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區别於“庶官”的“侍從官”
“侍從官”是宋代概括兩府宰執以外清望臣僚群體的一種泛稱，文獻中有時簡稱爲“侍從”“從官”“侍臣”等。關於這一概念，有以下兩點需要首先指出：
其一，宋代的“侍從官”概念主要側重於文臣而言。儘管武臣序列中也有相應高級臣僚群體，文獻中“文武侍從官”的提法也偶或一見[3]，但宋人關注、熱議的通常止是文臣侍從官。本文討論的“侍從官”也專指清望文臣群體。
其二，宋代關於這批臣僚的概稱方式頗爲繁亂，“侍從官”是其中比較簡明通用的一種，尤以元豐改制後更加常見。儘管兩宋詔令奏議中經常使用這一稱謂，但實際找不出明確的制度條文作爲界定依據。終宋之世，關於這批臣僚也始終没有形成一種定義明確且比較正規的概稱方式。
雖然没有正式、固定的稱謂，但兩宋確實存在這樣一個清望臣僚群體，區别於人數衆多的普通官員，則是毫無疑問的。與“侍從官”相對，其他普通官員經常泛稱“庶官”或“庶僚”“群吏”，兩者之間區分明確。如洪邁《容齋三筆》指出“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4]，宋高宗曾表示“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5]云云。
侍從官地位介於兩府宰執與普通臣僚之間，三者構成選任擢升序列。北宋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疏建言“簡侍從”，就提到“近臣之任，必取於群吏，宰輔之任，亦取於近臣；前日之群吏，今兹之近侍，今兹之近侍，將來之宰輔也”[6]。此處的“近臣”“近侍”就指代侍從官。南宋殿中侍御史周葵也説過“侍從官號爲論思獻納之臣，異時宰輔從此其選”[7]。可見，侍從官是選拔宰輔大臣的後備儲材之地。
制度上，侍從官的選任擢升須由皇帝親自掌控。元祐元年（1086），殿中侍御史吕陶概括稱：
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革小人之僥倖也。[8]
在這個三等格局中，侍從官的除授和宰執一樣，是皇帝直接過問、操控著的，宰輔大臣無權自行裁定，可見其地位重要。
宋代的“侍從官”主要體現爲一種身份。顧名思義，“侍從官”本義是指親近君主、隨侍扈從的官員。但宋代的“侍從官”概念，與“隨侍扈從”的本義已有一定程度的剥離。文獻中常常可見所謂“在外侍從”，指在地方任職的侍從官，與中央的“在内侍從”相對[9]，兩者可合稱“内外侍從”或“中外侍從”[10]。由此可知，宋代的“侍從官”並不强調在空間距離上與皇帝的親近。同時，宋代的“侍從官”也没有固定對應於一些特定的差遣職位。例如，一路的安撫司長官既可以是侍從官，也能用“庶官”充任，其職權大小並無差别。但從官員個人待遇等方面來説，則有一些等級區分，最明顯的比如前者結銜爲“安撫使”，而後者通常只能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11]。轉運司及中央的銀臺司等也有類似情况[12]。可見，“侍從官”主要標識一種身份，臣僚可以帶著出任中央或地方的不同職位，而與其他官員有所區别。
不過，分居中外、充任各種差遣的侍從官也有他們的共通職能，這就是所謂的“論思獻納”與“顧問應對”。南宋周必大指出：“本朝置侍從官，特異前代，蓋欲其精白一心，論思獻納，增重王國，非專使治有司之事而已。自元豐改官制，雖稍循周唐舊典，分治六曹，然班列浸高，職業猶簡，委用之意，夫豈徒然？”[13]大多數侍從官都身居中央或地方要職，委任頗重；在倚賴他們辦理具體差事的同時，宋廷還期待借重其學問、識見與治事經驗來謀議國事，並備君主諮詢顧問。
在宋代，除臺諫專以言事爲責外，侍從官也享有不受具體職務約束的廣泛的議論之權。這一點，甚至優於分工明確的宰執。熙寧（1068—1077）初，翰林學士司馬光激烈反對新法，神宗擢其爲樞密副使，希望他止就本職工作言事，但他堅辭不受，並説：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授樞密副使敕告，即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授恩命，猶是侍從之臣，于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14]
宋代兩府制格局下，中書（三省）、樞密“各有職分”，一般謹守界限，不會侵越干預對方事務，不像翰林學士等侍從官那樣，“既無同對之拘，又無越職之禁”[15]，縱論漫議，少有限制。
元修《宋史》論曰：“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16]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爲職”[17]，“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自祖宗以來……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虚日”[18]，實際上是臺諫之外一條更爲重要的“言路”。况且，他們多身居要職，負責具體政務。趙宋一朝“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的政治風貌[19]，很大程度上也是侍從官群體共同養成的。
侍從官在兩宋政治生活中如此重要，其概念所指、範圍界定卻仍是一個懸而未决的難題。南宋趙昇編有一部辭書式的筆記《朝野類要》，現今工具書中關於宋代典章制度、習慣用語的解釋大量沿用該書的記載[20]。《朝野類要》對“侍從官”的界定是：
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八侍郎是也。又中書舍人、左右史以次謂之小侍從。又在外帶諸閣學士、待制者，謂之在外侍從。[21]
《中國歷史大辭典》關於宋代“侍從”“侍從官”的解釋，就是參考該條材料寫成的[22]。龔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辭典》在《朝野類要》界定之外，主要參據元豐改制後的其他記載，也作了一個概括，即所謂“四品以上清要官”[23]。類似解釋都有所疏略，清晰、準確尚嫌不足。下文將以元豐改制爲界，著重辨析宋代侍從官的涵括範圍與相關概念，期待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