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优在党的领导力量——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具有总体性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逻辑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实践逻辑也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寻中国道路并创造历史性成就的进程中，呈现出集中统一领导的领导力的，也是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集中统一领导的领导力的。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升，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展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汇聚共识具有凝聚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组织体系具有执行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这要比西方一些国家政党之间的内斗及难以形成领导力与合力具有更明显优势。

一、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再次予以强调。

那么，如何准确全面理解这一重大判断？本质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所固有的内部联系与根本属性，是这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的根据，它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向。最本质特征，则是指事物最为内在、最为根本、最能够决定事物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要想准确全面理解这一判断，就必须要深刻理解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性、根本性和核心性。

基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维度，这种内在性、根本性和核心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把握：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实现了由“文革”到改革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得以开创并不断发展；党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够顺利推进。原初的理论逻辑、必需的前提基础、事业的开创发展、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四个方面贯通了指导思想与客观实际、历史发展与现实成就，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也必将被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但资产阶级本身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被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所推翻，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成立政党。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其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对此进行了集中的阐发。当然，《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的进程是比较理想化的。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依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自此，中国共产党就与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内在本质联系，与社会主义成了一体两面。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把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基于以上分析，要想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理论源头上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阐释，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对于党的历史使命的认知，透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相关性与一体性。由此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才能够建立发展。

二是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前提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但其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中国的成立为其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改造为其奠定了经济的制度基础，在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摆脱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发起了各种运动，力图从器物和制度等层面寻求救亡之道，但无一成功。这种状况，直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开始发生实质性改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备受欺凌、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才被有效整合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1]

三是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基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赋权于民，致力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与首创精神，致力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传统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得以开创。历经40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展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恢宏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既不可能有持续的理论创新，也不可能有不断的实践进步，既不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发展。如果弱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会毁于一旦。要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此而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并非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量，并且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最为内在、最为本质的因素与常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2]

四是领导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为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个极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具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最本质特征，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最大优势。

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领导核心都是我们党在应对重大危机与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严峻复杂的形势和棘手难解的问题，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明确思路、凝聚力量、汇集共识，以力挽狂澜、化危为机，通过艰巨卓绝的努力开创党之伟大事业的新局面。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一方面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机遇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的形势，挑战前所未有。可以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改革必须全面深化，发展必须转型升级，而当前改革推进的艰巨程度、敏感程度、复杂程度，都丝毫不亚于改革之初，整体形势时间紧、任务重、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而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共识、整合力量、明确思路、贯彻落实，带领全党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再创辉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历史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也充分显现了习近平同志作为全党领导核心的能力。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对于在新时代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篇章极为关键、十分重要。

二、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但短短几十年中使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实现转型与发展，是极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确实应该深入思考。可以说，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把握住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抓住了研究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崇高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肩负马克思主义使命的政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长远的价值追求。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赋予其崇高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这一使命的内容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与丰富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考虑的不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还包括长远的目标规划与思路设计。这种使命感，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其真正将中国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认真对待与处理，专注于此，不敢懈怠。只有具备这种价值情怀，具有这种长远目标，持续走下去，才会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与之相对应，西方的政党可以称为现实性政党，其政策设计与目标制定往往局限于一定期限内的选举任务与一定阶段内的现实问题，不具有历史的使命意识与长远的发展规划，国家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充分。

二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至上，高度重视建立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一体性血肉联系，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确实，只有没有私心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才能当好人民的代表，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人民才能把自身发展的领导权委托给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宗旨与价值追求，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地将之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4]刘少奇在被称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中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5]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人民群众有一种深沉的价值承诺，有深刻的伦理观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不仅其开辟基于党对民众现实贫困与温饱问题的高度关切，其发展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人民立场做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创新性诠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刻理解并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

三是严整的组织特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崇高的使命意识，而且具有严整的组织特性。党的组织边界严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章程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入党程序等做了非常严格且详尽的规定，努力保持党员对党的强烈的组织意识和身份认同，维持党的严明的组织边界，这与俱乐部化的西方政党具有很大差别。党的组织体系严密：无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系统，还是工厂、农村、街道、社团等社会单位，党的组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组织的渗透性与严密性有助于确保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使命。[6]党的组织原则一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当然，任何的民主程序都会走向集中以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但使命型政党所强调的集中远不止于这一最基本的要求与内涵，而是尤其强调权威、统一、集中、纪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使全体党员劲往一处使，汇集力量，最大可能地实现宏伟目标。党的组织纪律严格：为保证组织纪律的严格执行，党章规定了针对各种违纪行为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处分标准和程序，同时设立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正风肃纪。以上严整而鲜明的组织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自我革命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规范全党行为，集中全党力量，把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有效地贯彻落实。就如同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7]

四是有力的领导机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是直接用党的命令的形式来指挥非党机关、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而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制度机制来实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对此做了精辟阐述，将这种制度机制概括为七个方面：作为权力轴心机制的“党委（党组）领导”、作为全面控制机制的“归口管理”、作为精英管理机制的“党管干部”、作为思想统一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沟通吸纳机制的“政治协商”、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动员机制的“群众路线”。[8]正是通过这七种机制，党的领导牢牢嵌入政府、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极为强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从而有效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管理中枢作用。党的任务、政策、策略、目标一旦确定，就会利用这些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种因素与资源，全力以赴，在全社会有效贯彻执行。

五是极强的实践思维。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思维，注重实践探索、教训反思、经验总结、思想提升、理论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互动。对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9]党的思想路线正是以这种实践认识论作为基础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种实践认识论、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在保证党联系群众、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思想不停滞不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目标，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可能脚踏实地地开辟道路，并尽可能少犯错误，探索前进。

六是出色的学习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要熟悉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党就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的特点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特别强调的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吸纳其他国家好的理念、经验与做法也是学习的重要内涵，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总结是回顾过去，学习是针对将来，吸纳是面向世界。善学习、能吸纳的特点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思维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紧跟时代。

七是持续的改革创新。与具有实践性思维与善于学习、吸纳的特点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过程中能够从实际出发积极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指导思想、政策与制度的更替与创新。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与执政党，对现实问题与民众需求确实体现出了较为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而这种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著名学者郑永年对此做过对比分析：“从理论上讲，在多党制国家，政策变迁的阻力应当小于一党制国家，这是因为政策可以在执政党的更替过程中得以变化。当一个新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它可以终止上一任执政党的政策。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在许多民主国家，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党并不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政策变迁通常十分困难。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政权更替，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更迭。尽管在中国社会，人们时常抱怨执政党的政策变化太慢，然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在中国的执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的政治体系，处在一个相对较快的基础之上。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可以将变革政策的责任相互推诿；而在中国，执政党的这种责任，则是无法逃避的。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中国已经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策变革。面对不同的局势，以合理的政策变迁加以回应。如果无视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涉及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创新。

八是有效的推进策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策略而言，总体可控、渐进分解、辩证思维是其重要特点。所谓整体可控是指改革者相对有效地把握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秩序，对整体局面具有可控性，高度重视稳定。稳定与秩序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具有前提意义。没有稳定，社会一旦混乱，就很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长期陷入无序状态。所谓渐进分解，是指不采取激进的无把握的改革措施，而是采取总体渐进式、分解式的改革策略，对于宏大的改革任务按照顶层设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分阶段、分层次实施，不追求一蹴而就。邓小平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尽管渐进式改革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过于激进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尽可能减少改革的过大风险，逐渐培育起新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元素，在旧事物中逐渐推动新事物的生长与壮大。事实证明，在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整体激进的改革措施往往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不僵化、不片面、不单一，而是统筹考虑各种矛盾因素，善于将现代化进程中各类矛盾的双方基于自身国情相结合。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古今中外的因素相互交错，似乎各种矛盾共存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系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比较好地实现了各类矛盾双方的有机统一。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十个结合就多属于此。再比如当前改革进程中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等也都是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看似矛盾却必须实现有机结合与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策略的一大特点。

以上这八个鲜明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打铁必须自身硬。正是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决定了党的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功。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还要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还要继续经历风风雨雨，还要继续克服艰难险阻。完成艰巨光荣的任务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还是要靠党的领导。

三、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既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自身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至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无法进行伟大斗争，无法实现伟大梦想，更无法推进伟大事业。

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与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的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严峻的问题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针对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形势任务以及党自身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具体做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可以看到，新时代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出系统谋划、固本培元、标本兼治的清晰思路。

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总称为政治建设，并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此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强调政治建设，一方面是完成使命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面临的难题众多、挑战严峻，必须攻坚克难，而攻坚克难就要求有战斗力，强调政治建设是增强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央强调政治纪律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11]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二是从转变作风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2]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迅即出台“八项规定”，强调领导干部要改进会风、改进文风、改进作风，从上做起，以上率下。随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所针对的也都是作风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

三是通过反腐败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3]尽管反腐败斗争风险大、阻力强，但对于中国改革的推进与深化而言，除了强力反腐，别无选择、没有退路。如果不强力反腐，问题官员不拿掉，既有的改革思路就难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做出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非常宝贵。但同时也要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我们要辩证地把握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既要看到取得的巨大成绩，进一步增强坚定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又要看到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和存在的实际问题。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释放全面从严强烈信号。要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社会氛围。

四是以制度作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超过9000万，要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党，必须依靠系统有效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加快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统筹部署。《意见》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意见》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这样，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五是以领导干部为关键。全面从严治党，领导干部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他还特别强调，要从中央做起，以上率下，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这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即在对全党统一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党内不同群体与对象有不尽相同的、区别化的治理策略。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再到高级领导干部，品性要求愈益提高，制度要求愈益严明，责任要求愈益严格，从而呈现为一个在统一规定的基础上各方面要求随党内职务与地位相伴上升的梯次化的治党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相关重要讲话中，对这一梯次化治党思路多次加以强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是鲜明体现了这种治党思路。《准则》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整部法规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规则和规范。《条例》对中央层面提出了专门要求，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

六是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安身立命之本。“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4]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强调理想信念，就是为了使全党每一个党员都具有自觉的使命意识与党员观念，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完成使命。

七是以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为紧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要解决过去累积的系列老问题，又要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因此，从某种层面而言，新时代是一个新老问题交织错杂的时代，是一个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面对新时代棘手难缠的众多问题，退缩回避只能一时舒适，迎难而上方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勇于直面问题，以过硬的执政能力实现问题解决的新突破，在不断解决问题中锻炼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本领。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2-23页。

[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840页。

[5]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第48-49页。

[6]景跃进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47-48页。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1-342页。

[8]景跃进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3-26页。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297页。

[10]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155页。

[1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第5-6页。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94页。

[1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