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些国家主动调整汇率制度的做法与经验

一、西德改革汇率制度的做法与启示

西德在二战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马克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为此，西德不断完善汇率制度，既维持了物价稳定，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是坚持服务国内政策目标，应对汇率升值压力。战后西德经济的较快增长与出口拉动有很大关系。从1960年到1990年，西德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推动马克不断升值。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

这一时期马克汇率变动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马克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随着西德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汇率无法反映两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变化。为了保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西德在外汇市场上不断购入美元，美元资产的持续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物价稳定。为此，西德决定放弃当时3.66马克兑换1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连续升值。（2）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马克汇率开始浮动。1973—1979年，马克对美元除1975年贬值8.0％外，其余年份均是升值，名义汇率指数从1972年的130.3升至1979年的241.0，上升了85.0％。（3）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马克连续5年贬值，随后又进入升值区间。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指数为279.9，比1979年的水平高16.1％，远低于其在70年代的升值幅度。因此可以认为，在1980年前马克已主动、渐进完成升值的主要过程。尽管马克升值，但西德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一般认为，一国货币升值会对本国国际收支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并不符合西德的情况。1986—1990年，西德每年经常账户盈余都在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GDP的4.5％。在应对经济崛起时期汇率升值压力的整个过程中，西德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政策目标，即确保国内物价和产出的稳定，其次才考虑马克汇率的稳定。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一国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这三者中只能同时选择二者，西德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放弃了对马克汇率的干预。在缓解马克升值压力和维持国内物价稳定之间，西德放弃了前者而力保后者，因此，西德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分散汇率制度改革风险。二战以来，美国经常迫使欧洲和东亚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有意识地使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德等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其中马克升值4.16％。1977—1978年，经济复苏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要求西德、日本等贸易盈余国家刺激国内需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1981—1983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美国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急剧上升。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以使美元贬值。面对本币升值压力，日本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西德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并力保宏观政策自主性。

西德还十分注重以欧洲区域货币合作形式分散马克升值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时，为应对美元危机带来的影响，欧共体国家于1972年达成正式协议，决定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规定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最大波动幅度为中心汇率的±2.25％。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马克升值的投机资本转移到了那些货币联动机制中相对较弱的货币身上。借助马克与美元的自由浮动，马克升值反映了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动对汇率调整的要求；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西德实现了与欧洲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国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还把投机资本引向了欧洲其他国家。

二、智利逐步实行浮动汇率

1999年，智利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到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主动进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成功例子。其主要做法：

一是逐渐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在1999年以前，智利实行有管理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是靠大规模的资本管制、外汇交易限制和多重汇率来实现的。随着汇率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智利逐渐扩大汇率波动幅度。1982年9月，汇率允许在±2％的幅度波动，1989年年中波动幅度扩大到±5％，1992年1月扩大到±10％，1997年1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2.5％。

二是在汇率开放过程中实行资本管制。从1991年6月起，智利通过无息准备金制度对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管制。资本流入的期限不同，要求交纳的无息准备金率也不同，从而抑制短期投机热钱，鼓励中长期资本流入。

三是加大国内体制改革力度。（1）制度层面的改进，包括改革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和企业治理等；（2）技术层面的改进，包括银行和公司部门的货币配置要恰当、银行体系的美元化负债要合理、企业要能利用外汇衍生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等。

四是发展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并提高私人部门抗风险能力。由于完全固定汇率制度相当于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私人部门提供了完全的汇率风险保险，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智利的做法是通过逐渐放开汇率来促进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利用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来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

五是在实行浮动汇率后，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但只限于一些例外的情形。智利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程序很严格，要求向外界公开干预的原因、最大的干预金额及干预的时间表。

三、印度逐步实行浮动汇率

1993年3月，印度开始逐步改变将卢比同美元挂钩的做法，汇率开始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国际货币市场出现动荡时，印度维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经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印度的做法同智利有很多类似之处。一是实行资本管制。印度对居民资本账户交易有很多管制，并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大大降低了国际资本对印度金融市场的冲击，同时也弱化了汇率变动对其经济的影响。二是推动金融改革。印度在1991年开始其经济自由化改革时，将金融部门的改革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环节。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实行利率自由化、银行系统引入更多的竞争、发展国内证券市场、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等。三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取消将卢比同美元挂钩的做法后，印度中央银行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卢比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比较稳定。

四、几点启示

第一，经济崛起必然加大货币升值压力，汇率调整应反映这一趋势。一国经济迅速崛起往往会增强本国出口竞争力，进而带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量增加不仅会带来外部升值压力，而且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长期内汇率升值在所难免。汇率升值一方面体现了平衡外部收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资源配置结构（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的需要。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德国主动顺应货币升值要求，取得了较好成效。

第二，汇率调整的最佳方式是渐进调整。渐进的汇率调整有利于国内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重新配置。如果货币大幅升值，不仅会导致大量资金涌向资本市场，引发泡沫经济，而且会导致部分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引发失业和社会动荡。

第三，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是大国调整汇率的合理路径。放开资本管制有利于在市场找到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这是渐进汇率调整的必要保障。一般情况下，在具备一定的资本流动管理能力后，不必过分夸大资本项目开放后投机资本对于货币的冲击。虽然资本管制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但它也会推迟必要的国内政策调整，从而可能最终导致比不实行管制更为剧烈的汇率波动。

第四，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德国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经济。德国的经验表明，只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就是可控的。为应对国外的升值压力，也应及时向外界传递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家间的政策协调缓解货币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