红利要素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基数的扩大，既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对外出口的红利会逐渐出现衰减和消失。按世界银行的平均汇率折算法计算，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处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样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既有红利的减退和逐步消失既是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也是深化改革的起点，汇聚市场化体系再造红利、海外投资红利、扩大内需红利等促进就业的新的改革红利，迫切需要解决就业促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摒弃短期刺激性政策，进行长线制度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