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宋前期侍從官的概稱與範圍
宋代的侍從官群體及相關制度，大約在太宗、真宗時醖釀形成。不過，北宋前期的文獻中，確定把“侍從官”用作這批清望文臣群體概稱的情况，尚不多見。仁宗時，臣僚論及這一群體，各種提法五花八門。
例如慶曆五年（1045），針對朝廷“委待制以上”薦舉省府判官、轉運使副等官員，有臣僚持反對意見，稱“今若令兩制以上保舉，不唯上侵宰執之權，又下長奔競之路”，並質疑説“且待制以上僅五十人，若歲舉三人，每歲當及一百五十人，數年之後，人數倍多，何以處置”[24]。當時，歐陽修針鋒相對，逐條反駁，指出：“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歳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25]以上辯論中，“待制以上”“兩制以上”“兩制”其實都是可以互换的概念，指代同一批臣僚，也就是本文討論的侍從官。
又如，慶曆六年權御史中丞張方平上疏稱：“臣向在翰林充學士，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26]八年，他再次指出：“臣勘會學士院兩省已上官具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27]學士院具員册中登載的所謂“兩制兩省官”“兩省已上官”也是指侍從官，這兩種提法也可以等同互换。
這種紛繁的狀態使得北宋前期的侍從官範圍頗難把握。綜合來説，各種概念和提法中，“兩制以上”意涵相對穩定且較爲常見。本節就從“兩制”入手，著重辨析所謂“兩制以上”概念，進而總結元豐改制以前侍從官的涵括範圍。至於意涵相對模糊或使用較少的“待制以上”“兩制兩省官”“兩省已上官”之類，則隨文附及，不作重點討論。
（一）“兩制”及“待制以上”
“兩制”是“兩制以上”概念的核心，且又關涉所謂“待制以上”的提法，需要首先作出明確界定。宋代“兩制”的概念也頗爲複雜，若指稱官員群體，則至少包含兩個層次：狹義的“兩制”主要指内外制詞臣；廣義的“兩制”則除内外制詞臣以外，還包括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之類，而殿閣學士等職銜亦可概括爲“待制以上”職名。以下分别解説：
1. 指内外制詞臣
若指代官員群體，“兩制”本是内外制詞臣的合稱。内制指以翰林學士爲代表的學士院官員，外制則是指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等舍人院官員，他們分工負責朝廷制詔文辭的起草工作，故稱“詞臣”。這兩套詞臣班子的區分起源於唐代，將其合稱爲“兩制”的情形也出現較早，後晋開運元年（944）詔敕就提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28]。宋代文獻中，通常意義上的“兩制”仍然指稱這一範疇。例如，《朝野類要》對“兩制”的界定就是：
翰林學士官，謂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誥、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謂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誥詞之類。[29]
這一界定，爲現今的歷史辭典與研究論著所沿用[30]。學界熟知，不必贅言。
2. 包括内外制詞臣和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等
實際上，北宋前期的“兩制”概念，除内外制詞臣外，常常還包括殿閣學士、直學士和待制之類。歐陽修《又論館閣取士劄子》附注指出：“翰林學士謂之内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並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31]例如，皇祐三年（1051）九月，宋廷下詔“三司河渠司與兩制、臺諫官同議塞商胡、郭固决河”。之後，由觀文殿學士丁度領銜，奏上議定方案[32]。嘉祐四年（1059）六月，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陳請：“朝廷每有送兩制詳定事，亦須臣預議。念臣常參重任，乞今後免預。”[33]待制位次低於知制誥，宋代文獻中的“兩制以上”官員，實際是從待制算起，而不是從兩制詞臣中地位較低的知制誥算起[34]。由此可見，這幾則材料中所謂的“兩制”，都是包括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在内的廣義範疇。
“兩制”的廣義用法出現稍晚，但大概也可以追溯到宋太宗時期。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太平興國八年（983）十一月：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吕蒙正、李至並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密院事……穆等對于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兹奬擢，蓋惟公也……”穆等咸再拜謝。[35]
李穆等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張齊賢等自樞密直學士入樞密院供職。太宗講述升遷緣由，褒奬衆人，説到“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云云，將諸位樞密直學士也包括在内。
此次除授之時，學士院另有扈蒙、宋白、賈黄中在職[36]，舍人院大概僅有蘇易簡、韓丕、徐休復三位[37]，合計不過九人。北宋前期，兩制詞臣各以六員爲限額，除授滿編的情况較爲少見[38]，足額設置，亦不過十二人。可見，此處“兩制之臣十餘”應該不限於内外制詞臣。太宗朝，殿閣學士等職銜設置極少。當時尚無待制，除了宰相加官的昭文館大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外，僅有文明殿學士（原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集賢院學士和直學士，除授員額也相當有限。與内外制詞臣相加，大概就是十餘人的規模。太宗所謂的“兩制之臣”，應該是用其廣義，將殿閣學士等全部涵括在内了。
殿閣學士等號稱文學之選，待詔内廷，與兩制詞臣頗多類似之處，太宗時設置又少，大概因此附麗於“兩制”而概稱之。但真宗以後，此類職銜越來越多，有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與三館秘閣的修撰、校理、校勘之類，逐漸構成爲一個名目繁多而又上下有序的職名系統。其中殿閣待制以上，包括待制、直學士、學士等，一直涵括在“兩制”的範疇之内，屬於高級職名；其餘各種直閣、修撰、校理、校勘等則不在其列，屬於低級職名。因此，概括説來，廣義的“兩制”包括内外制詞臣與帶待制以上職名的官員。
不過，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等雖可概稱爲“待制以上”職名，但宋代文獻中的各種“待制以上”未見得就僅指殿閣學士等高級職名。前文提及，在一些場合下，“待制以上”其實指代侍從官全體，與“兩制以上”“兩制”之類是可以等同互换的概念。這樣推算起來，文獻中“待制以上”可指代的層次頗爲複雜。它既可以僅指帶有待制以上職名的官員，也可能對應於整個侍從官群體，或許還會泛泛等同於廣義“兩制”的範疇。概念本身的涵義非常模糊，頗多歧義。結合後文討論可以明確的是，兩宋時期“待制以上”官員一直屬於侍從官群體，但文獻中的“待制以上”概念並不總是等同於“侍從官”，前者的外延通常要小一些。
（二）兩制兩省官
辨析“兩制”的基礎上，再來看所謂的“兩制兩省官”。“兩制兩省官”或“兩制兩省”，有時又表述爲“兩省兩制官”“兩省兩制”等，是元豐改制前關於侍從官的一種概稱方式。南宋趙汝愚編集的《宋朝諸臣奏議》分門别類收録北宋臣僚的奏議文字，其中卷四九百官門侍從類收有十一篇關於侍從官的議論。這些奏議中，年代最早的是余靖《上仁宗乞令侍從與聞邊事》和何郯《上仁宗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兩篇，均爲慶曆（1041—1048）年間奏上[39]。後者標題中直接點明“兩制兩省”名目，前者則在正文中提到“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云云。可見，“兩制兩省”或“兩制兩省官”確是北宋前期指代侍從官的一種概稱方式。
“兩制兩省官”的提法，大概也可追溯至太宗時期。《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淳化四年（993）九月：
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寇準、右諫議大夫趙昌言、起居舍人知制誥吕祐之等，于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官者二人；左司諫吕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户以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富庶，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閲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40]
上引材料最後一句，太宗“聽政之暇，盡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悉令舉官”云云，《文獻通考》卷三八《選舉考》、《宋史》卷一六〇《選舉志》也有提到，表述雷同[41]。可見，這一句應該並非李燾的概括，而是沿自舊史原文，與《文獻通考》《宋史》相關表述同出一源。若該推斷不誤，則很可能太宗時期就已出現“兩省兩制”的提法了。
不過，上引材料中的“兩省兩制清望官”大概還不能等同於侍從官的範疇。從字面來看，“兩制兩省官”主要包括“兩制”和中書、門下二省官員，實際並不這麽簡單。“兩省兩制官”的大體範圍，可以根據學士院具員册的著録資料推知。所謂具員册，即現任官員名册。宋代宰相、樞密使等的任免詔令須由學士院秉承皇帝旨意起草擬定，侍從官是選任宰執的後備隊伍，北宋前期已形成“擇兩府大臣必於兩制兩省之官”的制度[42]，因此學士院經常保存著這部分官員的名籍資料備用。前引張方平奏議稱“臣向在翰林充學士，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云云，就是相關例證。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八《官職儀制·具員》記録了北宋前期學士院具員册的大體内容[43]：
具員用小方册子，可五六寸（蓋置於懷袖也），每官位以黄紙褾格之。一親王，二中書，三樞密院，四使相、節度使，五僕射、尚書，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講侍讀、密直、龍圖閣學士，八中丞、丞郎、給舍、諫議、待制，九留後、觀察、防禦使。[44]
將其中收録的官員剔除武臣、親王、兩府宰執之後，餘下的使相、節度使（文臣）、僕射、尚書、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等，大概就是所謂“兩制兩省官”的涵括範圍了。由此可見，“兩制兩省官”絶不等同於“兩制”和中書、門下二省官員：一方面，“兩制兩省官”中的“兩制”是取其廣義，並且“兩制”、兩省官員之外，它還包括一些帶有高級加官或尚書省職銜的臣僚，還包括充任三司使、御史中丞等重要差遣的臣僚；另一方面，兩省系統級别較低的官員，如起居郎、起居舍人、司諫、正言卻不在其列。
换言之，“兩制兩省官”，準確説來，其實是廣義“兩制”與“大兩省以上”的合稱。《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二記載，天聖二年（1024）正月：
甲寅，詔兩制、大兩省以上，正刺史、閤門使以上，並聽受命日告謝。先是，臣僚告謝或自外代還，上欲盡知其姓名，故令前一日先以名聞。閤門不喻上意，而侍從官亦須奏。至是，翰林學士李諮建言而釐正之。[45]
“正刺史、閤門使以上”屬於武臣序列。所謂“兩制、大兩省以上”相當於“兩制兩省官”，才是文臣侍從官的範疇。前文提及，北宋前期的侍從官有時可概稱爲“兩省已上官”，其實質應該也是“大兩省以上”的略稱。
（三）兩制以上
北宋前期有關“兩制兩省官”的材料很少，文獻中更爲常見的侍從官概稱是“兩制以上”。兩者涵括範圍一致，“兩制以上”概念的興起可能稍晚於“兩省兩制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1006）三月丁未條提到，大臣劉綜建議“三院御史員數至少，每奉朝請，劾制獄，多以他官承乏，甚紊彝制，望詔兩制已上各舉材堪御史者充”[46]。如果該記載是沿用舊史或劉綜奏議原文寫成，那麽真宗初年已開始使用這一概稱。
司馬光《涑水記聞》中抄録了一份“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的詳細名單。關於北宋前期侍從官的涵括範圍，可依據這份名單加以説明，其内容如下：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陳執中），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永），參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給事中宋庠），樞密副使（諫議大夫龐籍，諫議大夫吴育）；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州王德用，軍北軍留守夏竦，王貽永見上），尚書（刑部晏殊），節度使（軍知永興軍程琳），資政殿大學士（知並州鄭戩），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王堯臣，李淑），翰林學士（王堯臣見上，判官院孫抃，同判楊察，三司使張方平），資政殿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韓琦，諫議大夫、知鄧州范仲淹，知曹州任師中，南京留守王舉正，知鄆州富弼），翰林侍讀學士（判農寺楊偕，知青州葉清臣，判三班院柳植，知秦州梁適，知鄭州王拱辰，提舉京百司宋祁），龍圖閣學士（王堯臣、宋祁並見上），樞密直學士（知鎮州明鎬，知杭州蔣堂，知益州文彦博，知許州李昭述），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開封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田况居憂），御史中丞（高若訥），尚書左丞（知杭州徐衍），給事中（知亳州高覿），諫議大夫（知廣州魏瓘，知江寧李宥），知制誥（知滁州歐陽修，國信使王琪，同判楊偉、彭乘、趙槩，判流内銓錢明逸），天章閣待制（知處州張昷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孫沔，知慶州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蘇州滕宗諒、楊安國，陝西都轉運使夏安期，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
前兩府致仕（太傅張士遜，太子太師張耆，太子太傅李迪，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兩制致仕（侍郎郎簡）。[47]
這份資料有一些問題。最明顯的是名單所署時間有誤。慶曆五年正月，宰相是章得象、杜衍，而非賈昌朝、陳執中。根據名單所列二府官員來看，“慶曆五年”應該是“慶曆七年”之誤[48]。此外，還有一些其他錯訛，如“知杭州”凡三見，其中尚書左丞“知杭州徐衍”當爲“知兗州杜衍”之誤，知曹州“任師中”當作“任中師”等[49]。脱漏訛誤之處不少。本文討論止就其大體而言，爲避免枝蔓，具體細節不再一一考辨。
這份慶曆七年“見任兩制以上”官員名單由三部分内容組成：（1）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陳執中）”到“樞密副使（諫議大夫龐籍，諫議大夫吴育）”爲第一部分，這是目前在位的兩府宰執；（2）其後“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爲第二部分，這是宰執之外目前在位的“兩制以上”官員；（3）最後是已致仕的兩制以上官員，包括“前兩府”與“前兩制”兩類。
從名單來看，司馬光《涑水記聞》該條所謂的“兩制以上”概念，是包括兩府宰執在内的。無論就職位重要程度還是臣僚身份級别而言，總的來説，兩府宰執都要超過“兩制”，自然應屬於“兩制以上”的範疇。不過，宋代文獻中的“兩制以上”概念，其實往往特指宰執之外的“兩制”以上官員。例如至和二年（1055）九月丁卯，朝廷下詔，“令兩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開故道、修六塔利害以聞”。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上奏，建議採納“修六塔”方案[50]。領銜建言的臣僚止是翰林學士承旨，而非宰執，可見此“兩制以上”並不包括宰執。又如嘉祐六年司馬光建議“於舊官九品之外，别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群臣”，他所謂的“十二等”依次指“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51]。此處“兩制以上”也將兩府宰執排除在外。看來，即便司馬光使用“兩制以上”概念，有時也並不包括宰執。因此，宋代的“兩制以上”概念同樣具有廣狹二義，其狹義特指宰執之外的“兩制”以上官員。就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宋代文獻中提到的“兩制以上”通常使用其狹義，特指侍從官，不包括宰執。爲使行文簡潔，若非特别説明，以下本文所用的“兩制以上”概念也都專就其狹義而言。
狹義“兩制以上”的涵括範圍，可以參照上引名單中的第二部分來加以討論。這裏有以下三點值得依次指出：
首先，“兩制以上”範疇包含帶各種不同性質職銜的官員，其中有使相（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之類加官，尚書、給事中、諫議大夫之類階官，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之類職名，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之類差遣，與前述“兩制兩省官”基本一致。這種種職銜主要屬於文官系統，使相、節度使也僅列舉帶有該頭銜的文臣。
其次，各種職銜的排列大體符合雜壓次序[52]。這部分官員之所以被概括爲“兩制以上”，可能與其職銜雜壓在“兩制”之上有關。這裏所謂的“兩制”，應該是用其廣義。因爲，名單第二部分官員中以天章閣待制級别最低，兩制詞臣中地位較低的知制誥雜壓還在待制之上。不過，雜壓在待制以上的文臣職銜，並不都屬於“兩制以上”範疇。比如太子賓客、太常卿、宗正卿等，就未能列入，在宋代這些職銜也並非侍從官的標誌性頭銜。所以，“兩制以上”還不能簡單等同於雜壓待制以上官員。
最後，“兩制以上”或北宋前期侍從官的涵括範圍，可以根據司馬光抄録的這份名單，並參照前引“兩制兩省官”相關記載，在北宋前期官、職、差遣分離的框架下進行總結。具體説來，這部分官員主要包括：（1）本官階在中書門下兩省給舍、諫議以上和尚書省丞郎以上的官員——就階官序列而言，尚書省丞郎級别高於兩省給舍、諫議，故而這部分官員也可簡單概括爲本官階在給舍、諫議以上者；（2）帶有待制以上職名——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等頭銜的官員；（3）充任三司使、御史中丞等重要差遣的官員以及帶有使相、節度使等高級加官的文臣——至於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銜，既是差遣，又可以歸入待制以上職名，具有雙重屬性[53]。
進而言之，上述三類官員還能繼續歸併爲兩部分，即廣義“兩制”與本官階在兩省給舍、諫議以上者。這是因爲充任三司使、御史中丞等重要差遣的官員和帶有使相、節度使等高級加官的文臣，其本官階必定在給舍、諫議以上，否則至少會帶“兩制”頭銜。使相、節度使等地位尊崇，不待贅言。以第三類官員中級别較低、任職資歷要求較淺的御史中丞爲例，北宋前期制度規定，“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皆除右諫議大夫權”[54]，可見御史中丞職位必須階官在諫議大夫以上方可出任。元豐改制前，神宗朝鄧綰、徐禧等階官未至而出任中丞，但他們同時都帶待制或知制誥銜[55]。御史中丞如此，級别更高的三司使等就無須多言了。既然，“兩制以上”臣僚可歸併爲廣義“兩制”與本官階在兩省給舍、諫議以上的兩部分官員，那麽北宋前期的侍從官又概稱爲“兩制兩省官”，就很容易理解了。
前文提及，指稱侍從官群體的情况下，北宋前期文獻中“兩制以上”與“兩制”也可以等同互换。其緣由大概有兩方面：一則，大體上，可將“兩制”泛泛理解爲“兩制以上”的簡略表達。從慶曆七年“見任兩制以上”官員名單來看，其第一、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前兩府致仕”“前兩制致仕”兩項屬於對應關係，所謂“前兩制致仕”其實就是指已經致仕的狹義“兩制以上”官員。名單中，“前兩制致仕”官員只列出郎簡，郎簡以工部侍郎致仕，故稱“侍郎郎簡”。從本傳來看，仕宦期間他既不曾出任内外制詞臣，似乎也從未得過學士、待制之類職名[56]。“侍郎郎簡”被歸入“前兩制致仕”，正説明此“兩制”既非用其狹義，也不是僅僅包括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在内的廣義，它屬於一個更爲寬泛的範疇。
再則，北宋前期的侍從官——即“兩制以上”，以廣義“兩制”爲主體和核心。“兩制以上”主要包括廣義“兩制”與本官階在兩省給舍、諫議以上兩部分官員。隨著職官制度的歸併、整理，元豐改制前兩省給舍、諫議以上本官階基本固定爲廣義“兩制”官員敘遷專用的階官。制度規定，文臣磨勘轉官，帶兩制頭銜者“至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57]，沿著兩省系統升遷；其他官員則走卿監系統，“自光禄卿轉秘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58]。兩者之間判若涇渭。這樣一來，但凡階官在兩省給舍、諫議以上的官員，基本都會帶有“兩制”頭銜。换言之，隨著制度演進，北宋前期廣義“兩制”與“兩制以上”範疇有逐漸趨於重合的傾向。保守來説，廣義“兩制”至少也是“兩制以上”的主體部分。因此，以“兩制”代指“兩制以上”，也可能是以主體概稱整體的緣故。
“兩制以上”或説“兩制兩省官”後來被概稱爲“侍從官”，與這部分官員的共通屬性有關。中書、門下二省及御史臺官員本來就屬於所謂“侍從供奉之官”[59]，廣義“兩制”官員號稱“承宴間，備顧問”[60]，更是擁有“侍從”之名。例如，仁宗時，殿中侍御史何郯稱“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61]，權御史中丞王疇也提到“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62]云云。熙寧二年，范純仁《上神宗乞降詔督責侍從論朝廷闕失》指出“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63]。其中所述“侍從之官”的涵括範圍，與“兩制兩省官”“兩制以上”一致。可見，將宋廷倚重的這批清望文臣概稱爲“侍從官”的提法，在元豐改制前就已經明確出現了。
綜上，北宋前期的侍從官在文獻中曾用過“兩制兩省官”“兩制以上”“兩制”等多種概稱方式。在指稱侍從官的情况下，這些概念大體上是可以等同互换的。簡單説來，北宋前期的侍從官主要包括廣義“兩制”與本官階在兩省給舍、諫議以上兩類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