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厌与自虐
既然《野草》的写作与鲁迅的第二次绝望直接相关，那么值得追问的是：第二次绝望中的鲁迅，究竟处在什么样的自我状态中？
《野草》的写作时期，与《彷徨》《两地书》（北京时期）大致相同，从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此时期的鲁迅，已然陷入强烈的自厌情结中，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潜在而强烈的自虐意识。自厌与自虐，是鲁迅第二次沉默中的一个强烈的心理意识，也成为他走向《野草》的一个主要创作动机。
自我厌弃，是启蒙者鲁迅屡次遭遇绝望的产物，在信念式的希望和事实性的绝望之间，强烈的反思意识，使其怀疑和绝望首先是“内向”的——指向自身。日本时期的第一次绝望，曾导致其严重的自我怀疑，这怀疑指向的是青年鲁迅的自我期许——“我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十年后他在钱玄同的劝说下走出S会馆，虽然绝望像一根伏线，仍潜藏在出击身姿的背后，但他对《新青年》群体，毕竟赋予了莫大的希望，因此，《新青年》的解体和“五四”的退潮，又一次把他推入绝望之中。人不能经受两次绝望，从此，内向的怀疑和绝望，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了：一是对“庸众”的怀疑、绝望和愤怒；二是可怕的自我厌弃，进而形成潜在而强烈的自虐意向。对“庸众”的绝望和对自身的绝望，是内向性绝望的连锁反应，而自厌和自虐，也正是自我怀疑的恶性发展。
《孤独者》中，魏连殳之死与一个非常关键的精神事件有关，这就是“进化论”信念的最后的倒塌。“我”与他争论“孩子为什么变坏”，连殳在论辩中失败，意味着长期支撑他并开始动摇的进化论信念的终于倒塌，这对于他的灭亡，无疑是决定的一击，因此，我们吃惊地看到，曾经以“孩子”为希望的魏连殳，开始要他们下跪！《野草》中，绝望鲁迅的最复杂的感情，投向了“孩子”和“庸众”。面对孩子们的“求乞”，“我”拒绝“施与”（《求乞者》）；最小的孩子最后一声的“杀”，终于使老女人彻底绝望，决然“遗弃”了他们的遗弃（《颓败线的颤动》）；两篇《复仇》，是最为典型的刻画这一复杂情感的诗篇。第一篇以调戏式的反“看”，来使“看客”（庸众）们的“看”同样转为虚空，第二篇通过对十字架上耶稣的复杂心理的展示，极写了对于“庸众”的复杂心理，近乎绥惠略夫转而向民众开枪的愤激。向民众复仇，是第二次绝望的鲁迅内向性绝望的表现，是向自身复仇——自厌和自虐的第一步。
长期在痛苦中煎熬而又无望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往往使痛苦的主体对自身产生怀疑以至厌弃，形成自我的危机。《铸剑》中，“黑色人”即突兀地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2]“过客”也说：“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3]这种无处不在的自厌感，弥漫于《彷徨》中。《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是《彷徨》的主干作品，它们的存在，使《彷徨》显出了强烈的“自我”色彩。《在酒楼上》中，人生失意、百无聊赖的吕纬甫一个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这次回乡，为的是两件事，一是给小兄弟迁坟，一是顺便给邻家姑娘顺姑带朵剪绒花，两件事皆是奉母亲之命，而且这对于一个启蒙者来说，似乎都是不足挂齿的吧。然而，就连这两件事他也没办好：小兄弟的坟终于打开了，却发现连最难烂的头发也没有了——“踪影全无”！顺姑曾给吕纬甫留下过美好的印象，所以特意辗转周折买了两朵剪绒花，但斯人已逝。两件不足挂齿的“小事”都没办成，加重了吕纬甫失意人生的“无聊”。这次还乡，所可注意者有二，一是，他强调这两件事是母亲叫他回来办的，说明这两件事出自母亲的意志，这非出于自我意志的“小事”，对于启蒙者吕纬甫，应该说近乎“无聊”；二是这两件事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但毕竟也投入了相当多的个人情感。故乡、故去的亲人、旧日邻家姑娘，这也许是一个男人心中最后的温暖，因此，这两件小事，其实又很大，这也许是最后的回乡之旅，也是失意人生仅存的意义所在，没办成导致的绝望后的绝望，也就更显其“无聊”。母亲的意志和暗藏的自我意义的寄托，看似矛盾，也许恰恰说明，母亲的存在，对于业已丧失自我意志的吕纬甫来说，其实是生存意义的最后维系，因而两件事的失败，也就透露了不祥的消息。《在酒楼上》写出了一个失败之人濒临崩溃的前夜。
既然母亲成了吕纬甫生存意义的最后维系，接着的问题就是，倘若这个母亲不在了，其结局会怎样？《孤独者》的写作虽距《在酒楼上》相隔一年零八个月，但其实两者堪称姊妹篇，因为，《在酒楼上》提出的问题，《孤独者》中有了答案。小说以送葬始，送葬终，刚开头，魏连殳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亲人——并无血缘关系的祖母去世了，他在送葬时突然迸发的一声嚎哭，既是为祖母，也是为了自己，因而他后来意味深长地说：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祖母之死，敲响了魏连殳的丧钟，自此后，他正式启动自己的死亡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整篇小说写的就是他的死亡过程。自厌的极端便是自杀，果然，魏连殳自取灭亡。小说所展示的魏连殳写给“我”的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封信，读之幽寒彻骨！
《两地书》中的通信，始于学生向老师求教摆脱人生痛苦的方法，其时，许广平陷入个人的困境，而鲁迅，正处于第二次绝望的无言的痛苦中。鲁迅马上认真地回了信，从此你来我往，每信必复。如此投入，当初固是为了回答学生的提问，但也不排除当时确实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因此，面对“害马”，一贯城府颇深的鲁迅，变得少有的坦率和倾心，借劝说对方，对自己作了较为彻底的反思。书信的坦诚之言，显露了鲁迅此时矛盾缠身、积重难返的生存状态及由此而生的自厌心理：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4]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5]
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6]
面对许广平的爱情呼唤，鲁迅一直处于被动退守的状态，时时生怕“太将人当作牺牲”，到广州之前，二人还在围绕“牺牲”问题争论不休。面对爱情时的自卑意识，正是自厌情结的显现。
作为自厌发展的极端，一种潜隐而强烈的自虐倾向，也从该时期的文章中破土而出。百无聊赖的吕纬甫面对小兄弟的坟，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他站在雪地中对土工们说“掘开来！”自认为这是“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掘“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坟，执意要亲眼看他的“骨殖”，似乎隐隐透着自虐的意向。魏连殳对死亡的选择，则显现了一种复杂的死亡逻辑，不是立即自杀，而是“躬行我以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在精神上杀死自己，让无意义的肉体暂时存活下来——这无异于选择了一种“生存的死亡方式”。为什么要如此延长自己的死亡过程？推测起来无非有三：一是由对生存的珍视而产生的对死亡的珍视——要死得有所作为，这就是他说的“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二是自我的生存已陷入了无意义，无意义的自己只配生存于这无意义的世界；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魏连殳延缓死亡的过程，让一个清醒的自我看着另一个自我慢慢走向灭亡，其实更接近自残与自虐！
自虐意向，也潜藏于《野草》中。两篇《复仇》，就无意中流露出了作者的自虐意识。《复仇（其二）》进入耶稣的心理，有意拉长了耶稣被钉杀的过程。耶稣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是为了“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要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钉尖在穿透他的手足，钉碎了他的骨头，而文章的描述是：“使他痛得柔和”“使他痛得舒服”“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痛苦”及其对“痛苦”的享受，渐渐成为文章的主题。中国启蒙者的最后收获，也只能是“痛苦”，但对“痛苦”的承担异化成了“享受”，却透露了一定的受虐意向。六百字出头的《复仇》，却首先以两整段的较大篇幅，详细展示、描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皮肤下的“鲜红的热血”，“利刃”击穿皮肤后热血的飞迸，被刺者在热血飞迸中“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两段描写，固然是给裸露站立的男女的未来行动“蓄势”，但这极富感染力的描写，却也透露出对肉体痛苦的享受意向。
“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在中国的启蒙人生，最后获得的也只能是自身丰富的痛苦，谁也不堪痛苦，才有对痛苦自我的厌弃，当痛苦成为生存本身，则易走向自虐，即由对痛苦的承担，转向对痛苦的“享受”——这本身就是纠缠不清的悖论。现在的问题是，鲁迅既已厌弃并试图摆脱这种矛盾状态，无论是生存还是灭亡，势必要做出新的抉择。这抉择，就在《野草》中，鲁迅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直面矛盾和死亡，把缠绕自身的矛盾一一打开，进而推向极端，置之死地而后快。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2] 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第426页。
[3] 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2页。
[4]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
[5] 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6] 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