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时代：被利用的修昔底德
时隔三十余年后，当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的康纳教授（W．Robert Connor）回忆起初读修昔底德的情景时，他仍然难忘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他们整个一代人的吸引力：
我初读修昔底德是在1950年代，在那个奇特的时期内我们美国人既国力强盛而稳定，却又预想灾难迫在眉睫。在冷战时代，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庞大的反民主的陆上强国，苏联和所谓的“中国大陆”，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的征服世界的计划，似乎要与控制着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趋向于冲突。而早先的那场斗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其间民主的、拥有海军的雅典对抗极权主义的、陆上的斯巴达——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明却令人惊惧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的两极化世界展示了一个先例，而且我们希望，它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决当代国际事务中危机情况的指导原则。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使人们注意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性：“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虑今天某些基本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对于我，而且我相信对我这一代的其他许多古典学的学生而言，修昔底德具有一种直接的应用性。……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充分证实了他的断言：他写下的著作是所有时代的财富。……他是一位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形势进行言说的作家……[1]
显然，修昔底德在那个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作用。但是，无论一位公元前5世纪的作家对1950年代的两极化世界“直接”说了些什么，并且写作了一部“所有时代的财富”而使之服务于2300多年后的冷战，修昔底德却从未称斯巴达为“极权主义国家”（a totalitarian state）。[2]而且，假如对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而言，预想的迫在眉睫的灾难是“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以计划征服世界的苏联和‘中国大陆’”，那么马歇尔国务卿就不应该用斯巴达来影射他们，因为斯巴达人是被他们的同盟者科林斯人（或许也包括其余的希腊人）视作为“最安居于家乡的人”（
）。[3]事实上，雅典人关于他们敌人的“坚定信念”和这位美国国务卿大相径庭：他们从未对斯巴达人过度恐慌，而是判定对方只注重自身的事务和本国的礼法。但当雅典人控制了海域和岛屿时，斯巴达人绝不会渡海来援助岛上的居民。因此，雅典人才能在无法用谈判方式迫使米洛斯人屈服后立刻有把握地向他们进攻。[4]更何况，据修昔底德说，“在许多时候，对雅典人而言拉凯戴孟人都被证明是战争中最容易对付的人”。[5]或许这位对当代国际事务“具备充分智慧”的人由于误解了历史而创造出一个错误的比拟，而他这种错误的想法竟误导了整整一代人达几十年之久。
事情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自由世界”在冷战开始时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的富尔顿，温斯顿·丘吉尔在他著名的《和平的力量之源》（即“铁幕演说”）中发问：“那么我们今天所应铭记的全面战略概念是什么？”由于“一层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降下”，他自己便迫不及待地给出了答案：“就是确保人民免受两种巨大的侵害：战争和僭主暴政。”[6]但一年之后，当乔治·马歇尔刚就任美国国务卿，并于1947年2月22日在普林斯顿发表演说时，却不恰当地选择了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来为他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
请看一下修昔底德如何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的情况：“人们普遍倾向于拉凯戴孟人，尤其因为他们宣称自己作战是为了解放希腊。每个人和每个城邦都热切地在言辞和行动上尽力地支持他们。人们会觉得行动在某一点上受阻是由于自己未参与其中。大多数人对雅典人的愤怒就到了这种程度，有些人渴望摆脱他们的统治，而另一些人则恐惧沦入被他们统治的境地。”[7]而且，修昔底德不仅通过敌视雅典的科林斯人之口，还让雅典政治家们自己（伯里克利、克里昂）称他们的城邦在对外进行僭主暴政般的统治。[8]雅典人的政体在修昔底德眼中“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9]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就是这样指责“铁幕”降下后的东欧各国的）。[10]更为重要的是，修昔底德确实认为，“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拉凯戴孟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11]这表明，新兴的强权国家雅典对原来由斯巴达领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才给希腊人民带来了痛苦的战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修昔底德的话，那么雅典在当时大多数其余的希腊人眼中就意味着“战争和僭主暴政”。
这样看来，雅典倒是适合成为“自由世界”敌人的“绝佳象征”：它作为一个对内伪装民主、对外横征暴敛的城邦，在希腊发动了一场争霸战争，并在各地的革命之中支持平民党的领袖们来反对精英。[12]这个城邦，通过一个每年都由它发出征收指令的组织系统来控制其卫星国[13]，欲求凭借它的意识形态来影响希腊世界（“我们整个城邦都是希腊的学校”[14]），并且最终取得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统治权。[15]在城邦内，雅典公民很难根据个人意愿而拒绝参与政治事务（“唯独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参与政治事务，并非因其不活跃，而乃是因为他无用”[16]），必须完全为城邦去生或去死（“为了这样一个城邦，这些人已经战死了，……而幸存下来的每个人还要愿意为她承受各种可能的困苦”[17]）。在国外，雅典人为了巩固霸权，肆意入侵那些不服从他们控制的卫星国的领土，有时清洗掉所有当地为首的叛乱者（如对密提林人），有时则干脆屠杀尽全部的成年男性人口（如对米洛斯人）。[18]所以，马歇尔国务卿到底想要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向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学习些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认为，他是在“自由世界”内误置了一个偶像——对于这个偶像“自由世界”原本是该像对待敌人那样猛烈地予以摧毁，但事实上却错误地将其当作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崇奉起来。
就在同一时期内，我们果真可以发现有人出于另一些“直接应用”的目的而将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比拟为苏联。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名为《修昔底德：政治家们的指导者》的小册子里（它原是作者于1953年11月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古典学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维多利亚古典学协会的理事会成员西摩尔（P．A．Seymour）对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Edvard Benes）和“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从希特勒的魔爪下获救却于1948年遭受苏联奴役的悲剧”深表同情（在西摩尔眼中，这是“战后欧洲最令人痛心的事件之一”）[19]，但同时他却这样批评贝奈斯：
在（修昔底德的）第六卷里，一位在卡马里纳的雅典使者试图说服这座西西里城邦信任雅典，并使其相信雅典一贯是远方西西里自由的捍卫者。……修昔底德让这个人讲话直率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如果卡马里纳觉得这只是僭主的观点”，他让这人说道：“它也不必抱有恐惧和怀疑。”对一位僭主来说，行动的唯一原则就是利益和他自己的好处。因此，“无论对一位僭主还是对一个奉行霸权的国家而言，只要符合他的利益，凡事皆属合理，而且他也不会认为对不能完全信任的对象就无法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在每一个阶段都顺应时势地成为朋友或敌人。”（6.85，这句话，据西摩尔说，“原本能够把贝奈斯从他那严重的错误判断中挽救回来”）……
在第五卷中所谓的“米洛斯对话”里，他（修昔底德）已经运用这种唯利是图的僭主式的信条进行了深入彻底的分析。……雅典对神圣的正义没有敬畏；……雅典只追随一条法则：凡能得势处必行统治。……
贝奈斯总统是否从未阅读或思索过修昔底德呢？如果他读过或考虑过，那么当他在苏联边上重建自己可爱的小国时，他对苏联的慷慨信任在我看来就显得近乎不可理喻了。修昔底德所描绘的僭主般的雅典的可怖图景就在他面前，每一个特征——轻蔑地拒绝一切宗教约束，用怀疑嘲弄的态度颠覆所有公认的道德价值观，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完全漠视任何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凭借残忍的暴虐行为来强行实现他们的意志——都能在精神上和以往的行为中与我们今日的苏联僭主们相对应。所有这一切都在贝奈斯眼前，可是他就是视而不见……[20]
可见，在同一时期内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拟为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21]，他笔下的雅典不得不变成门神雅努斯那样的“两面派”。而且，当我们越了解这个时期的修昔底德研究，我们就越会质疑为何他和他的文本竟能被如此直截了当又自相矛盾地应用到宣传冷战的“全面战略概念”上去。按照我们所见的这类手法，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选出来并阐释一番，来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22]可以说，这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
[1] 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
[2] 虽然修昔底德记述了斯巴达人对希洛人长期的戒备政策乃至一次屠杀2000名希洛人的事件（4.80.3-4），还有他们开会表决时使用呼喊而非投票（1.87.2），但他绝不可能使用“极权主义”这一现代政治概念来指称斯巴达人的政体。关于修昔底德如何了解和看待斯巴达人，参见Paul Cartledge and Paula Debnar，“Sparta and the Spartans in Thucydides，”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Leiden：Brill，2006，pp.559-587，尤见pp.563-569，584-587。
[3] 修昔底德，1.70.4。
[4] 修昔底德，5.105.4，109，114.1。
[5] 修昔底德，8.96.5。
[6] Winston S．Churchill，“The Soviet Danger：‘The Iron Curtain’，”in David Cannadine（ed．），Blood，Toil，Tears and Sweat：The Great Speeches，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7，pp.297，300，303．
[7] 修昔底德，2.8.4-5。
[8] 关于科林斯人、伯里克利与克里昂演说中的相关内容，见修昔底德，1.122.3，124.3；2.63.2；3.37.2。
[9] 修昔底德，2.65.9。参见Donald Kagan，“Was Periclean Athens a Democracy？”，in Thucydides：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New York：Penguin Group，2009，pp.98-114。无论卡甘如何证明雅典有着真正的民主，但无法否认修昔底德的观点正与此相反。
[10] Winston S．Churchill，“The Soviet Danger：‘The Iron Curtain’，”p.304．
[11] 修昔底德，1.23.6。
[12] 修昔底德，3.82.1。科西拉内战后，希腊各城邦的平民党领袖们都纷纷求助于雅典人，寡头派则求助于斯巴达人。
[13] 波斯战争后，由于斯巴达人召回了涉嫌滥用权力的保桑尼阿斯，雅典人获得了对希腊盟邦的领导权，指令一些盟邦缴纳钱款，而另一些派出舰船。同盟的金库最初设在提洛岛上，直到公元前454年迁往雅典。此后，雅典日益强迫盟邦缴纳贡赋，并时常派出舰队去征收钱款。详见修昔底德，1.95.1-7，96.1-2；2.69.1；3.19.1；4.50.1，75.1。
[14] 修昔底德，2.41.1。此处引文与本页注⑤与下一页注①的引文均出自“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
[15] 修昔底德，6.90.2-3。亚西比德在斯巴达的演说揭露了雅典人当时“征服世界的计划”。见本书第69页，注①。
[16] 修昔底德，2.40.2。
[17] 修昔底德，2.41.5。
[18] 见修昔底德，3.50.1；5.116.4。
[19] P．A．Seymour，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with a foreword by H．K．Hunt，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54，p.11．
[20] P．A．Seymour，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pp.12-14．
[21] H．K．Hunt，foreword to P．A．Seymour，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p.1．
[22] 这种方法也被或多或少地运用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康纳说，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新批评主义与统一派（强调修昔底德著作的基本统一性）合作，为了他们的历史观而重新建构和利用修昔底德的文本：“我们希望可以从修昔底德的文献资料中提取能够和碑铭与其他材料相比较和验证的部分；从而我们可以决定他到底有多‘客观’，并且利用他来重新建构过去”。见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