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建刚在我工作的社科院外文所完成博士学业后，依依不舍地南下苏州，可不久之后，却不断有令人欣喜、甚或惊喜的讯息自他那里传来，从结婚生子到买车置房，从职称晋升到课题承接，从论文发表到专著面世，作为他在外文所的同事和同出一门的师兄，我很为他的获得和成就而兴奋。前些日，他又寄来这部书稿，命我作序，遵嘱通读全书，我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建刚在生活和工作上表面的遂愿之后所付出的艰辛，以及这份艰辛所换得的学力长进和学业跃升。
在我看来，建刚这部《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反虚无主义文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或曰价值，就在于它体现出了其作者在诸多方面别出心裁的整合，作者将一些貌似难以交织的因素，或其他学者尚较少加以组合的因素熔铸于一体，进而得出了他独到的探索结果。
首先，此书是俄国文学史研究和俄国思想史研究这两者的结合。俄国文学史向来就不仅仅是文学的历史，而是社会思潮和民族精神之发展和积淀的历史。俄国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这样一句诗：“诗人在俄国大于诗人。”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诗改头换面为：“文学在俄国大于文学。”建刚此书中多次引用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在谈到批评家拉祖姆尼克时曾有这么一段话：“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改写后以《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为题于近期再版）是对个人主义（他将这一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以这一社会思想史取代文学史。”也就是说，在俄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似乎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西方学界盛行的思想史写作传统在俄国不甚流行，俄国至今仍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俄国思想史著作，其原因或许正在于俄国文学以及俄国文学史写作传统的过于强盛。这一假设如若成立，对俄国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和思想史书写就不仅仅是一个选项，更是一种必需，建刚此书即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的论争和对峙既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中的一大主题，也是当时俄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一条主线。建刚对此显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于是他选取的研究对象便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大作家，也有斯特拉霍夫和卡特科夫乃至安年科夫、波特金及德鲁日宁等当时的重要思想家。而且，即便是对上述几位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文学层面的分析，作者的用意仍在于揭示他们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其结果，作者呈现给我们大家的，就不仅仅是他所谓的十九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乃至当时整个俄国文学的“另一面”，而且也是那一时代俄国的思想断代史。
其次，与对文学史进行思想史阐释的写作初衷相呼应，这部著作中自然会体现出宏观思考与微观分析的并重，理论概括和文本细读的交替。对俄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思潮、或曰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思想在俄国文学中的渗透进行研究，这首先是个文学理论问题，此书作者因而广泛涉略了相关的思想和理论著作，对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等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了认真的梳理和归纳，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进行了概括的扫描和总结。但与此同时，这又毕竟是一项文学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此书作者因而也进行了大量的文本阅读，尤其是对人们如雷贯耳却又甚少阅读的某些文本，如卡特科夫的文字、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列斯科夫的《结仇》等，作者均作了细致的阅读和阐释。作者自小处入题，从大处着眼，恰与作者本人所推崇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构成有趣的对映：“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经之路。”（第三章第三节）使这“大”与“小”谋得有机统一的，就是作者的深刻思索，作者也因而获得了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倾向性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反对，对俄罗斯宗教思想的推崇。”（序言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反虚无主义，实际上都是对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农奴制改革后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的答复：即俄国向何处去？”（序言第三节）“在今天看来，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文化上的盲目崇外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悖论。”（第二章第一节）“翻开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立。”（第二章第四节）“‘父与子’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中不单是一部作品的名字，更是一个文学主题，一种社会现象。”（第四章第二节）“在笔者看来，尼采（划分虚无主义）的这三种阶段正巧妙地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代表作中。”（第七章开篇）“而实证主义，又正好是虚无主义在哲学上的得力支柱，反对实证主义，就是反对在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流传已久的虚无主义思想。要反对一样东西，自然先得弄清楚它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不仅是知识阶层对时隔不久的1905年革命之反思，更是追根溯源，对19世纪文学中的虚无主义思想的挖掘和剖析。”（第八章第一节）应该说，这些结论都是饱含学术内涵的。
最后，是作者对多种渠道研究资源的综合性把握。这里又有三个层面的“并重”：一是对俄、英两种语言研究成果的并重。建刚是大学俄语本科毕业，英语也很好，这使得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广泛涉略俄、英两种文字的相关学术资料。研究俄国的反虚无主义文学，自然首先要倚重俄文的作品和研究著作，但率先对俄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问题展开研究的西方学者的文字无疑也是重要的学术参照，可喜的是，这两种语言的学术成果均及时地落入了建刚的学术视阈。二是对中、俄两国学者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并重。建刚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历时一年的潜心钻研，使他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俄文资料，也结交了许多俄国同行，但与此同时，建刚在写作此书时显然时刻保持着一位中国学者的独立立场，这既体现在他对众多俄国文学汉语译本和汉语研究文献的大量援引，他对中国前辈同行诸多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体现为他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即填补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在反虚无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三是文学史的正本清源工作和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态度这两者的并重。建刚在本书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话：“本研究报告的最终构想是完整地剖析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小说的论争，既要考虑到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发展变迁及影响，同时也不能忽略作为其对立面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如何把这两种主要倾向的作品、这么多情况各异的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关注文学作品的分析，以及社会思潮与作品的互动，这是笔者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建刚拟在今后展开的这种“进一步的研究”，其实已在本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也就是说，作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注意到了对两种文学史观的并重。
学术研究上的多方并重其实并非一种秘籍或一道捷径，特意维系各种平衡反而往往会构成面面俱到的平庸或混乱无序的杂烩，而建刚此书却写得既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又行云流水，兴致勃勃，至少，我是能在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他跋涉的艰辛和思索的愉悦的。我为建刚写成此书而高兴，并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
刘文飞
2014年11月11日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