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科学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信仰和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意识到，人类所处的星球其实极为渺小，而浩瀚的宇宙在时空上也并非无限，或许有开端，也会终结。随着人类对宇宙和自身了解的加深，历史是否带有一个理性或向善的终极目的（无论它以什么面貌出现），也越来越受到怀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世界历史并非一片幸福的土地，幸福只是历史上的空白一页。在世界历史当中能获得的是满足感，而非幸福。”^[1]换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与个人幸福无缘，而是始终关注着人类的欲望与苦难。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修昔底德。而且，与黑格尔相比，修昔底德似乎更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原则——他在叙述人类欲望的“直接结果”之外并不规划出一个符合理性总体进展的“附加结果”。

冷战结束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了，东、西方民族看来都没有在历史进程中达到完全的“满足感”，而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并继续冠之以伟大之名。苦难也同样没有结束，随着技术的进步，还越发呈现出恐怖的力量。修昔底德如果生活在当代，想必不会对这些感到陌生。而我们应该重新了解一下他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思考。本书即尝试在现时代的知识背景与精神特征下探讨修昔底德的启发性意义。

在许多现代人看来，修昔底德记述的只是古希腊城邦之间一系列很微小的事件而已，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伟大”，也不能对当代世界的事务给予具体指导。随着冷战的结束，修昔底德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符号的意义也有所下降，但这反而给现代读者以重新审视其真正价值的机会。第一章试图从理解修昔底德对“最伟大战争”的定义入手，来探讨修昔底德的阅读价值其实在于使读者更好地体认人类处境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并从他所思考的苦难和伟大之间的关系中受教。

在修昔底德眼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众多的苦难，而在这些苦难之中造成最大损失的则是发生在雅典的大规模瘟疫。第二章着重分析修昔底德如何借鉴古希腊的医学与诗歌，而在“雅典瘟疫叙事”中充分描绘了令人痛苦与恐惧的疾病。修昔底德用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他写作的文本并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而是供私人阅读与传播的。

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中蕴藏着对人性和人类言行模式的思考。为了引导读者领会他的旨趣，他运用了高明的修辞技巧，最主要有两类：一是采用尽可能紧凑而细致的方式叙述他精心选取的历史事件中的行为，二是通过特定场合中的历史人物之口来阐述他想引起读者思考的内容。第三章分析修昔底德精心写作的“密提林反叛”“密提林辩论”“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等文本片段，从中可以发现他始终关注和探索着“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等人类处境中的基本问题。

第四章将视角投向“刺杀僭主者插叙”“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聚焦在修昔底德对雅典历史中不同“爱人”形象的描述和褒贬上。据修昔底德观察，对公民爱欲的训导是否得当关系到城邦的兴亡，所以，他揭示出不节制、无理性和趋于私利的爱欲之害，而在雅典战败后缅怀有“正直爱欲”的伯里克利时代。修昔底德对战争、民主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理解都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他相信，“承受苦难与追求伟大”这一主题在人类的历史处境中具有某种永恒性。

本书修改自笔者的博士论文，其中第一章“后冷战时代我们为何阅读修昔底德？”的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第二章“苦难与真相：‘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发表于《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三章“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修昔底德历史叙事中的人性思考”发表于《古典学评论》2015年第1辑。第四章“雅典城邦的‘爱人’形象与修昔底德的政治观念”中有关“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内容，曾以《“投入获取最强者荣耀的这场竞技”——“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简介》为题发表于《文景》2012年第4期。上述各文收入本书时均作过改动和增补。

本书中所引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原文依据“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书中所引希腊原文除注明外均为笔者自译。书中部分重要的专名标出原文，并附“译名对照表”。中文译名除普遍通用者外，一般根据原文音译。而英文名则依据英语通用规则，如采用Alcmeonids，Cerameicus，而非Alcmeonidae，Kerameikos。文中所有插图均由作者本人拍摄。

[1]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Berlin，1822/23（Vorlesungen，Band 12），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6，p.64．中译文参考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页，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