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永隆科举诏》与进士科杂文试的确立

一、刘思立奏请与《永隆科举诏》关系考察

进士科试制的真正变化，始于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奏请和永隆二年官方的科举诏令（以下简称《永隆科举诏》）。此二事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先试帖经，其次试杂文和策的进士科三场试制度，奠定了此后进士科试制的基础。关于刘思立奏请和《永隆科举诏》的颁布，诸书多有记载，但互有异同，今按撰述者之时代顺序，列其重要者如下，以资参照：

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封氏闻见记·贡举》[44]

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士族所趣，唯明、进二科而已。古唯试策，贞观八年加进士试经史。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二科并帖经。——《大唐新语·釐革》[45]

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46]

刘宪，宋州宁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文苑中·刘宪传》[47]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唐会要·贡举中·进士》[48]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唐会要·贡举上·帖经条例》[49]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肤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第一》[50]

永隆二年八月，诏曰：“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进士文理华赡者，竟无甲科。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繇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仍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升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例程。”——《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第一》[51]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选举志》[52]

高宗在位期间，年号数年一改，其甚者如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调露二年八月改元永隆，永隆二年九月又改元开耀，三年不到的时间内，年号竟改了四次。综合上述记载，大致可以明确：一是刘思立除吏部考功员外郎在调露二年四月；二是关于明经、进士等科试制调整的诏令于永隆二年八月颁布。刘思立于调露二年四月除吏部考功员外郎，按唐代科举惯例，当知次年（即永隆二年）春贡举。一般认为刘思立之奏请改革在调露二年四月。除去改革科举弊端的深远考虑外，刘思立奏请改革最直接的动机应是针对永隆二年春的吏部贡举。但《永隆科举诏》为八月颁布，明间已在本年贡举进行之后，朝廷对知贡举者的建议不当如此迟疑。因而刘思立的奏请很可能在永隆二年春知贡举后，当是有鉴于考试审核中对诸如“进士惟试时务策，恐伤肤浅”等弊病的切身体会。又据《唐摭言·乡贡》记载：“开耀二年，刘思立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乡贡）。”[53]知开耀二年（682）《永隆科举诏》正式施行，刘思立仍知贡举，体现了朝廷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永隆科举诏》开宗明义明确科举选士的原则是“征其实效”，但在具体考试中，明经、进士二科却并未加以体现。诏文说：“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看似考生方面的问题，但根源还在试制和策文本身。前文论及传统明经和进士二科，只有试策一项：明经试经策；进士试主要试时务策，间有经、史策。试策制度始于从汉代察举制，至隋唐科举制初期，已历数百年之久，从策问试题到对策内容，皆有重重相因情形；况且儒家正经、正史用以选官考察者，区区可数：这些促使考生无须习读正经史传，通过编辑汇录经文解答和相关旧策，便可轻松应付考试。此外，策文的文体特征也日趋违背求实尚学精神。汉代最初试策，口试为主，后方采用笔试，一般用散体文。魏晋齐梁以来，骈偶之风大盛，辅以用事、辞藻，策文亦由散入骈，越发讲究形式美，而忽视内容的表达。初唐文坛承齐梁余风，其时进士所试时务策往往空文敷衍，徒有辞藻偶对之美。傅璇琮在对贞观元年（627）进士及第的上官仪所存两篇策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初唐时期的这些进士策文，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精致工丽的骈文来看待，而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种赋体；如果一定要加一个名称的话，不妨称之为‘策赋’。”[54]正是基于此番考虑，刘思立奏请改革科举试制，要求增加新的试项，《永隆科举诏》的颁布则从制度上确立了新的科举试制，奠定了进士科三场试的基础。下面围绕进士科新增的帖经、杂文两个试项进行分析。

二、进士科帖经和《永隆科举诏》关系辨

一直以来，关于进士科帖经始于何时，便存在很大争论。一派认为贞观八年和上元二年，进士科已经有帖经试项存在，关于此点，上文已有辨析。一派认为始于刘思立的奏请和永隆二年《永隆科举诏》的颁布，但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疑问：关于刘思立奏请中涉及加试帖经的情况，上引诸书大多仅提及进士科，《旧唐书》则仅提及明经，唯有《大唐新语》《通典》谓刘思立的奏请是要求明经、进士二科并加帖经；然而《永隆科举诏》称，“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其中并没有提及进士科帖经。或许有人认为进士科此前已经存在帖经，所以《永隆科举诏》中无须提及。不过，《永隆科举诏》分析进士科弊端时说：“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表明进士科此前仅试策，这与刘思立奏请的原因是相符的。况且前文已推论进士科帖经不当早于明经科，对贞观八年和上元二年试帖的怀疑，也做了辨析，所以这种情况大致可以排除。那么会不会是刘思立虽然奏请明经、进士帖经，但是朝廷仅吸收了明经试帖的意见，因而只规定了明经帖经条例？答案仍旧是否定的。从高宗朝颜元孙的科举事迹可加以推论。

中唐颜真卿所撰《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元孙）神道碑铭》（以下简称《颜元孙神道碑》）记载：

君讳元孙，字聿修，京兆长安人。……身长六尺二寸，聪锐绝伦，工词赋章奏，有史才，明吏事。……举进士，素未习《尚书》，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试《九河铭》《高松赋》。故事，举人就试，朝官毕集。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词高理赡。惜其帖经通六，所以不（原注：原本阙）屈从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55]

据徐松所考，颜元孙登垂拱元年（685）进士第[56]。《颜元孙神道碑》提及颜元孙应进士举时曾帖经，可见垂拱元年进士科必须帖经。另外，“帖经通六”的说法值得注意。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前明经、进士二科帖经旧例是：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穀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原注：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原注：皆经、注兼帖），试杂文两首，策时务五条，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若事义有滞、词句不伦者为下。其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57]

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58]

兼经《老子》等暂不置论，进士科帖经的主要办法是帖一部小经兼注文，所试帖数（十条）和及第标准（通六以上）都是依准明经科的。又据注文“其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为乙”，可知帖经通十为甲等，通六至九条为乙第。《颜元孙神道碑》谓颜元孙平日不阅《尚书》，为举进士方以六日时间习读原文及注疏，最后杂文和策文都得到高评，最终因为“帖经通六”，所以仅得常第。联系《唐六典》可知，《尚书》为小经，“帖经通六”为乙等，因而垂拱元年进士帖经办法与《唐六典》反映的进士帖经旧例是相合的。那么，进士科这种“帖经旧例”源自何时呢？前引《永隆科举诏》规定“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帖十通六”的标准和“帖经旧例”正相符，况且垂拱元年相距开耀二年施行科举新制不过三年，我们有理由认为进士科帖经制度源于《永隆科举诏》。

《永隆科举诏》对科举试制的规定，其实并不具体。如明经试帖，作为新兴试项，其具体课试办法仅谓“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与《唐六典》所记试制相较，未免过于粗略。又如文末谓：“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例程。”所说的“量准此例”，“此例”之所指亦稍嫌笼统。以明法科为例，《唐六典》载其试制为：

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原注：粗知纲例、未究指归者为不。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通八以上为乙，已下为不第。）[59]

明法仅有帖经和试策两个试项，与明经科相符，那么诏文所谓的“此例”应指明经科。不过从及第标准来看，明经试经策十条，取通六已上，而明法却是十条通八已上，可知所谓的“量准此例”不过是就其总体试制而言，具体考试形式当另有规定。综合上论，大致可以认定：《永隆科举诏》实际只是科举改革的总纲，此外可能还有与此相配套的关于科举细目和选制的诸如“举格”或“举式”等。《封氏闻见记》谓：刘思立开耀元年“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又如《通典》谓：“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进士帖小经和兼帖《老子》，与《唐六典》所载进士帖经旧例相合，但《永隆科举诏》并未涉及，这些可能就包括在“举格”或“举式”中。另外，还需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唐代的知贡举对考试办法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乾元二年（759），礼部侍郎李揆知贡举[60]，曾自主改革“禁带书策”的制度。《唐会要》云：

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词藻，深昧求贤意也。及其试进士文章日，于中庭设五经及各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国家进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各务寻检。”由是数日之间，美声上闻。[61]

刘思立于《永隆科举诏》颁布前后，分知永隆二年春和开耀二年春两次贡举，他有可能在贡举中将其奏请的办法加以部分推行。

要之，无论何种形式，进士帖经办法于永隆前后大致确定是毋庸置疑的，其具体试制是：帖正经中的一部小经兼注（可能是《尚书》），共十帖，通六已上；兼经中可能要帖《老子》《孝经》，其中《老子》兼注共五帖，通三已上；帖经条数和及第标准以明经科为准。

三、科举所试杂文的界定与唐人杂文观念的变化

《通典》所载刘思立奏请内容，并未提及加试杂文，此与《封氏闻见记》《唐会要》诸书所载不同。不过，和进士科加试帖经不同，《永隆科举诏》明确规定，“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进士科试杂文被置于试策之前。关于杂文试的要求，诏令规定为“两首”，且须“识文律”。官方的说法似稍嫌简略。徐松《登科记考》于《永隆科举诏》“进士试杂文两首”下注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62]学界解释杂文，多引徐松此按语，但徐松所据为何，是否合理，应先予辨析一番。

《通典》载录大历时人赵匡《举选议》一文，要求对唐代贡举和铨选进行改革，故分别撰有“举人条例”和“选人条例”。在“举人条例”中，赵匡建议改革进士科的考试办法：

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其杂文请试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其理通，其词雅，为上；理通词平，为次；余为否。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征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征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63]

这个方案取消了试帖，保留了杂文试和策试。杂文试的要求是：“试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赵匡以前八种为“有资于用者”，诗赋则被视作无用之学，唐人反对进士科者多持此论。重要的是，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唐代科举中所应用的杂文大致涵盖“笺、表、议、论、铭、颂、箴、檄以及诗、赋”十种文体。又，《唐代墓志汇编》载录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二月十六日所撰《大唐故亳州谯县令梁府君之墓志》一文，云：

公讳玙，字希杭，京兆长安人也。……公生而岐嶷，见异州闾，羁髾之年，日新□藻，明《穀梁传》，入太学。逮乎冠稔，博通经史，诸所著述，众挹清奇，制试杂文：《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及第，编在史馆，对策不入甲科，还居学闲。岁举进士至省，莺迁于乔，鸿渐于陆。[64]

据墓志，梁玙卒于开元二十年，享年七十三，则其弱冠应制试大致在仪凤四年。关于制试的性质及考试办法，后文讨论制举时将有详论。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梁玙所试的诗、赋隶属于杂文概念，这与此前推论相符。简单地将唐代科举所加试的杂文定为诗赋的同义词，这种做法并不恰当。

如果我们的视野并不仅限于科举这一范围，那么唐人日常观念中的杂文又是怎样一个形态，它和前代关于杂文概念的认识有何异同？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永隆科举诏》要求杂文必须满足文律的要求，学界或将文律解释为声律，因而认为杂文就是诗赋；或者认为永隆二年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进而推定“识文律”就是讲求声律，于是认为进士科试杂文推动了五言律诗的体制定型。这两派观点皆存在讹误，致误之由在于对杂文、文律的解释太过狭隘，忽视了二者在唐人观念中的丰富性，因而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唐人对文律的认识。这是第二个问题。试分述如下。

（一）唐人的杂文概念

作为文体观念的“杂文”，据现存文献而言，最早见于南朝宋人范晔所撰《后汉书·文苑传》：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文苑传上·杜笃传》[65]

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文苑传上·苏顺传》[66]

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文苑传上·王逸传》[67]

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文苑传下·赵壹传》[68]

范晔没有明确界定杂文，从以上叙述中，大致可看出他认可的杂文不包括诗赋、哀诔吊、颂赞以及书论等当时的主流文体。不过，在《后汉书·侯瑾传》中，谓侯瑾“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馀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69]，此处杂文又似为诸文类之泛称，反映了范晔对杂文概念的模糊理解。其后齐、梁时人刘勰撰有《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第六篇《明诗》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共二十篇为文体论。在第四十四篇《总术》中，刘勰认可晋、宋以来将文体两分为“文”“笔”的作法，所谓无韵者为笔，有韵者为文是也。第五十篇《序志》归纳自己撰述的体例是：“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70]这是说《文心雕龙》上半部分（前五卷二十五篇）重点是区分各种文体，而这区分大致分成文与笔两大部分。具体来说，自第六篇《明诗》至第十三篇《哀吊》为有韵之文；第十六篇《史传》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属无韵之笔。比较特殊的是第十四篇《杂文》和第十五篇《谐隐》，它们兼含文、笔。《杂文》有云：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扬雄覃思文阔，……肇为“连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

前三种“对问”“七发”“连珠”，刘勰的总评是“枝派”“末造”，既谓“枝”“末”，是相对其他大宗文体而言，此与范晔相类。后十六种文体，范文澜注云：“凡此十六名，虽总称杂文，然典可入《封禅篇》，诰可入《诏策篇》，誓可入《祝盟篇》，问可入《议对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章可入《章表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览、略、篇，或可入《诸子篇》。）”[71]但刘勰未予专门论述，显是视为大宗文类的枝派，不便一一归类，遂以杂文总括其名，此杂文因而具有文类泛称的性质。不过，它仍旧带有区别、选择性，即一般不包括那些正统、大宗文类，因而又部分具有文体专名的性质。《谐隐》设篇单列的原因亦当准此，因为谐辞隐语主要来自民间，难称大雅，历来不归入正统文类。略言之，刘勰认为杂文兼有文、笔，是正统文类之外诸体文章的泛称[72]。

刘勰关于杂文的认识，与唐人观念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日人遍照金刚编定于中唐的《文镜秘府论》在《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中引及《文笔式》的一段论述，云：

制作之道，惟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73]

关于《文笔式》的撰作年代，学界迄无定论，大致认为在隋代至盛唐之间[74]。从该书上段引文看，当时人对于文、笔的区分以及各自所含文体的界定，与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体观是一脉相承的。前文明确了唐代科举所用“杂文”的大致范围，包括了笺、表、议、论、铭、颂、箴、檄以及诗、赋十种文体，如果参照六朝至初唐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体观念来分类，箴、铭、颂、诗、赋五种属“文”，笺、表、论、议、檄五种属“笔”。可见，与刘勰杂文观相比，相同处体现在唐代科举所试杂文也兼含传统的文、笔两类，差异则是科举所试杂文并未将正统文类诗赋章表等排除在外，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正统文类的泛称[75]。由于唐代科举所试的杂文带有选择性，因而科举的杂文并不等同于唐人日常文学观念中的杂文。换言之，前者仅仅是从后者中择取了有代表性的十种左右的文体作为考试内容。

实际上唐人所谓的杂文，很多时候大致等同于文笔这一概念。不过，和六朝时文笔包括经、史、诸子类著述不同，此期杂文仅属于集类范畴。唐初所撰《晋书》中的一些材料，颇值得注意：

（李）充注《尚书》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上下二篇、诗赋表颂等杂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晋书·文苑传·李充传》[76]

（袁宏）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晋书·文苑传·袁宏传》[77]

李充、袁宏二人的经、史、子类著作单列；诗赋表等文笔创作，统称为杂文[78]，可归于集类。

（杨）方在都邑，搢绅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愿久留京华，求补远郡，欲闲居著述。导从之，上补高梁太守。在郡积年，著《五经钩沉》，更撰《吴越春秋》，并杂文笔，皆行于世。——《晋书·杨方传》[79]

（干）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晋书·干宝传》[80]

（袁）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晋书·袁乔传》[81]

很明显，上述引文中的“杂文笔”“杂文集”“诸文笔”区别于经、史、子，与归于集部的杂文同义。六朝时期，传统古籍已大致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当时标名为杂文的著作，《隋书·经籍志》归入集部中[82]，具体包括：《梁武帝杂文集》九卷；《巾箱集》七卷（原注：梁有《文章志录杂文》八卷，谢沈撰，又《名士杂文》八卷，亡）；《杂文》十六卷（原注：为妇人作）；《梁代杂文》三卷。除《梁武帝杂文集》属于别集类外，其他几种为总集类。《梁武帝杂文集》前另行著录有《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此处所谓杂文，其内涵当与《文心雕龙·杂文》所说相近，并非唐人的杂文观念。

正因为唐初杂文概念近于文笔[83]，所以唐初科举所试杂文也是兼含文笔的（详下论），不能简单地将进士科新增的杂文试等同于诗赋试。唐玄宗以来，进士科杂文试，逐渐定著为一诗一赋，科场所谓的杂文，也开始变成诗赋的代称。后人之所以认为进士科所试杂文起初就为诗赋，多是以后制例前，故致讹误。有趣的是，与科场所试杂文等同于诗赋的趋势相反，在唐人日常文体观中，杂文有时却作为诗的对立面出现。如中晚唐人白居易《与陈给事书》，有云：

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率不过有望于吹嘘剪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剪拂者。……今礼部高侍郎为主司，则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进也，可退也，窃不自知之，欲以进退之疑取决于给事，给事其能舍之乎？……今给事鉴如水镜，言为蓍龟，邦家大事，咸取决于给事，岂独遗其微小乎？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俯察悃诚，不遗贱小，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84]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于礼部侍郎高颖下进士及第，此书为礼部试前行卷之作。文中将诗与杂文对举，杂文之义与唐初相异，这无疑提醒我们，唐人关于杂文概念的认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在把握其概念演变的大致过程时，仍旧要客观分析其在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意义。如柳宗元被贬南方，致书内外大臣希求援引的书启中，多次提及杂文一名：

宗元启：……故敢及其能言，贡书编文，冒昧严威，以毕其志，伏惟览观焉。幸甚幸甚。……谨以杂文十首上献。——《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85]

宗元启：往者尝侍坐于崔比部，闻其言曰：“今之为文，莫有居赵司勋右者。”自是恒欲饰其所论著，荐之阁下，病其未就，将进且退者殆十数焉。……谨献杂文十首。倘还以数字，定其是非，使得存于世，则虽生与蛮夷居，魂与魑魅游，所不辞也。——《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86]

宗元启：……谨献杂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贬，终身之幸，无以加焉。——《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87]

宗元启：……伏以圣人之道，与其进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饰文字，洗涤心神，致之门下，祗俟严命。伏惟收抚奖励，以成其终，谨献杂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黩。——《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88]

柳宗元希望对方以“数字定其是非”或“一字定其褒贬”，四篇书启中所提及的“杂文”显然并非诗歌，应与白居易的杂文概念相同。诗之所以从杂文中脱离出来，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诗的文体地位被单独突出，从而与其他文体形成对立；另一方面，中唐兴起的古文运动，也客观造成诗与文的对立。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辨，演变为诗笔之辨、诗文之分，唐人便有“杜诗韩笔”“杜诗韩文”的说法。

（二）进士科杂文“识文律”标准的设定

上文既已经明确初唐的杂文概念是兼含文、笔的，那么此处的“文律”也就不当限定为“诗赋之律”，而应是“文笔之律”。从唐人文章中对“文律”的使用看，虽然其语义有时特指诗律，如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云：“杂诗五首，谨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89]刘长卿《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云：“干越便道，金华前山，梅花过时，槐色犹在，白云芳草，尽入诗兴。公实秉文律，将为词雄。”[90]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豪；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91]但一般还是用来泛指“作文之法则或典范”，如中唐人元载《故定襄王郭英乂神道碑》云：“以（元）载职在史臣，业专文律，琢石旌美，俾奋大猷。”[92]又如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云：“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93]这也就是所谓的“文笔之律”。

杂文之所以须“识文律”，首先源于进士科试制的内部要求。《永隆科举诏》揭明此前进士科考试弊病时曾说：“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进士文理华赡者，竟无甲科。铨综艺能，遂无优劣。”“未涉文者”指进士科举子不善属文（“不辨章句”针对的是明经科），但往往以人数不足而得以备员充数。另一方面，那些“文理华赡”者，却不能获得高第。文章优劣既与录取等次脱节，自不能体现考试的竞争性，传统试策需加厘革，加试的杂文也当定其优劣。况且进士科在加试帖经、杂文以后，每场定去留，即帖经通者，再试杂文，杂文通者，最后试策文。帖经的标准一般参照明经，以帖十通六为及格，而“文律”便是为杂文试而设的标准。

其次，齐梁以来，文学创作日趋兴盛，随之而起，探讨文、笔规范的著作也大量出现，风气延及唐代亦未稍衰。科举试杂文，规定“识文律”当与此文坛风气相关。这类著作对诸如声律、对偶、句法、结构等皆有讨论，其中对唐代影响最大者为声病说，或称声律论。初唐卢照邻所撰《南阳公集序》，有云：

近日刘勰《文心》，锺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为期；离合俱伤，陆平叔终身流恨。超然若此，适可操刀；自兹已降，徒劳举斧。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雅颂不作，则后死者焉得而闻乎？[94]

所谓的“文律烦苛”，与“四声八病”说有关。中国古典诗歌，最初与音乐关系紧密，其时追求的是自然声律。曹魏以后，诗乐逐渐分离，诗歌开始独立发展。随着诗歌形式的不断完善，部分文士试图在诗歌内部探索音乐特性。至齐梁时代，以沈约、王融为代表的文士将音韵学中关于声母、韵母、声调（平上去入四声）的知识引入诗歌创作，提出了一系列消极的避免各种“病犯”（又称“病累”）的具体原则，这就是“四声八病”的由来。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文学·陆厥传》[95]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梁书·文学上·庾肩吾传》[96]

关于“八病”的具体名目、含义，甚至是否为沈约提出，学界迄无定论，限于体例，本文不予置论。可以肯定的是，“四声”“八病”并不代表齐梁时代声病理论的全貌。事实上，从齐至中唐，诗文创作迎来高潮的同时，声病学说也大行于世。日人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有云：

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贫而乐道者，望绝访写；童而好学者，取决无由。[97]

文中的“沈侯”指沈约，《隋书·经籍志》著录其《四声》一卷（或称作《四声谱》）；“刘善”为刘善经的省称，《隋书·经籍志》著录其《四声指归》一卷；“王”指王昌龄，《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诗格》二卷；“皎”指皎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式》五卷、《诗评》三卷；“崔”为崔融，《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其《唐朝新定诗体》一卷；“元”指元兢，《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另著录其《诗髓脑》一卷[98]。除此六人之外，仍有大量涉及声病格式的理论著作，前引及的佚名《文笔式》便为一例。空海编定《文镜秘府论》，对这些著作做了删改重并，《西卷·论病》有云：

夫文章之兴，与自然起；宫商之律，共二仪生。……曹、王入室摛藻之前，游、夏升堂学文之后，四纽未显，八病莫闻。……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徒竞文华，空事拘检，灵感沉秘，雕弊实繁。窃疑正声之已失，为当时运之使然。洎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或文异义同，或名通理隔，卷轴满机，乍阅难辨，遂使披卷者怀疑，搜写者多倦。予今载刀之繁，载笔之简，总有二十八种病，列之如左。其名异意同者，各注目下。后之览者，一披总达。[99]

“八病”最初仅针对五言诗，后来扩展到其他文、笔作品，而且名目更趋繁多，《文镜秘府论·西卷》予以归并，列有《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种病得失》二目，今略举第四病“鹤膝”以见其例：

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诗曰：“拨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阙。浪蹙飞船影，山挂垂轮月。”……

释曰：取其两字间似鹤膝，若上句第五“渚”字是上声，则第三句末“影”字不得复用上声，此即犯鹤膝。故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之地。”……

或曰：如班姬诗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素”与“扇”同去声是也。此云第三句者，举其大法耳。但从首至末，皆须以次避之，若第三句不得与第五句相犯，第五句不得与第七句相犯。犯法准前也。

刘氏云：“鹤膝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即古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是也。皆次第相避，不得以四句为断。吴人徐陵，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唯《横吹曲》：‘陇头流水急，水急行难渡。半入隗嚣营，傍侵酒泉路。心交赠宝刀，少妇裁纨绔。欲知别家久，戎衣今已故。’亦是通人之一弊也。凡诸赋颂，一同五言之式。如潘安仁《闲居赋》云：‘陆攎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即其病也。其诸手笔，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复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须鳞次避之。温、邢、魏诸公，及江东才子，每作手笔，多不避此声。故温公为《广阳王碑序》云：‘少挺神姿，幼标令望。显誉羊车，称奇虎槛。’邢公为《老人星表》云：‘定律令于游麟，候宣夜于鸣鸟。醴泉代伯益之功，甘露当屏翳之力。’魏公为《赤雀颂序》曰：‘能短能长，既成章于云表；明吉明凶，亦引气于莲上。’谢朓《为鄱阳王让表》云：‘玄天盖高，九重寂以卑听；皎日著明，三舍回于至感。’任昉为《范云让吏部表》云：‘寒灰可烟，枯株复蔚。铩翮奋飞，奔蹄且骤。’王融《求试效启》云：‘蒲柳先秋，光阴不待。贪及明时，展志愚效。’刘孝绰《谢散骑表》云：‘邀幸自天，休庆不已。假鸣凤之条，蹑应龙之迹。’诸公等，并鸿才丽藻，南北辞宗，动静应于风云，咳唾合于宫羽，纵情使气，不在此声。后进之徒，宜为楷式。其诗、赋、铭、诔，言有定数，韵无盈缩，必不得犯。且五言之作，最为机妙，既恒充口实，病累尤彰，故不可不事也。自馀手笔，或赊或促，任意纵容，不避此声，未为心腹之病。又今世笔体，第四句末不得与第八句末同声，俗呼为踏发声。譬如机关，踏尾而头发，以其轩轾不平故也。若不犯此病，谓之鹿卢声，即是不朽之成式耳。”[100]

鹤膝：第一句末字，第三句末字，不得同声。

诗得者：“朝关苦辛地，雪落远漫漫。含冰陷马足，杂雨练旗竿。”失者：“沙幕飞恒续，天山积转寒。无同乱郢曲，逐扇掩齐纨。”“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笔得者：“定州跨蹑夷阻，领袖蕃维。跱神岳以镇地，疏名川以连海。”……失者：“璇玉致美，不为池隍之用；桂椒信好，又非园林之饰。”……

如是皆次第避之，不得以四句为断。若手笔，得故犯，但四声中安平声者，益辞体有力。如云：“能短能长，既成章于云表；明吉明凶，亦引气于莲上。”[101]

“鹤膝”由最初的五言诗声病规范，扩展到其他文笔：这里明确提及的，属文的有赋、颂、铭、诔，笔则包括表、启、序等。从具体规定上看，各家观点不一，且文士创作，亦有变例，故卢照邻不由感叹道：“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

“文律烦苛”表明文笔的声律创作理论尚处于一个不成熟或者说是尚未定型的状态。永隆二年进士科初置杂文试，设立“文律”标准显然仅着眼于作文的一般规范，并不特指琐细声律原则或其他。然而，随着文章创作实践的积累以及理论的进一步成熟，杂文的“文律”标准也必定有一个发展并逐步成熟、定型的过程。以进士科所试诗歌为例，它基本以定型后的五言律诗为准，且有限题限韵等要求，传统的“鹤膝”避忌原则已被舍弃。因而，对于永隆年间进士科加试杂文提出的“文律”标准，需从两方面客观审视：一是此“文律”标准基于传统文笔规范理论而来，随着文学创作实践而不断完善，以期建立一个新的“文律”标准，与日常创作标准相比有其自身独立性。其二，进士科在唐代社会的特殊地位无疑将对社会生活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因而进士科杂文试的“文律”标准必然对日常创作的“文律”标准带来某种影响。

四、进士科加试杂文溯源

徐松认为进士科所试杂文大致包括箴、铭、论、表、诗、赋，与我们明确的杂文范围大致相当，不过徐松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前面讨论进士科帖经时提及颜元孙垂拱元年应进士举，《颜元孙神道碑》载其考试内容有帖经、时务策五条以及“省试《九河铭》《高松赋》”，此距永隆二年确定的三场试科举新制仅四年，可以确定所试的铭、赋即为杂文两首，换言之，即科举所试杂文涵盖铭、赋。明乎此，徐松按语称杂文至“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这个结论存在疏漏，实则垂拱元年杂文已试赋。

关于杂文试何时以诗赋为主，留待后文详论。此处先尝试探讨唐代进士科杂文试出现的时间和原因。初唐诗人沈佺期集中有《出塞》诗一首，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廷相刊刻的《沈佺期诗集》（七卷本）于题下注云“被试”，元人杨士弘《唐诗正音》卷六及清抄五卷本《沈云卿文集》诗题作《被试出塞》[102]，《全唐诗》卷九六所录诗题同于清抄本[103]。诗题既称作“被试”，很可能是应试之作。高宗上元二年沈佺期登进士第[104]，《出塞》是否为该年进士科试题，抑或是奉诏而试，有待进一步考察。此外，文章在本节第一部分论述唐初至调露二年进士科试制变化情况时，已注意到显庆四年进士科的试项有《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105]，表、箴都属于杂文，那么可以肯定进士科试杂文至迟在高宗显庆四年已经存在，这比《永隆科举诏》颁布要早二十余年。邓小军因而认为：“永隆二年诏，只是将由来已久的考杂文定为常规。”[106]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如上所论，调露二年之前，唐代进士科的主要试项是策文，杂文试只是偶尔为之，并没有成为常规制度。文章前面探讨科举所试杂文的含义时，曾提及制举在仪凤四年有试杂文（一诗一赋）的记载，进士科杂文试的可考时间早于制举，这是否证明制举试杂文是受进士科影响，因而《永隆科举诏》定杂文试为进士科常规制度仍旧只是进士科内部试制的改革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由于文献的缺失，唐代各科杂文试出现的准确时间本不易界定，科学的比较也就无从进行；另一方面，进士科常规试项是试策，杂文试不过是偶然为之，在其尚未成为固定试项之前，难以对别科施加强烈影响。因而单纯比较唐代各科试杂文的早晚，本身并无意义。上述探讨的真正目的，在于明确《永隆科举诏》颁布之前，杂文试不仅已存在于进士科，也存在于其他科目，所以既不能将《永隆科举诏》确定杂文试制度看作是受其他科目（如制举）影响所致，也不能仅仅认为是进士科试制的内部改革，我们应当将杂文试视作整个唐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新现象。进一步看，杂文试会不会是选官制度中已有的现象，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杂文试究竟能上溯到何时呢？

不妨将视线再延伸开去。进士科既然创立于隋代，那么隋代是否已有杂文试？《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后有“史臣”的一段总论，云：

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107]

“史臣”之论后有“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云云，既称唐初为“国初”，可知此段评论为唐国史旧文，可以代表唐人的看法，他们认为隋代的“举才选士”中已“加诗赋”。从现有文献来看，隋代进士科尚未发现有诗赋试的记载。不过，隋代秀才科考试出现杂文试的新现象值得注意：

（杜裕族孙杜景，景子裕，裕）子正玄，字知礼，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期年重集，素谓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试《官人有奇器》（原注：阙）并立成，文不加点。素大嗟之，命吏部优叙。——《北史·杜正玄传》[108]

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迁梁郡下邑县正。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北史·杜正藏传》[109]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为石赵从事中郎，因家于邺。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弟正藏。——《隋书·文学传·杜正玄传》[110]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隋书·文学传·杜正藏传》[111]

杜正玄、杜正藏二人所试涉及的文体包括属于文的赋颂、铭箴以及属于笔的论誓等，《隋书·杜正玄传》称之为“诸杂文笔十余条”，“杂文笔”也就是唐初所谓的杂文。可见，隋代秀才科已经出现杂文试。前文之所以称秀才科试杂文为新现象，是因为从秀才科的传统来说，无论是在察举制，抑或是科举制下，它的固定试制是对策和射策，所试皆为策文。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秀才科的考试制度。

秀才科，始设于汉代，又称茂才异等或茂才，与孝廉科并称，属于察举制常设科目。在汉代，秀才科每岁由州刺史等举荐，起初并不要求考试。据可考文献，大致在西晋时，秀才科试策才成为常规制度。编定于隋代的《北堂书钞》引《晋令》云：“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112]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秀才察举、策试选拔的制度继续施行，策文的评定标准逐渐由前期的重视内容、实学转向以文才为重，表现出尚文的色彩[113]。今存梁代诗人《仪贤堂监策秀才联句诗》，首四句到溉云：

雄州试异等，扬庭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缋。[114]

前两句中，“异等”为“茂才异等”的省称，“扬庭专对”指对策。后两句“顾学”“奇文”对举，表明策文评定已由此前的单纯尚学（东晋秀才科考试，试策之外，亦泛问经义）转向文采、学问并重。北朝秀才科情况，刘昼应举事迹较有代表性：

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伏膺无倦。与儒者李宝鼎同乡里，甚相亲爱，受其《三礼》。又就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河清初，还冀州，举季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赋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昼又撰《高才不遇传》三篇。在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北齐书·儒林传·刘昼》[115]

刘昼，……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还，举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乃叹儒者劳而寡功。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昼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始举昼，时年四十八。[116]

两书所记互有详略，然皆谓刘昼试策不第的原因是“不学属文”，不善“缉缀辞藻”。这里并非是说秀才需考试辞赋等文体（作赋是为了练习属文之法），而是表明秀才所试策文已较重文采、讲究辞藻，故刘昼虽然学问优深，也不免自叹“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了。此外，《北齐书·马敬德传》载：

马敬德，河间人也。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昼夜不倦，解义为诸儒所称。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众。河间郡王每于教学追之，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天统初，除国子博士。[117]

需要注意的有四点：一是马敬德自己“诣州求举秀才”，表明北齐察举允许自荐，和察举传统须由他人举荐不同，这点已和科举制下自由投考相类似。二是州举秀才此前无须考试，而马敬德先经过州考试，方才入京策试。这次州考试并非制度规定，而是马敬德本人“请试”，以使州将信服自身善文，能应秀才举。不过，虽系偶然为之，但已经具有科举制下分级考试解送的雏形。三是秀才科一般对策五道，大致是时务、方略之类。马敬德秀才策试仅得中第，于是要求加试经业十条，原因自然是马敬德为当时纯儒，精通经学。当时察举中的孝廉科和明经科都是策试经业，秀才科当是借鉴二科，此种考试方法与科举制下明经科试经策十条相类似。四是“举秀才例取文士”表明秀才科已侧重文才，和南朝体现出的趋势一致，反映了南北朝社会的尚文风气，察举制最初重德尚学的趋势已被逆转。

南北朝秀才科虽然侧重文才，但在试项中仍旧只有策文一项。隋代，察举制继续向着科举制转变。一般认为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最终创立。隋代的考试科目，新创设的有进士、俊士二科，其余如秀才科、明经科、孝廉科，都是继承前代察举制的固有科目，而秀才科如上分析在北朝便已具有了后代科举制的诸般特性。隋代秀才、明经诸科既承前代察举原科而来，因而在试项上和南北朝一样，仍旧固定为试策一项。杜正玄、杜正藏兄弟应秀才科，观杜正玄“尚书试方略”、杜正藏“射策甲第”语，知试策仍旧是常规试项，“拟诸杂文笔”不过属于掌选官吏的个人加试，意图是以加大考试难度达到斥退举人或降其等第的目的。不过，杂文试虽尚未成为考试常制，但它的出现不仅继承了“秀才例取文士”的传统，而且将前代尚文风气进一步发扬，毕竟杂文相较策文更具文学性。

隋代的进士科起初亦试策，当系仿照秀才科。由于隋代享祚不永，留下的资料相当有限，其时进士科是否亦曾加试杂文，尚难明确。唐初科举，又承隋代之制而来，各科初期也仍旧只有试策这一固定试项，但在制举、进士科中出现了杂文试，这一现象至少能追溯到隋代，体现了社会尚文风气对科举试制的影响。《永隆科举诏》则从制度上规定了进士科“试杂文”，它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唐代社会的尚文价值观更趋稳定，促进了文学创作高潮的来临。二是使进士科逐渐跃升为科举诸科之首，并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要真正认清这一点，仍须从杂文试此后的发展来考察，则玄宗朝无疑是个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