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鉴于十九世纪俄国的现实情况，俄国文学历来被看作是“唯一的讲坛”[1]，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的喉舌，诚如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曾说“伟大的百年俄国文学是革命前的革命”。[2]另一位著名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1871—1919）也指出：“俄国文学的功绩恰恰在于，它在俄国社会中唤醒了这种崇高的公民感，摧毁了专制制度最深刻的心理根源。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从十九世纪初起，它从没有放弃过社会责任，从没有忘记过痛心的，折磨人的社会批判精神。”[3]从最初拉吉舍夫的为民请命，到后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之书，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精神尽显其中。

有进步自然就有保守，有革命自然便有反动。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И. 扎莫京（И.И.Замотин，1873—1942）是较早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分为进步与保守的研究者之一。二十世纪之初，在他为奥夫夏尼克-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1853—1920）主编的4卷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撰写的章节中，扎莫京指出：“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流派很快又分成更小的派别：进步文学在洞察生活方面具有从激进主义到温和自由主义，从尖锐的民主主义到贵族世界观一系列色彩；反动小说也正是在下列广阔范围中变化：一方面对改革进行这样那样的修正，一方面完全否定改革及60年代的思想。”[4]应该指出，扎莫京的这种分类既是对十九世纪文学思潮的大致总结，其结论不但对苏联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同样也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审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时的视角。[5]

于是，苏联学者及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便是建立在上述进步——保守，革命——反动的二元论基础之上，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认识往往侧重那些“进步”“革命”的文学身上，对与之相对的所谓“反动”文学却大多仅知其名，不知其实。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这些作家，这些作品在今天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熟悉的陌生人”。说其“熟悉”，是因为其中的多数人、多数作品，我们都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其踪迹；称其“陌生”，是因为我们除了在文学史所提到的几个名字、带有倾向性的定语及大概的简介之外对其便知之甚少了。譬如，我们只知道别车杜曾与之论战的雄文，却不知对方竟是何许人物方令别车杜如此义愤填膺，更不知这些“反动文人”对于别车杜的文章有过何种回应。当舞台的聚光灯总照在一面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便很难说是完整的。有鉴于此，反虚无主义小说（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比较鉴别的镜子，它也许不是那么精美，但通过它至少能知道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另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