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野草》的“诗心”

第一节
该拥有怎样的“诗心”，才能与《野草》对话

《野草》，在鲁迅的文本中，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大概也还没有比《野草》更为幽深诡丽的文本。对《野草》的解读，研究界的前辈与同仁已做出过相当杰出的研究，无论是注疏的还是阐释的、实证的还是象征的、现实的还是哲学的，这些解读，都为我们走进《野草》铺平了道路。实证的史料爬梳、象征的意象阐释、玄学的哲理思辨，似已各展其能，但隐隐的不足依然存在：诸种阐释与《野草》的“诗心”，还有距离。似乎无法从方法入手进入这一问题，因为这不是方法的选择。在我看来，历史参与的绝望凝结成了鲁迅的“诗”，面对这一丛《野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该拥有怎样的“诗心”，才能与它真正对话？

《野草》之为“诗”，不是简单套用文体学上的概念，以“散文诗”等来界定《野草》，太偏重文体的界定及文学史的意义。诸篇的形成，固然或多或少皆可找到一点外在的因由，最直接的，如《〈野草〉英文译本序》“因……作……”式的自我解释，但即使是最明白的起因，也只能是外在的参考材料，而不能成为《野草》“诗”的主体。对于《野草》，任何外在事件都是作为一种精神事件获得意义的，是这些精神事件，而不是外在的某个“本事”，才可能是构成《野草》“诗”的“材料”，起因只是起因，它不能代替《野草》自身的动力，所谓“不能直说”，大概也不能只从外在现实环境找原因，而应进一步在《野草》的精神困境中来理解。实证主义的生平或文本材料的爬梳，是解读《野草》的必由之路，然仅止于此，似终有隔。象征主义的意象阐释，提供了解诗的工具，这一方法的启用，使《野草》的阐释文学化或诗化，但仅仅意象加实证的结合，其意义阐释还是源于外在的世界，没有进入《野草》自身的意义系统，而且，零散化的意象阐释也无法面对《野草》精神的与艺术的“整体”。长期以来，我们对《野草》内容研究，局限于将作品进行分类化处理，经过分类化处理，不仅《野草》整体被分解了，而且“诗”意顿失。哲学的解读，充分估量和展示了《野草》的形而上旨趣，然而，如果首先从所谓存在、自由、虚无、绝望、选择、决断等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的先在理念出发，作对照式阐释，而不能意识到《野草》自身就是一个自发的意义场域、一个自成体系的精神系统和表达系统，那么再精妙的哲学解读，也就不过证明了《野草》达到了西方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这样的话，《野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至于近年出现的“索引式”的解读，在《野草》中搜寻鲁迅的性爱潜意识，常常被视为研究困境中新的“生长点”，不过，以完全“形而下”的心态面对《野草》，不仅与《野草》的“诗心”无缘，也与《野草》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无关。

在上一章中，我们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鲁迅的第二次绝望进行了揭示，其实，1923年的沉默及其标志的第二次绝望，就是我们走进《野草》、抵达其“诗心”的切入点。

《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20年代中期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致命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与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厌弃、哀伤、绝望、挣扎、解脱、欢欣等等组成的悲欣交集的心理世界，又是一个由矛盾、终极悖论、反思、怀疑、解剖、追问、顿悟等等组成的极为沉潜的情思世界，还有它独特的语言与形式的世界，它不是抒情诗，也不是哲学，而是由情、思、言、行、形等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的和艺术的总体。作为最后绝望中个人危机和个人能量的总爆发，《野草》展现了一个人在断念与决断关头最丰富、最复杂的心理状态，鲁迅的诸多精神奥秘蕴于其中。《野草》是我们走近鲁迅的一条捷径，但恐怕也是最难走的一条道路。

作为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绝望的行动，《野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单篇的合集，而是一个整体，《野草》中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

读《野草》，需要诗的敏感、哲学的思辨和艺术的鉴赏力，需要调动、倾注解读者自身的所有生命体验——体贴的同情。但《野草》研究绝不是主观任意的，作为研究对象，《野草》自有它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不仅来自本事或文本的实证、索引或意象阐释，也不仅来自文本与周围现实的联系，以及《野草》文本与作者其他文本的联系，而且更存在于鲁迅走进《野草》时的生命状态，尤其是《野草》自足的精神系统和文本系统中，因此，只有体贴同情并充分了解鲁迅当时的生命状态，并把握作为整体的《野草》的精神系统和文本系统，具体的阐释才具备客观的背景和坐标。解读《野草》，必须进入作者深层的内在生命中去，进入这个以语言建构起来的自成系统的文本世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