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新发展理论

“一带一路”是中国立足于全球化时代对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在“一带一路”探索进程中，应该围绕哪些重点课题展开，其发展方向如何，是摆在中国和沿线国家面前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来看，需要推动以下三个维度的发展理论革新。

一是从综合国力理论到国际竞争力理论。

传统上，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最主要的是评判该国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标志。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日益被卷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网之中，衡量综合国力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从传统综合国力衡量方法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的脆弱性也在上升，综合国力已经很难衡量中国实际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国际竞争力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将国家与竞争力结合起来，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意在强调某一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以及强调国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性。

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就一直吸引着无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兴趣。近年来，学者们衡量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点集中于创新体系、教育的质量、终生学习、基础设施、社会信用等，认为提升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一国核心竞争力、持续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其中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是自主创新能力，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的以知识、创新为基本内核的企业某种关键资源或关键能力的组合，是能够使企业、行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现实或潜在竞争优势的动态平衡系统。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只有牢牢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极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真正在对外事务上掌握主动权。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从国家核心竞争力角度来看，推进“一带一路”真正应该重视的不是国家实力规模，而是国家在若干重大核心技术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力。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和空间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要切实把关注重点从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张经济规模转移到推进新科技革命与发展有机互动的发展战略，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教育和产业的制高点，切实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这不仅攸关中国发展的未来，也决定着“一带一路”的最终成败。

二是从传统现代化理论到共同现代化理论。

自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驱动全世界发展的核心理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然而，冷战结束后，传统现代化理论遭遇重大挫折，不仅发展中国家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发达国家也屡次遭受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打击。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复苏乏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说到底，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实践困境是其理论困境和制度困境的综合症，只要发达国家找不到摆脱这些问题的理论答案，短时间内将始终无法改善目前的困境。

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过去几十年不凡的经济社会发展表明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理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总结三十多年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现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实现了从传统现代化理论到共同现代化理论的革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就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大胆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传统开放理论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即所谓的“发挥中国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战略）到新开放理论强调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挑战“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并依靠国内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广阔市场。不难看出，中国现代化理论是强调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良性互动的共同现代化理论，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资金、投资大循环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和其他国家的发展，还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可以借鉴中国共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探索共同发展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尤其是要把互联互通及其政治经济后果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如何通过互联互通释放沿线国家资源、要素和市场的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共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真正以民生为本，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确保“一带一路”在一个良性发展轨道上运行。

三是经济发展到全面发展理论。

在传统上，人们在提到发展的时候，更多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一发展对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形成较大依赖。纵观历史，每一代强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新的能源、资源基础作为依托。在农业社会时代，农业强国的崛起往往依赖于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财富的增长往往来自于劳动和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来自于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所谓的强国一般是那些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国家追求强大意味着必须发展强大的军队，征服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最大限度地增加疆土，往往导致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工业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资本的本性是扩张，而且获得更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工业社会时代，工业强国的兴起往往取决于获取新技术和新能源、新资源和新市场。于是，强国战略一般是通过征服更多的殖民地来满足资本的这一要求，最终由于列强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不均导致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已经呈现短缺的态势，如果延续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依赖能源资源高消耗的经济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想实现高速发展，将会产生严重的外部性后果。尤其是在主要霸权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关键能源和战略资源的客观情况下，这条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而且石油、煤炭、电力、交通等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很高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必然会形成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紧张，还有引发全球生态系统的极大压力。要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必须在发展理念上转变思路，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源供应结构与能源革命与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走出一条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由于身处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已经不可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那样发动殖民战争和商业战争，到世界各地去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原料来源和市场空间，而且还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种种限制和约束。因此，在种种内部和外部条件约束下，“一带一路”只能寻求一条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走一条内向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和谐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技术创新的道路，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从自身获得实现发展的资源和能源支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同时，在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多地并非取决于资本和市场，而是取决于知识和信息资源，知识和信息成为财富增长的新的源泉。目前，在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新一轮财富争夺中，发达国家的利益在于维护知识自由贸易，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提高后发国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发展自主技术和产业，鼓励技术应用和信息扩散，降低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决定“一带一路”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自身，不是来自于自身社会积累和规模膨胀，而是来自于建设和谐有序、法治健全的社会发展环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时代，能否背靠“一带一路”腹地庞大的市场，创建有利于发展创业的良好环境，致力于提升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素质的问题，成为决定“一带一路”发展前景的关键。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条探索新发展理论之路，在现代化理论陷入困境之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探索新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要重视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人的现代化之路，而非仅仅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着眼于推动从综合国力理论向国际竞争力理论转变、从传统现代化理论向共同现代化理论转变、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理论向全面发展理论转变，只有将上述发展理论与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新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才能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