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基于暂时长期视角的贫困
（一）社会资本与农村暂时贫困
暂时贫困，是指在某个时点观察到的、由于短期生活水平下降而引起的贫困（Jalan ＆ Ravallion，1998，2000）。世界银行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即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性大，而且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这个视角强调了暂时贫困的成因并可能因此导致长期贫困。在农民遭受负向的经济、健康和自然灾害冲击的风险时，如果社会资本能够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将使他们免于因病因灾而致贫或返贫，从而陷入暂时贫困。很早就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供非正式保障，从而减轻或免受暂时贫困之扰（Yan，1996）。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正式信贷及保险市场严重缺失或者不完善的现象普遍存在，各种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式风险分担安排相当普遍，并成为保障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暂时贫困的最重要方式。
较早从理论上验证在风险分担存在于非正式的保险机制（比如社会网络）中的是Coate ＆ Ravallion（1993）。他们基于正式保险制度和正规金融制度相对匮乏的环境，利用重复博弈模型，发现如果各个成员的收入水平都偏低、成员间收入分布非常不平等，或者各成员的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非正式机制对风险分担的作用就会降低，从而验证了在风险分担中非正式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Bramoullé ＆Kranton（2007）建立数理模型，进一步研究了风险分担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对称性。他们发现，有效的网络能够间接地将所有人联系起来并提供完全的保险，但均衡网络只联系少数同类人，各个成员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收益取决于成员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不对称的经验事实。而Bloch et al.（2008）则基于信贷和保险市场相对落后的社会背景，从理论上研究了社会网络在非正规保险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他们发现，在非正规保险市场中的网络成员可以相互转移、共享信息，抵御风险冲击，社会网络可视为风险分担网络；当转移支付是基于社会规范时，个人有激励进行支付；而且，网络的结构直接决定了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紧密或者松散的风险分担网络均是稳定的，而中间状态的风险分担网络则不稳定。最新的研究则进一步地将社会网络结构与风险分担程度结合起来：Ambrus et al.（2010）发展了一个基于社会网络的非正式风险分担模型，发现具有多向联系的社会网络比单向联系的社会网络更广泛，使得成员间的风险分担变得更完全，而社会距离更近的社会成员间保险程度更高。他们还基于秘鲁村庄的案例，发现了存在着多向联系的社会网络结构及村庄内部完全的风险分担机制，从而为Townsend（1994）关于社区或村庄内部存在完全风险分担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对于风险分担的作用，在亚洲、非洲、南北美洲都得到了很多经验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尤其关注社会资本对平滑消费的影响。基于印度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村庄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网络能为其成员提供资金转移，有效地减轻家庭收入冲击的风险以便平滑消费，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持续性（Rosenzweig，1988；Rosenzweig＆Stark，1989）。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还发现，印度的种姓网络能够提供一种担保或保险机制，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或相互支持能有效克服暂时收入冲击而缓解成员间的收入不平等，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使得消费更为平滑（Munshi ＆Rosenzweig，2009）。除非出现足够数量的消费平滑机制，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种姓网络将继续在印度农村起着平滑消费的作用。对印尼的研究也发现，在遭受负向冲击时，邻里间的非正式保险往往非常重要（Sullivan，1994）。在对菲律宾北部村庄的研究中发现，风险分担并不存在于村庄内部，而是存在于由亲戚或朋友形成的社会网络中，主要表现为网络成员间的相互捐赠或借贷（Fafchamps ＆Lund，2003），而且村庄内家庭间相互保险社会联系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社会距离和地理相邻性，家庭间收入风险的差距则只有微弱影响（Fafchamps＆Gubert，2007）。在中国，信任更多地是在家庭、宗族、村庄等亚社会群体（sub-societies）等基础上的特殊信任（Fukuyama，1995）。在中国东部的研究中发现，通过标会这一非正式民间金融形式，村庄信任能够解决家庭突发性的紧急支出，从而对减少暂时贫困起到积极作用（Hu，2007）。农村的宗族网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信任网络，尤其是在具有宗法传统的中国农村。通过运用包含宗族祠堂和家谱信息的独特面板数据，郭云南等（2012）分析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的影响，发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原因在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发展相对滞后，宗族外成员难以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宗族网络于是成为一种信用或担保机制，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无独有偶，Angelucci et al.（2008）在拉丁美洲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研究了墨西哥农村以姓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在家庭消费保险中的作用，发现相对于村庄内不存在社会网络的家庭，村庄内存在社会网络的家庭平滑消费程度更高，原因在于成员间能够沟通信息并相互支持。在关于南非及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中，Carter ＆ Maluccio（2003）和Mogues（2006）也发现了社会资本对于缓解负向冲击影响、平滑消费的积极作用。De Weerdt ＆ Dercon（2006）运用坦桑尼亚村庄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发现，村庄内并不能为家庭提供完全的风险分担，家庭的平滑消费是不完全的，但完全的平滑消费存在于社会网络中，这和Fafchamps＆Lund（2003）在菲律宾的发现较为一致。他们还发现，社会网络越大，家庭的平滑消费程度将越完全。其中食物消费的风险分担是完全的，而非食物消费的风险分担部分存在于社会网络中。
然而，并非所有文献都完全支持社会资本能够平滑消费的观点。比如，Gertler et al.（2006）利用印度尼西亚家庭层面的纵向数据，对未及预料的家庭负向健康冲击下社会资本对消费能力保险作用的估计中，并没有发现支持社会资本对保证消费水平作用的证据，进而对由Grootaert（1999）和Grootaert（2001）提出的“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而且，随着经济和市场化的发展，社会资本的这种作用也很可能下降。对中国案例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家庭更注重于个体利益而非家族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互惠互利或风险分担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网络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风险分担、互惠互利的作用仍主要体现在血统较近的亲属网络中（Huang，1998）。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的研究也发现，互助、公民参与和信任这三种社会资本并不能帮助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和平滑消费，证据显示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上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减弱（陆铭等，2010）。随着正式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的功能可能会随之改变（Stiglitz，2000），这也是解释许多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长期贫困
长期贫困，亦称为慢性贫困，是指在某个时点观察到的由于长期较低的福利水平产生的贫困（Jalan ＆ Ravallion，1998，2000）。造成长期贫困的最重要原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四个方面。社会资本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也与环境有关。社会资本的缺乏是造成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社会资本的丰富以及对其的有效利用，则有利于减轻长期贫困。许多学者用“生计分析”（livelihoods analysis）方法分析长期贫困的原因，这种方法结合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并采用了贫困因素代际传导的分析框架（Hulme，2003），其中有很多因素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比如：传统、制度、权利规范、价值体系这些因素通过社会化和教育进行传导；社会地位（如家庭、团体、种姓、种族、民族、语言、长相等）通过亲属关系进行传导；而能否接近主要的决策者、政治资助人、公民的社会组织和发展机构这些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传导。同时，代际传导也和社会排斥密切相关，社会排斥既是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果，也是社会资本匮乏的原因。尽管社会关系、集体行动和地区组织可能将穷人结构性地不断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本的欠缺可能使得最穷困的农民陷入长期贫困而不能自拔（Cleaver，2005），但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资本通过增加融资与创业、公共品提供、劳动力流动和新技术采纳等渠道，起着增加发展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从而能够减少农村长期贫困。不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的这种作用也在逐步降低。
1. 融资与创业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的家庭缺乏担保品，而关于他们信用水平的信息也非常缺乏，导致这个群体的借款者很容易在现实中被排除出正式的信贷市场，从而加剧了长期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正式制度未建立或者不健全，产权保护也相对较弱，这些问题使得解决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面临非常不利的环境。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正式和非正式信贷市场上的信贷，甚至起到保护产权的作用，促进融资和创业以增加穷人的发展机会，从而降低长期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为减轻甚至消除长期贫困提供持续的动力。
首先，各种关系网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等形式的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上可以使穷人更便利地获得信贷，从而改进发展中地区信贷发放的绩效（Bastelaer，1999，2000），帮助处于长期贫困境况中的贫民利用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摆脱长期贫困陷阱。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以借款人的信誉或其归属的社会网络作为社会抵押品，以代替传统的物质或金融抵押品。诸如Grameen银行这类信贷发放体系的成功，除了可以归功于借款人的水平网络，对借贷双方之间的垂直或层级关系网络也极为倚重。Samphantharak ＆ Townsend（2009）对泰国的研究也发现，亲属网络提供了网络成员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及偿还能力等方面信息，使其成员能够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而且能将网络外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
其次，除了在正规的信贷市场上发挥作用以外，社会资本还通过非正式金融，如各种形式的轮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ROSCA）来起到为农村居民融资的作用，促进投资和创业，进而为解决长期贫困问题提供动力源泉。在印尼农村和城市，就有许多最早产生于非正式的轮转基金的社区组织，以及保留了轮转结构的规模更大的信用合作社（Eldridge，1995）。这样的轮转信用群体也受到了社会资本文献的广泛关注（Gertler et al.，2006；Putnam et al.，1993），比如Hu（2007）对中国东部农村中标会运行机制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村庄信任对创业的正面作用。
再次，更重要的是，社会网络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担保机制，社会网络产生的信任能促进更多私人融资。亲属网络不仅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可以作为一种隐形的担保机制，因此在一个家庭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这个家庭就可以将这笔贷款转移给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亲戚，将正式融资转化为民间融资，从而提高家庭的投资水平。这得到泰国和秘鲁等国农村调查数据的支持（Karlan et al.，2009；Kinnan＆Townsend，2010；Samphantharak＆Townsend，2009）。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对农民创办自营工商业所发挥的作用越大，依托亲友关系的非正规金融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缺陷。马光荣、杨恩艳（2011）发现，中国农村个体工商业的初始投资和后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亲友的借款，因为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促进民间借贷。
此外，在产权残缺甚至产权模糊的特殊条件下，社会资本也发挥着满足金融需求甚至保护产权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在正式的产权法律模糊而摇摆、制度发育不全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初期，宗族团结和信任通过对农村私营企业产权进行保护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中国农村私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Peng，2004）。在中国农村的现有残缺产权条件下，社会网络是农户平衡现金流、弱化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手段，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对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有积极意义，但是农户民间借贷行为的规模和作用随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而趋于弱化（杨汝岱等，2011）。
2. 公共品提供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对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及其消费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是突破农村贫困循环、解决农村长期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教育的投入，能提高农村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通过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的投入，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通过建设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产品流通市场，能够降低农村的社会生产成本。这些农村公共品对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减轻长期贫困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扮演着与正式制度互补的角色。村庄的宗族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公共品提供方面扮演着与村庄选举这种正式制度互补的角色，其不同的结构对公共品提供有着不同的影响，从而为解决长期贫困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基于这一视角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农村，如果通过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来源于该村最大姓氏，那么其任期内村庄自发的公共品投资数将会增加，这是因为其所属的宗族将会支持其政策并进行有效监督，使其更有效地行使权力。这种现象可归结为由宗族产生的非正式权威与由选举产生的正式权威之间相互重合、相互认可的“权威耦合”（Xu ＆ Yao，2009）。有寺庙、教堂、宗族等民间组织形式社会资本的村庄，其公共品投资的水平明显高于没有这些组织的村庄，单一宗族的村庄会存在更多的公共品或服务的提供（Tsai，2007）。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村庄选举中。在印度村级选举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种姓通过在种姓内部推选能干的领导并帮助其当选，从而会提高村庄公共品的投资水平（Munshi ＆ Rosenzweig，2009）。在对印度南部村庄的研究中发现，比较均等的姓氏结构倾向于扩大公共品，但当选村主任的姓氏比例占据较大份额时，将会伴随着更多私人品的提供（Besley et al.，2004）。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农村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的研究，也类似于关于姓氏结构的研究。比如，Miguel ＆Gugerty（2005）利用肯尼亚西部农村667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发现，族群多样性会带来较差的公共学校设施建设及居民用水设施，族群多样性对集体行为产生的负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激励相对薄弱、族群之间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并最终减少社区中对公共品的提供。
3. 劳动力流动
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为打破长期贫困的恶性循环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力量，已经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途径，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信息传递和提供社会保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资水平。
社会关系在传递劳动力市场信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有着显著的影响。不同的关系类型有不同的作用（Zhang＆Li，2003），比如，有亲戚或朋友帮助的个人更可能选择外出打工并获得高薪非农工作，家里有村干部的个人则更可能获得当地的非农工作。研究也发现，早期的外出打工农民工在迁入地形成的社会网络，能为后续打工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帮助后续打工者向城市迁移而找到高薪的非农工作（Zhao，2003）。Chen et al.（2008）发现，村庄层面的外出打工率的增加能提高村民个体外出打工的概率，而且村庄外出打工率依赖于家庭与其他村民间社会互动的强度和类型：信息分享互动能够提升同行效应，而劳动互助则减少这种效应。即使使用土改时家庭的政治成分作为村民互动的工具变量处理后，这些结果也无明显改变。有趣的是，尽管以上研究发现中国的“关系”网络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甚至找到高薪的工作，印度的种姓网络为其成员提供的相互支持却反而限制了转移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不过，当社区网络在新工作环境中形成之后，整个种姓网络都可能外移，形成的新网络能够提升成员的人力资本，因而带动成员摆脱低水平陷阱的困境（Munshi，2011）。较新的研究运用墨西哥美国迁移数据，研究了迁移网络促进外出打工的具体机制（Dolfin＆ Genicot，2010），结果发现网络成员间能共享各种就业信息——这和Munshi（2003）的发现一致，还发现网络成员间相互提供融资，及在迁移目的地的互相关爱等，可以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外出迁移的可能性。
基于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固定观察点调查”和北京大学“村庄选举调查”的数据研究，郭云南、姚洋（2013）发现传统的家庭宗族网络强度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可能性——相比于姓氏没有祠堂或家谱的家庭，在姓氏有祠堂或家谱的农民家庭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更高。围绕着宗族网络而产生的往来礼金和礼物关系，又为宗族成员的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从而促进外出打工。不过，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作为传统农村的典型特征，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趋于弱化。这种基于宗族的传统组织如宗族和现代市场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发现，对于改进扶贫政策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社会网络不仅能够传递劳动力市场信息，而且在影响工资水平方面发挥了作用。第一条途径可能来自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的突破。佐藤宏（2004）基于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在克服进入国有部门的制度障碍方面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于外出流动人员收入的影响因就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二条途径来自通过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来达到。研究表明，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及工资水平均无明显作用，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只能通过增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他们能够跨越更远的距离，到达离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更近的劳动力市场，并在那里以更高的概率找到非农就业和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章元等，2008）。第三条途径和社会资本异质性及重新构建有关。尽管有研究认为，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章元、陆铭，2009），社会网络不能直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水平，它只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农户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对就业者工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章元等（2012）基于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且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叶静怡、周晔馨（2010）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
4. 新技术采纳
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环境资源约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于农业资源条件不利的贫困地区而言，采用新的适用技术更应成为克服环境资源约束、减轻长期贫困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有不少研究表明，许多新技术在传播过程中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而贫困地区在接受新技术速度方面更是慢于发达地区。基于宗族网络和村庄信任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可能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生产信息的传递，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分担村民的收入风险。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坦桑尼亚村庄的社会资本和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支持（Narayan ＆ Pritchett，1999）。对莫桑比克农村的研究也发现，社会网络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决策依赖于其所属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民的决策。相对于基于地缘的网络，这种决策更多和亲友网络相关，而且这种关系呈现倒U形：当采用者较少时，社会网络效应为正；如果社会网络中采纳新技术的农民很多，效应为负，从而降低收入风险（Bandiera ＆Rasul，2006）。研究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社会资本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和机制，对改进国家科技扶贫政策的制定十分有益。