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重心转移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自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已有沿线五十多个国家响应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起步，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已经成立，《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已经启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实施的新阶段。

显然，“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构想，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然而，“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战略，它对于中国战略全局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它将中国和世界带向何方？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战略重心转移：公平正义

三十多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发展战略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大扩展。

然而，在中国取得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格局不平衡、发展脉络不通畅和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首先，发展格局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广大乡村地区。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造成对交通、电力、住房、通信、环境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高房价、交通堵塞、电力供应紧张、雾霾天气等等“城市病”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发展越快的地区，越是这些问题暴露最严重的地区；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发展滞后，人才流失、劳动力老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治理真空，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地方黑恶势力抬头。受此种发展格局向东南沿海倾斜、向大中城市聚集的趋势影响，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是这些矛盾释放的产物。

其次，发展脉络不通畅，主要表现为过多依靠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基础产能和制造业的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业等发展滞后，在发展脉络上存在着低端产能和高端产能互动不畅的问题。从央行和各商业银行公布的各类贷款数据来看，迄今为止，中国贷款资金流向依然集中在“铁公机”、房地产和钢铁、建材等产能过剩行业，而股市资金流入行业也大多集中在保险、银行、房地产、电子通讯等行业。这一基本的贷款资金流向格局决定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如何转化日益增长的过剩产能，并引导资金向高端产业转移，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课题。否则，越来越多的过剩产能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而且还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内政外交压力，近年来困扰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也有着深刻的国内发展根源。

最后，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协调，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日益严重的“新二元结构”上，也表现在东部地区和城市在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不配套上。就基础设施投入而言，不仅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而且东部地区也存在着城乡之间的“落差”，城市也存在着“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建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中央决策形成了日益上升的压力，有关各方都以社会公平为名义，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项目支持。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战略上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相应得到解决。然而，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格局不平衡、发展脉络不通畅和基础设施不协调不配套等问题，发展不仅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与发展问题在性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类型的矛盾。发展在性质上属于“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而不平衡、不通畅和不协调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公平”问题。尽管“做大蛋糕”有助于缓解“分好蛋糕”的压力，但不会根本消除“分蛋糕”的矛盾。

要想真正解决好“分蛋糕”问题，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将发展战略重心从片面强调推动经济建设向提升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特别是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升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精神和习近平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的核心所在。因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是新常态下全党和全国新的工作重心，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对外工作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就是适应此种要求的产物。

战略重点平衡：“一带一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战略重点的再平衡。三十多年前，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国在战略重点上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和政策优惠，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确立了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13个边境市、县以及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鼓励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以及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然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将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到了沿海地区，在资源投放、政策优惠以及发展计划优先部署等方面都更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尽管也实行了对口援助、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但总体上并没有缩小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拉动下，发展速度加快，日益扩大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战略重点从经济建设向社会公平正义转移后，如何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定战略重点，就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后，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构想，并将这些内外构想统筹考虑，在2004年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尽管国内外舆论对“一带一路”做出了众多解读，比如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为了回避与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战略矛盾，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有的认为是为了转移国内落后产能，保护能源稳定供应；还有人误以为这是中国寻求区域霸权，扩张中国的周边势力范围等。其实，所有这些看法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误解和偏见。无论从国内发展战略，还是从地区和国际战略来看，“一带一路”从根本上都是对自身战略重点的再平衡，是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的产物。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包容性发展平台，从而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进而推动建立一个涵盖欧亚非三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洋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显然，“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自身战略重点再平衡，也是世界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它意味着中国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全面发展，也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就国内战略重点再平衡来说，“一带一路”强调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为积极的开放战略，全面加强东西部互动，通过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东部地区打造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两个核心区”，在不动摇东部沿海地区现有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基础上，再造若干新发展引擎，切实增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世界战略重点再平衡来说，“一带一路”着眼于实现世界海权力量和陆权力量的平衡发展，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来克服战略、制度、文化等复杂障碍，从而打通中国与欧亚、欧洲、中东、非洲、大洋洲国家之间的发展脉络，实现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和谐互动，逐步发展成为彼此联通的伙伴关系网络。

总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中国不再有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落后地区的分化，世界也不再有陆权力量与海权力量之间的博弈，通过推动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载体，撬动战略部署、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包容开放，有助于塑造一个地区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战略思路调整：顶层设计

毫无疑问，受各种历史、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的构想并非一帆风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可以预期和无法预期事件的牵扯。就其所涉及的复杂矛盾而言，“一带一路”是一项规模庞大、任务繁重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的互联互通和彼此衔接。姑且不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需要跨越数不清的纠葛和磨难，仅就中国自身各地区而言，就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内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创造经济特区，开展政策试点，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先后解决了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众多麻烦，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摸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石头”，逐步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发展逐步步入了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增加了“摸石头”的难度和风险，一旦发生“颠覆性错误”，就会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联动性、互动频繁性以及社会影响力等大大上升，要想跨越改革发展的江河湖海，已经没有石头可摸。

因此，面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需要逐步调整“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思路，实现战略思路的调整。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鼓励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在改革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加强顶层设计。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气魄，打好改革攻坚战。此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气魄其实就是一种强调顶层设计的思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由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是顶层设计的产物，也为新常态下“一带一路”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向实行“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战略思路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一次比较大的调整。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被动的反应和调整，而是越来越强调主动进取，下先手棋，握主动权，在内政上是如此，在外交上也是如此，中国外交也会越来越重视做负责任大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动进取，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和战略进取，“一带一路”就是这一思路主导下的产物。

战略文化创新：丝路精神

“一带一路”是一项多元战略利益、制度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庞大工程，波及社会各个领域，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如何在战略思路上寻求突破，不仅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能力，也考验着有关各方的智慧。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世界在复兴古希腊理性精神和古罗马“爱共和国”美德的推动下，通过工业革命和制度创新，实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群体性崛起，在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强调势力平衡的战略文化驱动下，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张，塑造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吹打，西方塑造的这一国际秩序尤其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重重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从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浪潮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再到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以及ISIS问题等，欧美列强强调“赢者通吃”的权力政治文化越来越无法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战略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著名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在继续强调势力平衡战略文化的同时，也指出了政治正统性（legitimacy）的重要意义。

相比西方强调以强权主导秩序的战略文化，中国近年来推动的强调合作共赢的战略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积极响应。习近平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近年来，从倡导和平发展到倡议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再到强调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凸显了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理念。中国所倡导的战略文化与西方推行的“颜色革命”“民主输出”“新干涉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对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倡导“一带一路”时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更是得到了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积极响应。

事实上，“一带一路”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方的现代化价值与非西方国家的传统价值之间的互动问题，亦即“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问题。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是针对中世纪秩序的危机，用希腊精神（理性精神）和罗马美德（爱共和国）来缔造新秩序，建立了现代的主权国家秩序和在主权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矛盾，西方现有的国际秩序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因此，近年来在国际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强调“第二次文艺复兴”，核心在于针对主权国家秩序的危机，比如目前困扰世界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等问题，需要进行战略文化的创新和世界哲学的更新。

不过，在西方思想界看来，“第二次文艺复兴”更多强调对西方古老智慧的挖掘、整理和提升。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提出，更多强调跳出西方的框架，强调挖掘非西方智慧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问题的意义，用古老的中华文明智慧（崇德、尚义、重礼）、古代印度文明的智慧（顺世、包容、多样）、古代伊斯兰文明（和平、顺服）来寻找解决当下世界问题的药方。从历史上来看，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延续了上千年，在化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方面蕴藏着大量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战略重心、战略重点和战略思路的调整，更是一种战略文化和世界哲学的重新评估。一旦打通这一文化新路，不仅意味着中国探寻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不仅继政治上站起来、经济上富起来之后实现人文上强起来的梦想，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找到了一条走出近代以来西方权力政治文化丛林的“文艺复兴之路”，走上持久和平、包容互鉴的和谐之路。这不仅是中国之幸，更是整个人类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