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曲鹽官駐地不在海曲縣城内

説海曲鹽官駐地在今天的濤雒，肯定有不少人反對。他們認爲海曲鹽官一定是在海曲城内。理由是：一、《漢書·地理志》曰：“海曲有鹽官。”[2]二、光緒《山東通志·鹽務職官》曰：“濤雒聲大使。本注：署在日照城内。”[3]我認爲説者對這兩條都有誤解。第一條，原是一句完整的敘述語，主謂賓齊全。表述意義在於“有”“無”，主語未含表示方位之意，就不應强改原意。又此句亦不宜簡單視作官署名稱。第二條，《通志》所言，是清代的濤雒場在清代的日照縣城内，其時限再擴大，也只能擴到明代，不可能擴至西漢。况且西漢時的海曲城在今城之西五公里之古城村，此事已爲文獻和考古工作所證實。不過説者雖有此城即彼城之誤，但討論一下，弄弄清楚也有好處。其可取之處在於當年選建鹽官官署駐地的原則是重政治中心，還是重鹽區中心。我認爲不是前者，而是後者。

《通志》所著録，爲山東當時的八大鹽場及其場署駐地，所記大體明確。其中有六場在鹽區，爲永利、永阜、王家岡、官臺、西繇、石河。兩場在“縣城内”，爲昌邑縣的富國場和日照縣的濤雒場。應當指出的是《通志》所記：“富國場大使康熙十六年裁併利國場，署在昌邑縣城内”，事實準確，行文簡要。但要從中得出以“政治中心”爲選建場署駐地的原則之一就属錯誤。因爲元朝當年在山東霑化縣開設富國場時，是遵循了以鹽區中心爲建場署駐地的原則，所以場署建在“海濱之野”，而不是縣城之内。直到清朝中期，未曾遷動。乾隆時雖將此場署移駐昌邑縣，但仍建在瓦陳村，亦未進縣城。直到近代，捻軍焚燒了場署，場署官員們逃進昌邑縣城避難，不得不就地辦公，未再遷回。固然此事與海曲鹽官的駐地在哪裏並無直接關係，但對明確選建鹽官駐地的原則很有幫助。

《通志》所記“濤雒場大使署在日照城内”，則嚴重失實。早於《通志》的康熙《日照縣志·公署》曰：“濤雒場鹽課司在城南四十里濤雒店。”[4]光緒《日照縣志·營建志·公廨》曰：“鹽大使署在濤洛（雒）鎮十字街東南隅。久圯。”[5]我在上小學時，常從十字街口東邊經過，老人們曾指説那些瓦礫成堆的地方是老“場衙門”舊址。不過已多爲民居佔用，惟尚存有一小石碑記其事。碑高約1米，寬約0.5米。其南20多米，當屬“東南隅”。此時，新的場衙已遷到濤雒北門裏路西，大門向東，時稱鹽務局。兩代縣志所記及老人們的親眼目睹，自是無可争辯。反觀《通志》，其錯當無可懷疑。錯就錯在“内”字上。如其《鹽法·場界》介紹濤雒場的四至曰：“濤雒場在日照縣……南至江南贛榆縣界四十五里……東至海。”[6]這分明説濤雒場是在濤雒。因爲日照縣城“東至海岸石臼所二十里——南至江南贛榆縣界分水嶺九十里”。[7]濤雒場和日照城的兩個“東至”“南至”不大一樣。把濤雒場署套進“日照城内”，《通志》本身上也不能自圓其説。一言以蔽之，《通志》所言“城内”當是“城南”之誤。

關於西漢時的海曲鹽官設在濤雒之説，我並非信心十足，原因是直到今天，我還不掌握確鑿有力的證明資料。但我相信，此説的前途光明。今談兩點已有的看法：

一、地理優勢。濤雒東臨大海，東、南、北三面都有廣闊平整的灘塗，港汊溝渠相接，便於潮水進退。此外，自濤雒向南和北各有一百公里之内，海灘連片，都是産鹽寶地。如在其中選建場署，以居中者爲上。又濤雒具有天然的交通條件：其正東一公里處，有海港名濤雒口；稍向東南四公里處，又是一處海港名張雒（洛）口。由於濱海有魚鹽之利，自古以來，就是本地區的土特産集散港和以有易無的樞紐要地。濤雒建署，頗有借重必要。

二、歷史優勢。古人爲鹽官選址，早已看上了濤雒。如《宋史》曰：“煮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在京東曰密州濤洛（雒）場。”[8]此後，自金、元、明、清至民國時期，濤雒一直是鹽場。濤雒能爲千年鹽場，自有其地理和歷史的時空優勢。根據以上兩個方面，我推斷西漢在爲海曲鹽官選址時，濤雒可能中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