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白春晓博士《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一书的出版，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并列而为古希腊两大史学经典，在西方史学中享有崇高地位。希罗多德是先行者，被西塞罗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但自古代起就因其记叙不那么严谨而备受争议。修昔底德则几乎受到一致的推崇。其并未完成的著作甫一发表，即确立了作为经典的地位。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多位历史学家续写他的著作。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从修昔底德搁笔的公元前411年写起，出生于希俄斯岛的特奥庞波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前315年）的同名著作也是从这年写起，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历史学家克拉提波斯（Cratippu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1906年在埃及纸草文献中发现的残损历史著作（学者们命名为Hellenica Oxyrhynchia）可能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史家波利比阿以修昔底德为榜样。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史家萨鲁斯特被誉为“匹敌修昔底德的萨鲁斯特”（Aemulus Thucydidis Sallustius）。^[1]希腊史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也把修昔底德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榜样。他说道：

我们希冀历史是真实的祭司。所有——或至少绝大部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向他致敬，承认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记录真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2]

公元2世纪初出生于叙利亚的作家琉善认为，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学的法则，即“如实”（）而书。^[3]近代以来，托马斯·霍布斯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于1629年出版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个直接译自希腊文的英文全译本。在作为译者前言的《致读者》中，霍布斯写道，历史学中的修昔底德可以和诗歌中的荷马、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演说术中的德谟斯蒂尼并列：

和他们相比，其著作毫不逊色；（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其历史写作的才能无与伦比。因为历史学主要和恰当的作用是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指导和使人们在现在能够审慎行事，并具有远见地看到未来。现存的其他（仅指人类撰写的）著述都不及他这部著作更为自然和完全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4]

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指导下的西方科学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被奉为西方史学中的圭臬，是客观和科学史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马史家尼布尔评价说，“在我们看来，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修昔底德：由于他是所有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中最为尽善尽美者，所以他同时也是第一人。他是历史学家中的荷马。”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兰克也说，修昔底德“是历史书写的真正开创者，至今仍无人能超越”，没有史家“能够宣称比修昔底德更伟大”。^[5]在随后科学史学主导西方乃至东方历史学的一个多世纪里，修昔底德始终是历史学家的楷模。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位在西方史学传统中高山仰止的史学大师，我国学界迄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春晓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我即建议他选择修昔底德这个希腊研究中重大而艰深的主题作为主攻方向，并打比方说，如果选择一个偏僻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固然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地取得成果，但这就好比在战斗中攻下了一个小山头；而选择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主题，尽管研究难度很大，但就好比攻打一个主阵地，一旦攻下则将为今后的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础。春晓慨然从命，历经五载潜心研究而有成，完成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又经数载修订而成本书，终于在希腊研究的这个主阵地上插上一面旗帜。

不过仅仅撰写一部修昔底德研究的专著尚不足以令人欣喜，真正令人欣喜的是这部著作从视角到内容都大大突破了迄今为止国内的所有研究，赶上了国际学术的步伐。传统的研究通常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纯粹当作一部史学著作、将其放在西方史学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国内相关研究基本局限于此），探讨的问题不外乎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记叙的可靠性、对后世的影响等，要么把他拿来和希罗多德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多半赞誉有加，认为他严谨求实，长于说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事件背后的本质。诚然，对修昔底德进行史学史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要，因为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身所从事职业进行反思的一种方式。但若是囿于这一路径，就不免局限了我们对这一经典的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发掘。传统研究的另一个取向是试图发掘修昔底德的现代意义，阐明其著作中所包含的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准则，而将修昔底德看成是强权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政治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更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看成理解和把握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把钥匙。因此1947年2月2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中说道：

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虑今天某些基本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6]

然而冷战时代业已过去，仍旧抱着修昔底德描绘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历史作为指引，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而且存在着将冷战思维恒久化，从而将人类引向毁灭性战争边缘的危险，因而这一视角的解读渐为学者们所不取。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启蒙理性的尖锐批判，促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他们发现，在修昔底德看似客观记叙的背后，实际上掩藏着作者强烈的个人倾向和好恶。客观性成了修昔底德赖以获得读者认可并建立其叙述权威性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而非作者宣称坚守的原则。新的认识拓宽了修昔底德研究的视野，学者们的研究逐渐聚焦于作为文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探讨它作为文本所具有的种种内在特征，有的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其叙事技法和策略，有的讨论它和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关联。由此修昔底德著作的文学性得到充分发掘。

在以文本为核心的探讨中，《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选择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为一个既站得住脚、又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是希腊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文本，书中对历史事件的精到记叙与精辟分析后面处处映透出作者对于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思考，从而也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知识与思想面貌的一个重要反映。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记录过去，使人们不致忘却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叙与分析，总结和发现左右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和走向的根本性因素，阐明历史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从而为将来人们的活动提供指导。对此他说道：

或许没有传奇故事的成分会使我这部著作听起来显得较为缺少趣味。但如果有谁想要清楚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类的处境将来还会以类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而判定这部书有用，那对我就足够了。这部著作不是为了博取一时听闻的竞赛作品，而是垂诸永久的财富。（1.22.4）

在此修昔底德明确提到人性是左右历史事件的根本因素。这是一种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历史不是由神明或者超自然因素决定的，而是人类和人性所决定的。因此要把握历史，就要理解人性中恒常的因素。反过来，过去的历史事件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深究事件背后的人性因素而把握其规律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对后世可以起到垂训作用。详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事件的详细叙述来把握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通常的行为模式。在修昔底德看似冷峻的记叙背后，是对人性及人类社会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强烈兴趣和深切关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本书选择的主题“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切中了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核心。

还需要指出的是，春晓是在细致而系统阅读修昔底德文本的古希腊文原文基础上从事这项研究的，在我国学者中大概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在他从事这项研究的这些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学者以纯粹的心灵对学术的孜孜以求，是对历史、现实和人类的严肃思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学者的希望，因此十分乐意为他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作序。

黄洋
2014年9月6日

[1] Velleius，Historiae，2.36.2．

[2]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8．

[3] Lucian，How to Write History，41-42．

[4] Richard Schlatter（ed．），Hobbes' Thucydide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p.7．

[5] Francisco Murari Pires，“Thucydidean Modernities：History between Science and Art”，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6，pp.811-837．引文见pp.811-812。

[6] 见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