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曲鹽官駐地的本名或叫“濤落”

這裏還有兩個新的問題與海曲鹽官駐地有關。一、海曲鹽官駐地設在今天濤雒的前身，那麽當時這個駐地的本名叫什麽？二、北宋至明朝，爲什麽稱這個鹽官駐地爲“濤洛”？在什麽時間、由什麽人士、依據什麽原因，將“濤洛”改爲“濤雒”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一時很難確切回答，只能參考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的一般理論，提出個假説。人類爲了生活或生産的需要，對他們的住處和活動之地，起一些地名，以幫助識記。起這些地名的依據往往與此地的自然景觀或生態特徵有關係。較大的地區名稱，如雲南傣族的“西雙版納”（漢譯“十二千稻田”），内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察布”（漢譯“紅色的裂口”，大青山的南北通道）。較小的地點名稱，如雲南武定縣彝族的“萬德”（漢譯“養豬的坪子”），内蒙古自治區大興安嶺鄂倫春族的“加格達奇”（漢譯“有樟樹的地方”）等都是如此。如海曲鹽官駐地本名叫濤洛，也有依據。濤，《説文解字》：“濤，大波也。”《篇海類編·地理類·水部》：“濤，海中大波，亦曰潮頭。”洛，《説文解字》：“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洛與落音同形近。落，《説文·草部》：“落，凡草曰落，木曰落。”[20]東臨大海的濤雒人雖“靠海吃飯”，但卻很怕驚濤駭浪。他們不僅在下海勞作時如此，就是在平時也常爲此而擔心憔悴。尤其在聽到發海（海水因大風浪而發聲）、海嘯時，更是膽戰心驚。總希望“海濤常落”。例如，明朝時的濤雒人在村東一公里的東海岸大沙嶺上修建了一座龍王廟，時稱“海龍廟”[21]。因採用了一些鯨魚骨爲構件，亦稱“魚骨廟”。大殿有楹聯如下：

海朝朝，朝朝朝，朝朝朝落（第2、4、5、7、9字讀招，第3、6、8字讀潮）

水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第2、4、5、7、9字讀常，第3、6、8字讀漲）

這十分明確地反映了濤雒人對“朝潮朝落”“長長長消”的殷切心情。我想濤雒人的祖先在爲本村起名號時，已有這樣的一種心情存在。於是，以“濤落”爲村名，進而雅化爲“濤洛”。我希望我的這一假設能爲未來的學術研究所證實。當然如爲新的發現所否定，我也歡迎。

第二個問題是北宋至明用“濤洛”，清代以後改用“濤雒”。其中的主要原因並不複雜，已如上述。起關鍵性作用的人物是丁允元。他是濤雊人，明崇禎四年（1631）辛未科進士，清朝初年任蘇州知府。具體事例是，他在康熙七年（1668）爲濤雒所撰的《關聖帝君廟碑記》，其首句徑書作“濤雒店”[22]。當然丁允元的倡議絶非他個人行爲，除有群情作基礎外，他身邊定有不少具有見解和社會影響力的士人。例如：他的長子丁泰，順治十四年（1658）進士，曾任吏部給事中；三子丁旹，康熙五年（1666）年進士，曾任内閣中書。還有一些“釋褐登朝”“鹿鳴式燕”“入太廟而觀上國之光”的同鄉[23]。這群文化人不僅知曉民情，且能在理論上、歷史上找到有力的證據：那就是兩漢改“洛陽”爲“雒陽”之事例。史載：戰國末年，思想家鄒衍倡“五德終始”説，或五行相勝，或五行相尅，用以附會王朝的興衰、更替。漢朝的統治者自認爲其國運爲“火”德。火忌水，所以改“洛陽”爲“雒陽”，改“洛水”爲“雒水”[24]。後來，三國時的曹丕篡漢，改國號魏，仍以“雒陽”爲國都。但以其國運爲“土”德，土宜得水，因之又將“雒”之“隹”旁去掉，仍用“水”旁，即改“雒陽”爲“洛陽”，改“雒水”爲“洛水”[25]。此事具於文獻，比比皆是。

丁允元之後，有人仍在用“濤洛”，亦有作“濤”者，但絶非主流，而且“濤雒”之書寫，漸盛行於官民之間。如雍正七年（1729），清理山東鹽法欽差刑部左侍郎繆沅等條奏：“永阜、永利、濤雒三場灘廣鹽豐，率皆露積。”[26]這屬於朝廷要件徑用“濤雒”者。又如濤雒人、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曾任湖北督糧道、署按察使加布政使銜的丁守存撰《濤雒築圩（圍）記》和應日照知縣之請，撰《重修縣城記》等文，都徑用“濤雒”之名[27]。此後，濤雒人，主要是商人，雖偶用“濤洛”書寫，但皆被視爲俗體，或怪異不經，而以“濤雒”爲其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