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朝廷考试及其试诗（上）——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与调整

关于进士科在唐代的地位，五代王定保所说颇具代表性：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划，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1]

从唐初实际来看，其时经科举入仕者，尚不占多数，进士科“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描述，更多具有理想色彩。科举真正成为士人出身之主流要到盛唐开元（713—441）、天宝（742—756）之际，进士科成为入仕之第一正途，则更在中唐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2]。推究进士科在唐代选举及社会诸方面地位变化的原因，不容忽视的一点就在于进士科考试内容与唐代整个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作用：一方面，唐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趋向引导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向其趋近；另一方面，进士科考试内容的更革，促使唐代社会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和群体导向。活动于盛、中唐的封演即从科举考试内容更革的角度解释了进士科何以在当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又，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3]

封演所处时代正当进士科最盛期，对进士科地位由来的分析较王定保要具体、清晰一些，不过仍存有很多疑点。比如秀才科因为试项较难而至于“殆绝”的境地，然而高宗时“进士科特难其选”，却为何能日渐兴盛，处于社会舆论之中心呢？封演的分析尚失于粗略，故本章拟对进士科试项的更革做一大致梳理，并重点关注“以诗为试”如何成为进士科试项的中心，以及它与唐代社会风气的相互关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