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姜太公是海曲萊人最早制鹽的見證者

關於兩漢以前濤雒的鹽况，學術界也很關注。尤其是近年有人在爲鹽尋祖求宗時，上溯到黄帝時代的名臣、齊人夙沙氏。尊奉他爲“鹽宗”，認爲他是製海鹽的首創者[28]。此事於理亦通。當時，齊地爲東夷人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區之一，在考古學上，這裏屬於新石器時代後期的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這樣説，夙沙氏當爲東夷的頭人之一。東夷人已開始食鹽。稍晚，堯、舜時已有“四嶽十二牧”的建製。所謂“四嶽”[29]，都是民族頭人，或有民族頭人。“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方嶽後稱方國，是四方的民族組織。其中負責東夷事務或來自東夷之人是有的。他們或其子孫後代在鹽業上的事蹟或功績也許有其可觀，當發掘一下，爲早期的鹽史增添點篇幅。其中姜太公即可入選。司馬遷曰：“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吕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吕尚。”同篇又説：“吕尚處士，隱海濱。”[30]戰國末年的秦國相國吕不韋著《吕氏春秋》説：“太公望，東夷之士也。”[31]魏晋之際學者張華著《博物志》亦説：“西海乃太公望所出。今有東吕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32]西海縣爲東漢改西漢之海曲縣所置，張華時猶稱之。西晋撤縣後，併入莒縣。北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亦説：“海曲縣有東吕鄉東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東吕鄉之名和地至今猶存，在濤雒正北二十公里。姜太公可能是東夷人或其後裔，曾有相當長的時間居於“海曲”，應當吃過海鹽或見過海鹽的生産。他後來受周武王之封，在營丘當上了齊國的國君。司馬遷説：姜太公初來時，“萊侯來伐，與之争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可是，姜太公是有備而來的，而且他又出身於東夷。在他爲本地居民認同並接受後，於是“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33]。海曲東夷人出身的姜太公比之夙沙氏，屬於晚輩，但其對於鹽的功業來説，應當承認其貢獻巨大。在上古鹽業史上給予一個相當的地位還是必要的，此事也關係到海曲鹽史的開端。

至春秋前期，齊桓公作用管仲爲卿，復興齊國。管仲在中國鹽業史上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倡“海王之國，謹正鹽策”[34]。從而使中國古代的鹽業的産銷走向正規化和制度化。從《管子》一書可以看出，管仲已制定並付之施行的鹽業政策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資源國有制——當時，周朝的土地所有制的普遍原則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5]反映在齊國的資源控制政策方面，則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36]管仲對鹽業資源是這樣説的：“夫海，出泲（滷）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弊。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37]

二、産銷制度——夏商西周時期，對鹽業經管，國家没有明確的制度，比較自發放任。國家、諸侯等在其區内實行貢納政策。如《禹貢》所説：“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38]絺是細的葛布。這種居民或地方上向統治者貢納土特産的情况，史稱“土貢”，這是實物税制的萌芽，也是鹽税的萌芽，所徵數量不大。至春秋時，列國争霸，要富國强兵。管仲幫助齊桓公，實行鹽業由國家專營政策。其生産，由官産和民産兩制並行。官産鹽由國家直銷。民産主要是實行包商制度。私商或個體户生産的鹽品則由國家統購統銷。關於前者，如《管子·地數》曰：“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關於後者，同書又曰：“陽春，農事方作……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39]這是爲了保證農業生産“不誤農時”而採取的對民間鹽商的限制性措施。關於銷售，文獻亦有記載，如説銷於齊、魯，西通黄河、濟水，南輸梁、趙、宋、衛、濮陽等地，東輸萊人地區。

三、對家户人口用鹽的估算——這樣的估算，極有利於對鹽業市場的測算與經銷。《管子·海王》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40]管仲還主張向有鹽之國買進，向無鹽之國賣出。

四、關注鹽與人體健康的關係——同書《地數》曰：“惡食無鹽則腫。”[41]

管仲以鹽策興國，行之有效。司馬遷説：“（齊桓公）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禄賢能，齊人皆説。”[42]他又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43]。齊桓公無可争議地當上了首位中原諸侯的霸主。

上述管仲在齊國有關鹽的理論、政策及其所行情况，應當對後來名叫海曲的鹽業有所影響。因爲海曲當時屬於莒國，莒與齊比鄰而居，唇齒相依，官方民間的往來很多。據《左傳》記載，魯昭公三年（前539），齊景公曾因打獵到了莒國[44]。昭公十年（前532），齊國權力世家陳桓子還想到莒國養老[45]。由此可以推知，以濤雒爲基地的海曲鹽業的發展受惠於齊國是肯定的。在此後的數百年間，海曲之鹽業已爲漢武帝設置鹽官、壟斷産銷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設鹽官時，大司農鄭當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向漢武帝推薦了三個得力的人物。司馬遷記其事説：“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46]就是他們，爲漢武帝策劃在全國二十七郡中的主要産鹽區，設置鹽三十七處，其中十一處設在今山東境内四郡的八縣中，爲千乘郡一處，在千乘縣（今高青縣）；北海郡二處，在都昌縣（今昌邑市）、壽光縣（今壽光市）；東萊郡五處，在曲成縣（今萊州市）、東牟縣（今文登市）、惤縣（今龍口市）、昌陽縣（今萊州市）、當利縣（今萊州市）；琅邪郡三處，在海曲縣、計斤縣（今膠南市）、長廣縣（今萊陽市）。這十一處鹽官各有領域，將青、徐兩州的臨海地區劃分爲萊州灣沿岸、膠東半島兩岸和黄海灣沿岸三大鹽産基地，鼎足而立，兩千餘年間，未有大的變化。其製鹽的主要方法是“煮海爲鹽”，幾千年亦無變化。鐵釜、陶罐等當是主要生産工具。漢武帝設鹽官時，大約對生産鹽的工具有所改進。《史記·平準書》曰：“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集解》引如淳曰：“牢，廩食也……盆者，煮鹽之盆也。”此“募民”如同後代的“灶民”；“牢”如同後代的“灶糧”。惟“盆”尚不得而知。1993年夏，我到煙台博物館參觀，承王館長接待，指導參觀了兩件同樣大小的銅盆，每件的廣口直徑約1米，平底直徑稍短，深約30釐米，盆壁厚約2釐米，狀似養蠶的竹簸籮，完整無缺。王館長介紹説：是煙台本地出土。據考古專家鑑定，是漢代的煮鹽用具。可能就是“牢盆”之“盆”。

東漢時，原來的海曲縣改名爲西海縣。西海的鹽官不再執行專賣任務，而是就場徵税。西晋時，西海廢縣，併入莒縣。此後，社會長期戰亂，政權更迭頻仍，鹽事雖仍爲各方關注，但情况如何，文獻闕載。惟至北魏分裂後，東魏在鄴（今河北臨漳縣）建立，高歡主政，整頓鹽法。“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二，幽州置灶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47]此“青州置灶”事，爲《山東通志》著録，當包括了舊時的海曲鹽區。唐朝的統治時間近三百年，朝廷對鹽事頗多關注。但朝臣中的能人太多，時而主張榷賣，時而主張徵税，其相應的官府機構亦時有變化。文獻多記上層言行，涉及基層者極少，研究濤雒更無從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