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恋爱：欲望的替代与转移
1933年，茅盾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里，将小说中的“革命+恋爱”“公式”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干革命，同时又闹恋爱；作者借这主人公的‘现身说法’，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这是最“风行”的一类；第二类是“革命决定了恋爱”，“通常是被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的挑了最‘革命’的男性”，这一类的流行程度“不及第一类”；第三类是“革命产生了恋爱”，所写的是“干同样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努力的一对男女怎样自然而然地成熟了恋爱”，这是“进化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少的一类”。[8]茅盾将这三类小说置于“进化”的时间线索当中，并赋予其一种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他认为三者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其间“革命”的比重渐渐压倒了“恋爱”的比重，透露出“我们的作家们在短短五六年中怎样努力摆脱了个人感情的狭小天地的束缚，而艰苦地在那里攫取广博的社会的星星作为他创作的营养”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显然，茅盾描述“革命+恋爱”小说的方式，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倡导者构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的方式同出一辙，其间隐含的正是从“‘恋爱’导向‘革命’”或“‘革命’战胜‘爱情’”这样的将历史有序化和本质化的进化论逻辑。因此，与其说他在完成一种文学历史变迁的描述，不如说主要是在确证“革命”（文学）的正当性。
从一种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撇开茅盾论述的意识形态预设性，他对于小说文本中“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的描述，倒是相当准确的。而且，还可以将茅盾的公式更简化为两类，一类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即茅盾的“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一类则是两者的兼容（即“革命决定或产生了恋爱”）。也就是说，同样是“革命+恋爱”的情节模式，同样是将“革命”置于一种性爱关系的场景当中，事实上却隐含着两种相反的书写倾向。“革命产生（或决定）了恋爱”的小说，意味着“革命”与“恋爱”是共通的，它们有着类同的欲望状态。在情节层面，这种小说往往表现为人物“革命”欲求的驱动力来自“恋爱”，或用“革命”来补偿“恋爱”的挫败。这其间存在着一个欲望的替代和转移过程。这种模式的代表作品有蒋光慈的《野祭》（1927）、《菊芬》（1928）和《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洪灵菲的三部曲《流亡》（1928）、《前线》（1928）、《转变》（1928年）；华汉的《两个女性》（1930）、《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1930）等，还包括孟超的《爱的映照》、戴平万的《前夜》等。尽管茅盾自诉“描写恋爱与革命之冲突，又有人说这是写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动摇。我现在真诚的说：两者都不是我的本意”[9]，但就情节模式来说，他的《幻灭》（1927）、《动摇》（1928）、《追求》（1928）三部曲也可纳入这一类型。由于蒋光慈是“革命+恋爱”的始作俑者，且几乎都是“革命决定或产生恋爱”这一类型，因此或可将这一模式称为“蒋光慈模式”。另一种模式“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则意味着“革命”与“恋爱”这两者是不兼容的，这必将形成一种关于“恋爱”书写的不同导向。如果说前一模式意味着一个欲望的替代和转移的过程，那么这一模式则意味着一个欲望的辨别、瓦解或分离的过程，以将主人公从“恋爱”当中导向“革命”。这一类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丁玲的《韦护》（1930年1—5月《小说月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1930年9—10月《小说月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1930年11—12月《小说月报》），也包括孟超的《冲突》等。这一类型以丁玲创作的水准最高、表达最为丰富，或可称为“丁玲模式”。
就“革命产生（或决定）了恋爱”而言，首先值得分析的是文本中呈现“革命”的具体修辞形态，即“想象‘革命’的方法”。“革命”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一个核心语汇，同时也是凝聚着数代中国人巨大热望的一个有着“克里斯玛”般魔力的符码，它本身的内涵正如“人性”一词一样是充满了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正如陈建华在他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10]一书中论述的那样，“革命”是被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话语而建构起来的，其具体内涵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将难以理解冯雪峰在评价丁玲转向时所说的“恋爱的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11]。在“革命的意义”和“跨到革命上去”的两个“革命”之间，其涵义是不一样的。连接两者的东西是“革命性”，如果说“恋爱”在五四时代曾经是“革命性”的，那么新时代的“革命性”则表现在参与“革命行动”。尽管冯雪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表述这种观点的时间是1948年，但他除了表达一种建立在“历史进化”基础上的“进步”观，并没有比“革命+恋爱”小说说出更多的内容。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而是试图指出在如何呈现“革命”的发生和动力这一点上，作为历史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自己的经验时的暧昧性和含糊性。因此，在“革命产生（或决定）了恋爱”这一叙述模式当中，如何借用“恋爱”的修辞来形成一种关于“革命”的表述便是颇值得分析的内容。
一个常见的情节模式，是主人公在恋爱遭到挫败或无法得到恋人的时候，便转向革命。被钱杏邨认定为是“革命+恋爱”“公式”始作俑篇目的《野祭》，便包含着这样一个叙事过程。小学教师章淑君爱上了租住在自己家中的作家陈季侠，但是陈因其外貌“粗而不秀”而拒绝领受这份情爱。章在失望之余，转向陈所信仰的革命：“我要去革命去……我想这样平淡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倒有味道些。”在茅盾的《虹》当中，这种隐含的欲望替代关系得到了更明晰的表达：“我也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女性主人公这种“爱屋及乌”式的革命动力，呈现为叙事结构上“革命”/“男人”的能指替代关系，也就意味着“革命”成为了情爱欲望的替代物。同时，这种情节模式具有鲜明的性别化修辞。如果说女性主人公因为情爱上的挫败而将对男人的爱投向革命，那么对于男性人物来说，“革命”则使他们获得战胜情敌的菲勒斯（phallus）。这种叙述模式最为典型地表现在茅盾所谓“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的挑了最‘革命’的男性”。在华汉的《两个女性》中，大学生云生和大学教授丁君度因同时爱上女学生玉青而成为情敌，结果云生败北。三年后，当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云生再度出现时，他在玉青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三年半前的他，是多么的秀伟，多么的温柔，多么的喜欢洁雅，多么的活泼动人！——而今因在惊涛骇浪中猛奔搏斗，竟把他从前的一切文弱气都洗涤尽了。人事的熔炉，把他炼成了钢铁一般的坚，金玉一般的洁。他是那样的粗犷，那样的诚朴，那样的老练，那样的生动而有热力。”有趣的是，玉青形容三年前的云生的语汇可说是“阴性”的、缺乏男性气概的，而三年后的云生，那些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容语汇确定无疑地在向人们呈现着一个成熟男性的形象，因此使玉青觉得“实在太值得她痛爱和感动啊！”而赋予云生这种男性性征上的突出特点的，则是“革命”或者说是玉青眼中的“革命”。另外一种普遍的情节模式，则是小说文本用绝大部分篇幅展示男性主人公的恋爱及其失败（且往往是三角或多角关系），而一个光明的尾巴则是主人公转向革命。比如戴平万的《前夜》、洪灵菲的《转变》。可以说，这正是通过“性”的压抑与反抗，来讲述“革命”之发生——“他的青春的热烈的情爱，都在这样冷酷无情的旧制度下牺牲了！他痛恨这制度，他觉得有把这制度打倒的必要”（《转变》）。
除了这种叙事结构层面能指的替代关系，更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对于身体（主要是女性身体）修辞的使用方式。在《野祭》的“书前”中，蒋光慈提出这篇小说“在现在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可以说别开生面”，其“别开生面”之处“在这个时代之中有两个不同的女性”，而这“不同”即“革命”而不“美”与“美”而“不革命”之差别。这种“革命”/“美”在能指层面上的对立，已隐约透露出男性视点中“革命”欲望与“性”欲望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尽管在“主题”的意义上，小说常常被指认为讲述的是“革命”，但在文本修辞的层面上，被正面表达的却是“恋爱”，并且其中盈溢着流动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主要是通对女性身体的一种凝视的目光来呈现的。《菊芬》书写了一个革命青年，她“又天真，又活泼，又美丽，又纯洁”，是一个“天使似的姑娘”，作为“革命文学家”的“我”（江霞）暗恋上了她。在“我”充满欲望的凝视中，菊芬这个“革命的精灵”被呈现为一个有着饱满的性的诱惑力的形象。但这种女性的诱惑力尚处在可掌控的范围之内。而在《动摇》和《追求》中，性爱逐渐变成了革命所无法到达和掌控的“她者”。茅盾对于革命的正面书写是相当灰暗的，他写道：“革命未到的时候，是多少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可是明天来了，并且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不禁叹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来了幻灭。”[12]这也就是说，“革命”从来就没有过“高潮”，唯一的高潮来自“性爱”，《幻灭》中静女士只有在与强连长那狂欢式的恋爱当中，才体验到“理想中的幸福”。而在《动摇》《追求》中，“时代女性”既成为革命的唯一亮点（“舞阳，你是希望的光，我不自觉地要跟着你跑”），但同时她们又构成巨大的足以撼动男主人公日常生活和理性自控能力的诱惑——“他万料不到天下除了他的太太式的女子，还有孙舞阳那样的人，他实在是惶惑迷失了”（方罗兰）。而且这种充满着“浪漫”“颓废”气息的女子甚至在她们自己也感到不可把握——“完了，我再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里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的热情的冲动，跟着魔鬼跑！”（章秋柳）如果说《蚀》三部曲要呈现的是有关革命的普遍心态，如《从牯岭到东京》所阐释的那样，那么小说中的“时代女性”则是“革命”的象征性能指：她们的美、性诱惑和不可驯服，正是“革命”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具象化投影。
正是有关女性身体的修辞，构成“革命”与“恋爱”两种欲望之内在张力的症候点。也就是说，那种投射在女性身体上的欲望或女性身体本身的欲望，有滑落出“革命”的意义可掌控的范围之外的危险，而构成对革命本身的颠覆。在这里，女性身体再度成为需要加以驯服的“她者”以使之成为“空洞的能指”。因此，同样是写“时代女性”，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呈现出迥异于茅盾的《蚀》《虹》等的书写特征。完全可以将《冲出云围的月亮》读作一篇“身体的寓言”，主人公王曼英的思想历程其实是她的身体的一系列冒险和符号化过程。当她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女中学生，变为政治学校的革命女战士时，“所过的完全是男性的生活。……几乎完全忘却自己原来的女性了”，也可以说，此时“革命”占有着她的身体；而当“革命”失败时，曼英同时也恢复了对自己的女性身体的自觉：“久已忘却了镜子的曼英，现在不时地要拿镜子自照了。……那眼睛还是依旧地美丽，那牙齿还是依旧地洁白，那口唇还是依旧地红嫩，那在微笑时还是依旧地显现着动人的，可爱的，风韵的姿态……到现在依旧地是一个美丽的女郎啊。”并且，这位失败的女革命者在发现自己的身体/性别的同时，也决定以她“美丽的身体”作为报复世界的武器（当妓女），“从前曼英没有用刀枪的力量将敌人剿灭，现在曼英可以利用自己的肉体的美来将敌人捉弄”。但当她重遇从前的求爱者、现在的革命家李尚志时，她开始面临着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因为她无法将作为“报复世界的武器”的身体与献给爱人的身体等同起来。小说更进一层，让曼英怀疑自己得了“万人唾骂的花柳病”之后，她换用另一种报复武器——“从今后她的病就是向社会报复的工具了”。在李尚志求爱同时也宣判她的失败后，曼英决定投海自杀。但大自然中的朝阳、春风使她感到生的活力。两个月之后，曼英作为一个革命女工出现在李尚志面前：“亲爱的，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好好地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在表现大革命之后“智识阶级”的动摇的诸多小说当中，这篇小说提供的不只是一个类似好莱坞情节剧的故事，而且将思想的历程具象化为“身体的寓言”。这种思想/身体的对应修辞，不仅充满着现代中国文学有关“启蒙”话语的表述[13]，同时也预示了毛泽东时代改造知识分子的革命话语的主要修辞，如“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等。《冲出云围的月亮》或许是最早采用这种身体修辞的自我改造小说。这篇小说通过女性身体在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的冒险，试图将其纳入到革命秩序中去，从这一层面，女性的身体完全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客体”。但小说也不经意之间透露出“性”对政治话语的造反。这一方面表现在曼英在用肉体“报复”着社会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沉醉于纵欲的狂欢当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革命”/“非革命”的男性之身体区别的不断强调。作为革命化身的李尚志，“这拥抱，这嘴唇，将和柳遇秋的以及其余的所谓‘客人’都不一样”，但她同时也意识到“李尚志不是一个男人吗？”于是，女性身体在被写入革命的铭文的同时，也以性的欲望动力改写着革命。而这，正构成“革命产生（或决定）恋爱”这一叙事模式暧昧的张力所在。
就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一旦意识形态的叙述被置于性爱关系的场景当中，便不可避免地在能指的层面上使意识形态的表述对象欲望化。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找到一些雏形。但有意味的地方在于，“革命+恋爱”造就的这种性爱化的革命叙述，事实上构成了此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有关“革命”的经典修辞形态。这不仅表现在通俗小说（如《三家巷》[14]）当中，也表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形态当中。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如《青春之歌》[15]），在80年代的“反思小说”（如《天云山传奇》[16]《芙蓉镇》[17]），在90年代的“后现代”小说（如《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18]）等中，这一修辞形态被不断地正写或反写。其正写的形态如《青春之歌》，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这样的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论述，呈现在一个女性与多个男性的欲望关系当中，并通过性关系的选择来表现政治立场的选择。[19]同样的修辞策略也出现在80年代初期的“反思小说”《天云山传奇》和“人道主义小说”《人啊，人！》[20]当中。关键的问题并不仅在于“一女N男”（或“一男N女”）这样的叙事模式，而在于隐含在政治论述背后的欲望动力。在将革命主题置于性爱关系中时，我们已经很难分清那背后的欲望动力到底是来自于“革命”还是来自于“恋爱”，或许可以说，正是性爱的动力取代了革命的动力。这是一种“欲望的政治化”的经典形态。而构成其反写且具有强烈的颠覆和亵渎意味的，则是“政治的欲望化”，即通过将革命的欲望“还原”为性欲关系来达到瓦解革命主流叙述的目的。代表性的作品如反思“文革”的《芙蓉镇》，用性来解释最革命的造反派李国香的政治动力。而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性同样成为瓦解革命的道德化修辞的关键所在，甚至革命/爱情不再有替代的关系，因为革命唤起的就是性欲。由此看来，“革命+恋爱”的“公式”似乎并非一种偶一为之的修辞形态，而是在“欲望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欲望化”当中，事实上纠缠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难解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