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初至高宗调露二年进士科“止试策”考辨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为进士科试制更革的第一期，此期进士科试制的变化趋势是：最初只试时务策；贞观八年（634）加试经、史策；显庆四年（659）曾试表箴；上元二年（675）又加试《老子》策。可见，此期试项以试策为主体，故史籍叙进士科此期试制，一般仅称为“止试策”。今具体考述如下。

《旧唐书·薛登传》载薛登武则天天授年间，为左补阙，上疏论选举之弊，有云：

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4]

中唐杜佑所撰《通典》定于天授三年（692）[5]，宋初王溥所撰《唐会要》[6]及司马光《资治通鉴》亦同[7]，可从。进士科创于隋炀帝，乃唐人之共识，如杜佑亦云：“炀帝始建进士科。”[8]据薛登所说，隋代进士科的试项是策文。唐代科举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据《唐摭言》记载：

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9]

所谓早有明经、进士等，表明唐代设科本自隋代，故《新唐书·选举志》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10]在进士科考试内容上，据《通典》所说，唐初和隋代一样，同样试策文：

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11]

至于所试策文的形式，封演有云：“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12]需要注意的是，封演关于国初明经试制的说法有误，上引《通典》明确提及是明经、进士二科“其初止试策”，明经加试帖经实际是在永隆二年（681）[13]。进士科所试的时务策五道，内部还有细分，封演云：“又，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14]

那么，进士科“止试策”的试制维持了多久呢？前引《通典》曾提及“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在另一处又称：“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15]清人徐松认为：“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16]傅璇琮则进一步申述为：“贞观八年（634）所谓‘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是因为原来所考的策文是时务策，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17]徐、傅二人的解释，代表学界的主流观点。此后，陈飞提出异议，推测贞观八年的“试读经史”很可能是明法科、明算科考试中的帖读法（或称读帖）[18]：“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若干帖（一般为三字一帖），令考生在考试时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而不是像通常帖经那样用笔‘写’出来，前者可谓‘口试帖经’，后者则为‘笔试帖经’。”[19]由此，他认为进士科自贞观八年起，增加了别的试项，已非“止试策”了。

但是，以“试读经史”为帖读的推测仍有很多疑点。其一，贞观八年，明经科尚无帖经试，明经帖经始于永隆二年的科举诏令，次年方正式施行。依上述推断，进士科试帖经要比明经科早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么明经科后来加试帖经是借鉴进士科的试法。但是，从其后两科帖经的具体规定来看，进士科的帖经法大多依准明经科，而不是明经依准进士科，如下文要提及开元二十五年（737）的科举诏便规定进士科准明经科改帖大经十帖。又比如，唐代官方将九部儒家经书分为大、中、小经三类，视为正经；又有《孝经》《论语》《老子》三种兼经：如此分类，正是适应明经科内部的课试和选拔。进士科习经正是依此体系进行，可见认为进士科帖经早于明经科半个世纪，于理不合。其二，唐代官方诏令习某经，一般会相应颁布考试办法，如下文要提及的高宗上元元年（674）武后上表请令天下明经“习读”《老子》，次年便颁布试制。本年的“试读”或等同于“习读”。如果再考虑到经史的试法，那么试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从南北朝以来，察举孝廉、秀才即采取策试方式，其间亦泛问经义，隋唐科举初期“止试策”，实为继承这一传统。进士“加读经史”以传统的策试形式进行是顺理成章的。进一步看，其时明经所试即为经策，进士科借鉴明经试法也是可行的，本不必另创新法。其三，所谓帖读法系依据明法科、明算科的试法推测而来，但进士科和这两科性质不同。另据永隆二年的科举诏令来看，明法科、明算科起初亦试策，加试帖经为准例明经而设[20]，因而以此二科作为进士科的参照并不合适。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撰的《唐六典》曾载有弘文馆、崇文馆学生的考试方法：

其弘文、崇文生各依所习业随明经、进士例。……弘、崇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原注：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21]

唐代的明经通常指明二经：试大、小经各一或试两中经，如此两馆学生应明经科者，平日习业亦应准此。那么，习史书理应归属进士科。经、史的试法，有读、策两种要求。从“言音典正”的叙述看，所谓的“读”应属于朗读，所以真正的试项是经策或史策各十道。两馆试制既然是比准礼部（开元二十五年前归属吏部）进士、明经例而来（要求有所降低），那么表明礼部已有试经、史策的传统。已知明经最初便试经策十道，那么试史策十道的应属进士科了。从这一角度出发，贞观八年进士科“试读”经史的意义或许可如是表述：借鉴明经科加试经策、继承传统试制的同时，又创立了进士科试史策的新试制。

贞观八年所加的经、史策，并未改变进士科“止试策”的传统试制。就目前可考文献来看，进士科试制出现新变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徐松《登科记考》于此年“进士二十人”下注云：“《词学指南》：‘显庆四年，进士试《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22]表、箴作为应用性很强的文体，出现时间较策文为早，可证显庆四年进士科增加了新的试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进士科已于策之外，增加了新的文体，所举例证为《唐会要》所载张昌龄应举事：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23]

此段文献，多为唐代科举研究者引用，但原本存在两处疑点：一是张昌龄的应举时间；二是张昌龄此年是否及第。此外，部分学者将“考其文策全下”语中的“文”“策”断读，视作两种文体，因而认为其时“进士并非‘止试策’了，还应有‘文’”，引起关于进士科试项变革的争论[24]。张昌龄及第与否与本文论题关系不大，暂不讨论[25]。关于张昌龄应举时间，《玉海》所引《会要》作“二十二年九月”，与今本同[26]。中华校点本《通典》同于《唐会要》，不过据卷后所附《校勘》，知校点本所据底本（清末浙江书局刊本）原作“二十三年九月”，今文是根据《唐会要》及《通典》北宋本、明抄本等进行了校改[27]。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收《通典》（武英殿本），亦作“二十三年九月”，而浙江书局本即据殿本翻刻，知殿本已有此说。徐松《登科记考》列张昌龄为贞观二十年进士及第，所引《唐会要》作“二十年九月”[28]，或别有其本。考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载此事于“贞观二十年”[29]，又《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下载：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30]

司马光认为张昌龄被黜事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前，而据徐松所考，王师旦知贡举始于贞观二十年，可知张昌龄应举应在贞观二十年，此与封演所说相符。徐松所考可与《封氏闻见记》《通鉴》相参证。那么，是否意味着进士科试项的更革至少又提前了两年呢？这又关系到对“文策”的解读。实际上，“文策”在唐代也曾用为“策文”的同义词，如唐人杜佑《通典》论唐代制举时，有云：

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31]

唐代制举例试策文，文中所谓的“文策”即指策文。又如《唐会要》载高宗永隆二年敕文云：“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32]《新唐书·选举志》亦述及此事，云：“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33]“文策”也是指策文。另外，王师旦考张、王二人“文策”全下的理由是“文章浮艳”，将“文策”称作“文章”。杜佑此处则称士子以文章应制举，可见“文策”可能只是一种泛称，并无深意。况且古人行文，对词语之使用，未必像现在这般严格，故遽定“文策”之“文”为“策”外别一文体，缺乏说服力。

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科试项又有了变化。宋初所编《册府元龟》云：

高宗上元二年正月，敕明经加试《老子》策二条，进士加试帖三条。[34]

《唐会要》详载此事之原委：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35]

《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则与二书有异，认为进士与明经一样都是试《老子》策：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36]

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进士试帖三条”作“进士试三条”，承上即指“进士试策三条”，与《新唐书·选举志》的说法相合。《登科记考》“上元二年”据《册府元龟》载此事，于“进士加试帖三条”后加按语，云：“进士试帖，谓帖《老子》，是时尚无帖经之制。《新唐书·选举志》言是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则‘试帖’当作‘试策’矣。”[37]徐松的怀疑颇有道理，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看。其一，前文在分析贞观八年“试读经史”时已论及明经帖经不当晚于进士帖经，故本年明经试策而进士试帖，颇致疑问。其二，本年加试《老子》，源于上年武则天的奏请，据《唐会要》引文“临时策试”语，知考试办法是策试，进士科亦当准此。其三，唐代分儒家经典为正经和兼经两类，所谓兼经就是于正经之外兼通，反映在科考上就是在考试“正经”的基础上兼试“兼经”，无不试正经而先试兼经之理。明经初试正经经策，本年加试兼经《老子》策，正合此理。进士科贞观八年加试经、史策，本年加试《老子》，按理亦当是试策。其四，据《唐六典·尚书吏部》所载，明经帖经旧例是：“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38]《唐六典·尚书礼部》又谓：“旧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老子》兼注五帖。”[39]而进士科帖经旧例是：“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原注：皆经、注兼帖）”[40]，“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41]。参校可知，进士帖经系依准明经科，其中《老子》共帖五条。虽然此处反映的是永隆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间的试制（详见下节所论），但通观唐代科举试制的发展，帖经条数的规定一直是固定的，仅存在及格标准不同的情况，所以进士科上元二年若加试《老子》帖，也应该是五条，而非三条。其五，《唐六典》载有明经考试经策的旧例：“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穀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原注：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周礼》《左氏》《礼记》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录经文及注意为问。）”[42]《老子》为兼经，以此为准照，所试策的条数不当超过三条[43]。进士科加试经策本为借鉴明经科，若加试《老子》策，应当准此。综合上论，本年所加试的《老子》，仍以试策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